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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课，教学生弹钢琴。讲课报酬大概是一小时20法郎。

这些干家教的收入萨特主要用来补贴伙食。学校的伙食不太好，他有时在饭馆吃饭，在咖啡馆喝喝咖啡。就他手中这点钱，要想常去大剧院看戏剧是不可能的，但一个星期看一、两场电影还是可以的。总而言之，现在他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了，不再需要靠继父的钱来养活自己，这是特别让他开心的。经济上的独立使他有一种充分的自由感，几年前在拉罗舍尔发生的“偷钱事件”的阴霾至此才最终被一扫而光。

他继续在学校住宿，一般每星期有两次同家人一起吃午饭，然后回到学校。现在他同家里人的关系，包括继父，反而比以前好了许多。这并不令人奇怪：正因为他现在独立了，不需要依赖对方了，对方不再成为自己烦恼的根源，他们的关系才能得到缓和。萨特开始感觉到，他和家人之间多少也有一种温情关系。

萨特在学校的住宿条件也不错，刚开始是三、四个人一个房间，后来变成两个人，是他和尼赞住在一起。最后尼赞去了亚丁，萨特就是一个人一间房。巴黎高师对学生的作息制度也规定得比较宽松。一个学生可以在校外一直呆到半夜，然后他可以翻墙而入，没有任何人来干涉。萨特觉得这样一种环境实在是太自由了。

在干家教的时候，撒特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工作。他觉得这就像玩儿一样，很轻松，很自如，虽然他讲课时也是十分认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外祖父的影响。外祖父经常在家给学生授课，小时侯撒特常常看到学生来家里找外祖父，外祖父同他们交谈，有时还请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外祖父就得到大笔的钱。在他的印象中，外祖父的工作就是请他的学生吃饭，所以很难将工作与报酬联系在一起。

自从开始有了自己挣的钱后，萨特就有了大把花钱的习惯，因为他觉得这钱挣得一点也不费劲。他把它看成谁都可以用的资金。一旦有了钱，他就邀请朋友们一起去饭馆，常常是在那里花光他手中的最后一分钱。特别是在同一个姑娘外出时，萨特更是表现得十分慷慨，一点也不在乎花钱。萨特在巴黎高师很快就有了慷慨大方的名声。不过他自己倒不觉得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做是很自然的，有了钱就应该同朋友们一起分享。

在使用金钱方面的这一特点，萨特保持了一生。　以后他成了有名的作家，常常能拿到大笔的钱，但他始终对自己写的书和因此得到的钱之间的关系困惑不解。他酷爱写作，献身文学，但这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在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却可以得到钱财，这是他难以理解的。特别是一本小说或一个剧本已经出版许多年，由于国外的译本或演出，他突然收到一大笔版税。看着一张张大额汇票，他不禁想到：“我真的应该得到这笔钱吗？”

萨特成名之后，就其收入来讲，他应该属于富人阶层了，但他并没有什么财产概念，也没有自己占有多少多少金钱的感觉。晚年一次谈话中，波伏瓦问他想到过用自己的钱来投资或炒股票没有，萨特对这一提问大感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实际上，虽然就收入而言他属于富人阶层，从他自己使用金钱的数额和方式来说，他的生活方式仍然属于中下层。他的钱花在自己身上的其实很少，绝大部分都是给别人用了。在70岁时，他回答访谈者的提问，大致上算了一下每月的花费，他的钱有六分之五是花在别人身上，他自己的花费大约只占六分之一。他的钱大都给了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主要是一些女人，他所喜爱的女人。有的女人，他供养了她们一生。直到晚年，在他临终之时，他还在惦念着自己的钱不够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自己要养活的那几个人。

仅仅拿通常意义上的慷慨来形容萨特的这种特性，恐怕还不够准确。所谓慷慨，那是已经意识到自己占有了大宗财富而将其送给别人，而萨特对于金钱没有任何占有的概念。在他看来，金钱除了供人获得所需要的东西，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它只是获得需要物的凭证。既然如此，如果别人也需要这些东西，那就可以共享。萨特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家产。在他已经十分有钱的时候，他还住在一所公寓里，房间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没有别的东西。作为文化人，他甚至也没有什么藏书。如果说萨特也占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占有词语；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放到那上面，投身于写作。正因为如此，他对实际上的物质财富反而没有任何占有欲。从其精神境界来说，他倒确实当得起一个“无产者”的称号。

萨特在巴黎高师感受到自由，不仅仅是在生活方式上，还包括思想方面。学生们的思想信仰是完全自由的。因此在这个学校里，充满了一种活跃、开放的人文气氛，各种思潮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拥护者，同时也可能受到另一些人的激烈反对。

学生中在政治信仰方面大致可以分为左右两翼。左翼学生大都信仰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信仰共产主义。右翼学生大都同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有一种很强的传教士倾向。

萨特有些超然于这些政治态度的对立之外，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立场，但他也不怎么希望它；同样地，他不希望资本主义，但也不是明确地反对它。这时他对政治活动完全不感兴趣。在他看来，这些同学不过是在学习之余玩一种思想上的游戏，而他并不想参加这种游戏。另一方面，萨特也有点羡慕这些同学，因为他们有明确的信仰，而他没有能力反驳他们的观点。

但萨特的这种超然也不是绝对的中立，他还是有自己的政治态度的。一般来说，他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很厌恶的，对那些自恃高贵的资产者是很厌恶的。在大学期间，他结交朋友不是根据对方的政治态度，但在不期然间他们全都是左翼，不是社会主义者就是共产主义者。因此也可以说他属于左翼学生，不过他是一个左翼个人主义者，他是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对立于现存的社会。而他对于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右翼学生是从不接近的，因为他早已没有宗教信仰，否认上帝的存在，特别厌恶宗教信徒们那种盲目乐观的倾向，认为他们是自我欺骗。

萨特在大学一如他过去一样，对于虚假做作的事情是难以忍受的。有些学生以尼采的信徒自居，而且追求时髦，穿着夜礼服外出，做出一副高贵的样子来。萨特虽然也读尼采，却看不惯这些人的作为，于是他找了几个朋友躲在楼梯口旁，待这些学生深夜归来时，用水枪向他们身上喷水，同时高喊：“查拉图斯特拉就是这样撒尿！”弄得这些尼采的信徒们一个个狼狈不堪，抱头鼠窜。

萨特晚年回忆这一段经历说，他当时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恶意，也就是一种恶作剧；不过他想表明，这些学生追求的是些外在的无意义的东西，真正天才的闪光是不拘形式的，不追求时髦的；摆出一副高贵做作的样子在晚宴上频频举杯，这并不是真正的尼采精神所要求的。

总的来说，萨特在大学期间，在结交朋友方面是比较挑剔的，而不是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对于不怎么认识的同学，他认为他们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他同他们没有友谊关系，没有往来，没有什么联系；他们只是彼此认识。这应该是他童年不合群的性格特征在大学期间的一种表现。

萨特认为够资格成为他的朋友的，应该具有自我意识，对自身有判断力，敢作敢为，意志坚强。在他看来，这实质上导致一个人的自由。同他一起从路易大帝学校考进来并成为朋友有两个：一个自然是尼赞，还有一个叫马厄，是图卢兹人，也是学哲学专业。这三个学哲学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在学校里颇有名气。他们平时不与其他人来往，上课时也不同其他人坐在一起，十分高傲的样子。再加上他们各自不同的穿着：尼赞永远是领导着服装的新潮流，衣着十分新颖得体；马厄穿着也十分讲究，配着一头金发，显得英俊潇洒；只有萨特不修边幅的，他往往只穿一件开领衬衫，有时脚上甚至只趿拉着一双拖鞋，在大学城里逛来逛去。

大学城的学生们对这三人往往是敬而远之，有的将他们视为怪物，有的对他们充满神秘感，但有一点看法大概是一致的：这三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如果从挑毛病的角度看，大学生们对这三人印象最深也最坏的是萨特。他们在背后议论说，萨特是个好色之徒，喜欢引诱女孩子；他还是一个酒鬼；此外，他还好跟人打架。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幸福时光（2）

如果排除贬损的因素，这一评价应该算是客观的。他用水枪去扫射尼采的信徒们，虽然只是恶作剧，谈不上就是暴力，却反映了他在拉罗舍尔获得的暴力情结并没有消解。而有时他也动真格的，跟别人大打出手。不过萨特跟人打架，总是有原因的，往往是他受人欺负，而对方看来比他强。如果对方是个弱者，他一般不会出手。

有一次萨特和几个朋友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学校，他们一边走，一边口里哼着俚俗小调。这时迎面来了一个学生，看不惯他们这副样子，走过来制止说，这不像个大学生。然后他就走过去了。萨特的两个朋友十分生气，要回过头去“教训教训”这小子一下，也就是要去揍他一顿，被萨特婉言劝阻了。萨特认识这学生，他叫莫里斯•；梅洛─庞蒂，也是学哲学的。这人很聪明，成绩优秀，就是时时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孔夫子倡导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那种人，被学校看作听话的好学生。而萨特和他的朋友则是不拘小节的，属于不太守规矩的那种学生。萨特和梅洛─庞蒂虽然认识，彼此并不喜欢，平时也互不理睬，不相往来。

这次梅洛─庞蒂过来制止和教训他们，萨特虽然也很生气，但看到他一个人居然敢冒犯他们好几个，心中反而对他有了一丝好感，而且觉得以多打少，胜之不武，不是真正的好汉之所为，于是就出来劝架，放了他一马。

梅洛─庞蒂与萨特在学校的关系虽然不好，没有什么往来，以后却有较深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萨特组织了一个反对纳粹统治的地下抵抗小组，梅洛─庞蒂是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战后，萨特办了一个名为《现代》的杂志，编辑部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梅洛─庞蒂是编辑部的骨干成员。由于与萨特在思想观点上存在分歧和矛盾，梅洛─庞蒂在1952年退出《现代》编辑部，断绝同萨特的来往；1955年他又出版《辩证法的冒险》一书，激烈抨击萨特的观点，将他们的分歧公之于众。

1961年，梅洛─庞蒂逝世，萨特为他出了一期《现代》专号，以示纪念。他还自己写了一个长篇回忆文章《活着的梅洛─庞蒂》发表在个专号上。这篇文章不是像通常的纪念文章那样，为死者说几句不痛不烊、口是心非的赞美辞和门面话，而是实话实说，情真意切。它不在意个人的小小恩怨，而是着眼于时势大局来把握、分析、理解彼此的分歧与不和；无论对人对己，都不文过饰非，最后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悲剧性的人与人的关系。由于这篇文章叙述生动，析理透彻，情理交融，被评论者视为萨特最好最感人的散文之一。萨特在此文中对待梅洛─庞蒂的态度与他30多年前在巴黎高师时是一致的：承认分歧，尊重对方。

在哲学专业和学校之外，萨特还有一个“自家人”的小圈子。其中一个朋友叫皮埃尔•；吉尔，他也是巴黎高师的学生，但不是哲学专业，而是学文学的。在萨特同尼赞的关系冷淡之后，吉尔成了跟他关系最为密切的朋友。萨特觉得同吉尔交往起来十分轻松，因为吉尔不关心什么形而上学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确定的思想，他俩在一起时往往聊一些有趣的小事。

但萨特同吉尔相处，也有不太适应的地方。吉尔感情比较细腻，对待朋友可以说是体贴入微。这本来是一个优点，却往往让萨特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不习惯一个男子对待自己就像一个女子那样温柔。当吉尔这样表示时，萨特感到十分窘迫不安，就好像对方是一个同性恋者在向自己提出猥亵的要求一样。更让萨特难堪的是，吉尔有时当着他的面脱得光光的，这是在洗澡或换衣服的时候。吉尔自己觉得没有什么，而萨特却震惊万分，不知道应该将眼光往哪儿放。

许多年后，萨特在日记里分析自己的感觉，问这是不是一种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的表现。在萨特所说的这种场合，男性通常不会有他这样强烈的反应，例如在澡堂，大家都赤裸着身子，彼此觉得没有什么。由此看来，也许萨特有一种潜在的同性恋倾向。萨特对男性的某种厌恶也是这种倾向的曲折表现。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男人的身体总是让我受到震撼，它给我太过分、太强烈的感受，使我感到自己可能突然产生欲望，我不喜欢男人，我的意思是指那个人种意义上的男人。”

不仅在生理和肉体上，男性在精神和情感上的裸露（即过分亲密）也让他难以承受。一旦同某个男子的关系由肤浅的友好转变为深层的亲密时，他总是感到窘迫不已。他既不喜欢向对方吐露自己的秘密，也不喜欢对方向自己细叙衷肠。萨特解释这一点说，这不是将自己封闭起来，而只是愿意将自己要说的告诉每一个人，而不是专对某一个人。总而言之，对男性而言，他不得不保持某种距离。这正好同对女性的态度相反。因此，即使这时萨特同尼赞的关系已经相当冷淡，他同吉尔的友谊还是不可能达到当年同尼赞在一起时的深厚程度。

吉尔曾给一个叫莫雷尔的孩子当家教，后来他把这个位置让给了萨特，并介绍萨特同这孩子的母亲莫雷尔夫人认识。这样，莫雷尔夫人也成了萨特的朋友。她的丈夫是医生，家里很富有。莫雷尔夫人十分热情好客，而且风度迷人，在她家里呆着让人感到特别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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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同他们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吉尔同莫雷尔夫人之间有一种超出友谊的爱情关系。萨特与莫雷尔夫人之间关系也很亲密；萨特欣赏她的迷人风度，她喜爱萨特的才华和对事业的执着，但这种关系中没有罗曼蒂克的成分。萨特晚年回忆说，莫雷尔夫人是他唯一有着纯粹友谊的女朋友，也就是只有友情，没有爱情；而同别的女性茭往，通常都含有爱的成分。

早期萨特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在困难时曾得到莫雷尔夫人的多次帮助。他同吉尔和莫雷尔夫人的友谊维持了很长时间，大约有三、四十年之久；由于政治立场和见解不同等因素，他们的关系逐渐疏远起来，最后断绝了交往。

萨特在巴黎高师的生活可以说是充分自由的，他感到快乐和幸福。但到了毕业的时候，他被迫进入一个不那么自由的环境：1929年11月，他开始服兵役，为期1年半。这让数年来的好心情一下子变坏了。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自由正在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所限制，而这是他最为厌恶的。在临去军营的头一天晚上，他去看了一场著名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