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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的权利都‘上缴’了进而一切听从别人的安排？”（《刘心武论》，《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77《班主任》（4）

谢惠敏作为一个“典型形象”的诞生，颇具耐人寻味的戏剧性。刘心武写《班主任》，本意主要是为塑造歌颂张老师这个“抓纲治国”的英雄人物，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揭露“四人帮”给祖国下一代造成的“内伤”，由此写出了宋宝琦和谢惠敏两种不同类型的受害者。据刘心武自己介绍：宋宝琦这个人物形象在读者中产生共鸣，是他预先估计到的，而谢惠敏在读者中产生更大的共鸣，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对有人主动写信来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就是谢惠敏，这一点我事先估计不足。而事实上来信承认自己是谢惠敏的读者，竟比承认自己是宋宝琦的多几倍！”（《生活对创造者说：走这条路》，《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这说明刘心武对谢惠敏这个人物形象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尚未认清其价值的情况下匆匆写进作品。

据刘心武自述：在1976年底召开的一次揭批“四人邦”的座谈会上，他发言谈到：“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愚民政策在中学生中造成两种精神畸形儿，一种是小流氓，问题暴露在外，比较容易引起人们注意，另一种当着小干部，被认为是标准的好学生，不大容易发现，发现了不大容易受重视，后者如果不转变，恶性发展下去，比前者更具破坏性。这些内容构成《班主任》的基本素材，小说中的宋宝琦和谢惠敏的人物形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写到谢惠敏的时候，作者颇为踌躇：“生活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宝琦，这一点广大读者是深有体会的，把这样的形象写入作品，虽然担着一定的风险，多数读者恐怕还是能够接受的；而生活中还有不少的谢惠敏，这一点究竟有多少读者能够承认呢？把谢惠敏这样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的团干部，写成被‘四人帮’造成‘内伤’的状态，会不会被扣上‘污蔑’‘丑化’的大帽子呢？会不会被认为是搞‘暴露文学’？”为此，刘心武两次翻阅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复验证，确认自己所暴露的是“四人帮”在人民中遗留下的恶劣影响，才放心地写下去。（《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光明日报》1978年10月3日）

将谢惠敏这样的精神畸形儿仅仅视为“四人帮”毒害的产物，是一种浅层次的看法，反映出刘心武认知的局限。尽管如此，谢惠敏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隐含着深刻的内涵，惟其如此，在阅读过程中其意义被源源不断地阐发出来。刘再复说过一句令人悚然的话：“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积淀着一种谢惠敏式的惰性的血液。”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惠敏这个形象并不是刘心武一个人创造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典型是千万个受到震动的读者选择出来，并由当时的评论家们协同创造出来的。”（曾镇南《刘心武论》，《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

刘心武的文学创作不以思想深刻见长，其过人之处，在灵敏和聪明。刘心武写过一篇妙文，将这种聪明和盘托出，其中这样写道：“我写《班主任》，构思了好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绕了好久。最初，我脑中形成了宋宝琦的形象。然而那时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四人帮’造成了宋宝琦这一类的畸形儿，倘若急于提笔来写，那么难免与别人的作品立意相似。所以我就不甘心，脑子里继续绕，也就是往深处思考，这样就逐渐凸现了谢惠敏的形象。捕捉到了这个形象以后，我才动笔写那篇小说。结果读者读那篇小说时，本以为出现了团支部书记形象，是一个以前已经见识过的帮助小流氓的下面形象，没想到小说写到后面，却绕过了他所熟识的形象和猜想，展现出他未曾想象到的意境：谢惠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令人焦虑的畸形儿！”（《绕》，《花溪》1982年第1期）这表明：刘心武写出谢惠敏这个形象，与其说是出于深邃的思想和强烈的艺术感受，不如说是出于艺术创新的需要，它给刘心武带来意外的收获，也不可避免地留下遗憾。道理很简单：倘若作家主体意识尚未充分觉醒，学养功力欠到，单凭“绕”这一技术层面的努力，作用毕竟有限。无怪刘再复在肯定刘心武“与时代共同的脉搏”的同时，对他的“不经意”表示遗憾，认为这种不经意的创作，使刘心武没未能在谢惠敏这个灵魂的渊海中更深地开掘，否则这外人物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谢惠敏的愚昧无知中，纠集着偏狭极端的阶级斗争观念，对此作者视而不见。张老师（实际上也就是刘心武自己）痛心于谢的愚昧无知，却无条件肯定她的阶级觉悟、斗争哲学。从这个角度看，张俊石与谢惠敏没有本质的不同，差别仅在于：一个是纯然的无知，一个自以为知的无知，都是值得救助的对象。这样一来，张老师的“救救孩子”不能不显得格外勉强，缺乏《狂人日记》那样的忧愤深广的感染力。其实，在那个荒谬的时代，受伤害的远不止是宋宝琦、谢惠敏，作者本人也应当是其中之一。就在一年之前，刘心武还在写《睁开你的眼睛》那样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小说。其中的小英雄方棋，无疑就是后来的谢惠敏。无独有偶，其中也有一个类似《牛虻》事件的细节：方棋偶然得到郑可意遗忘的笔记本，随便一翻，便“像侦察兵发现了敌人的重要炮位似地皱起两道眉毛，激奋地对大家说，‘这是一本手抄的黑小说！”当场没收。这与谢惠敏读也不读就断定《牛虻》是本“黄书”，是何其的相似。不同的只是，前者是无条件肯定的无产阶级小英雄，后者是挽救的对象。刘心武在没有完成自我清算，对自己的局限性没有认知的情况下，匆匆地赶新的时代潮流，留下破绽是难免的。尽管如此《班主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延伸阅读

刘心武：《睁大你的眼睛》，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刘心武：《生活对创造者说：走这条路》，《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刘心武：《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光明日报》1978年10月3日

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濑户宏：《试论刘心武——到〈班主任〉止》，《钟山》1982年第3期

贺桂梅：《新话语的诞生——重读《班主任》，《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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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芙蓉镇》（1）

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古华

原发刊物：《当代》

发表时间：1981年第2期

（李兆忠　　撰）

就世俗的知名度和持久的影响力而言，“新时期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很少有能超过《芙蓉镇》的，这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电台的广播和电影的改编，然而最主要的，还是作品本身的力量。评论家雷达当年说过这样一番话：“有一些作品，由于触动了当前现实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它们刚一出世，便能够赢得掌声、轰动，这自然是十分幸运的事，然而也有另一些作品，它们的效力是慢性的，具有浸润和熏染的特点，就像微风在树叶间传递消息，涟漪逐渐扩展为波澜，渐渐把人们引向严峻的沉思。这样的作品同样不可忽视。长篇小说《芙蓉镇》的命运，似乎属于后一种类型。它发表并以单行本行世接近两年的时间里，评论文字不能算多，读者的兴趣却在上升，阅读者的圈子日益扩大。”（《再论〈芙蓉镇〉》，《芙蓉》1982年第6期）二十多年后重读《芙蓉镇》，尽管岁月无情地显影出它的急就、粗糙甚至肤浅，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生机，——那种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声音。它并没有过时。

1981年2月长篇小说《芙蓉镇》在《当代》第一期发表，经作者修改，同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发表出版后的一两年时间里，作者收到八百多封读者来信，《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作品与争鸣》、《小说选刊》、《文汇报》、《文艺报》和《当代》等报刊发表了相关的评论或报道，后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雷达率先撰文，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部作品写得真、写得美、写得奇。它真，它流贯着一种强大的客观生活实感，小说的人物如活人般呼吸可闻，小说的故事像生活中发生的事一样真实可信，仿佛作者只是把它们照生活本身的模样移到了纸上，很难看到斧凿的痕迹。它非但不像过去某些写农村生活的作品，用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现成结论，去过滤、宰割、砍削生活的真实，相反，它的作者有如一个勇敢的逆水行船的舟子，在历史的河道上，拨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所布下的重重迷雾，寻踪辨迹，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人物以本来面目。”（《一卷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略论〈芙蓉镇〉》，《当代》1981年第3期）蔡葵在与古华的通信中，称《芙蓉镇》“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因为它“忠实地艺术地复制了现实生活”，“把生活中丑恶的东西和庄严的东西一起挖掘出来，*裸地奉献在读者面前。作品的描写是那样朴实无华，它不借助于人工雕琢而美的自然显现，很容易让人想起李白的诗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关于〈芙蓉镇〉的通信》，《星火》1982年第8期）而据作者自述：《芙蓉镇》问世后，不少读者来信说，小说中的芙蓉镇就像是他们家乡的小镇，里面的主要人物他们都很熟悉，都像做过邻居当过街坊；有一天，一位远在内蒙古草原上当中学教师的中年汉子突然闯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客房，自报家门，对正在修订《芙蓉镇》的作者说：“老古同志，我就是你写的那个秦书田，我因一本历史小说稿，*中被揪斗个没完没了，坐过班房，还被罚扫了整整六年街……”说着，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作者也深受感动，为这位内蒙草原上的“秦书田”感慨不已。（《闲话〈芙蓉镇〉——兼答读者问》《作品与争鸣》1982年第3期）此外，据作者披露：《芙蓉镇》问世后，受到文坛前辈们的关注，沈从文将他请到家里长谈，给以艺术上的指导；丁玲赴美国讲学，在著名的《五代同堂，振兴中华》的讲演里提到这部习作；周扬找他谈了话，关心他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张光年住院期间批阅了他的习作，将一本批点过的《芙蓉镇》送给了他；沙汀将一本亲笔批点的《当代》第一期送给他；韦君宜对他很鼓励，称赞《芙蓉镇》写得厚实，乡土味重，有生活实感，语言刚健清新，画家黄永玉两次催促翻译家杨宪益将《芙蓉镇》译成英文……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81《芙蓉镇》（2）

必须指出的是，在《芙蓉镇》广受好评的时候，另有一股否定的暗流，正如《芙蓉镇》的责编龙世辉回忆的那样：“对《芙蓉镇》的看法，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公开的、见诸文字的不多。但在读者中，在编辑部内部，在文艺界，甚至一些老作家在谈论它时候，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意见还颇尖锐。譬如对它的结构，对秦书田、谷燕山等人的形象，对有关爱情的描写等等，都听到了不少意见。”（《关于古华和他的〈芙蓉镇〉》，《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6期）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是小说的那种严酷的真实性，给现实生活造成了震撼，给现行体制带来某种颠覆性的效应，引起争议是必然的。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业内人员，笔者对此亦有充分的领教，在听到的各种否定的声音中，认为《芙蓉镇》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小说的也不乏其人。这种看法之所以没成气候，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国，整个社会氛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当时评论界流传这样一句话：“《芙蓉镇》好看不好评。”

文坛前辈沙汀对《芙蓉镇》的看法，颇能说明问题。《芙蓉镇》发表两个月后，1981年5月的某一天，沙汀就《芙蓉镇》的问题，与古华作了一次长谈。尽管沙汀肯定《芙蓉镇》的基本面，承认它是“创作界一个新的成就，从内容到形式都将引起广泛注意”，同时有很大的保留，沙汀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谷燕山这一人物形象上，认为作者写谷燕山的性机能缺陷，写他的自卑心理，把这个正面人物形象破坏了；沙汀进而强调：即使是在十年*期间，党还是存在着的，还是在发挥它的作用，不能低估党在人民中的长期影响；*中的问题可以写，但要划清界限，要写出党的影响和人民的力量，《芙蓉镇》里有人民的力量，但只是一点苗头，没有充分展开，没有具体内容。对小说的结尾，沙汀也提了意见：王秋赦发疯后在街上大喊大叫，虽然生动，但把居民写得心惊肉跳，就太过分，最好改成由镇委书记谷燕山把他喝斥一顿，赶回吊脚楼，或者在居民的讽刺嘲笑声中消失。沙汀认为作者写了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气象，但是没有化作具体的形象，给人感染力不强。（《谈〈芙蓉镇〉——和古华同志的一次谈话》，《文艺报》1983年第2期）

沙汀对《芙蓉镇》的这些看法，反映了老一辈经过革命思想洗礼的作家，对文学新秀离经叛道倾向的不安，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拳拳忠心。必须承认，沙汀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庸俗社会学”色彩，其理论根据，是文学的党性原则；其理论前提，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绝对真理——*的历史唯物主义。按照这种理论，阶级斗争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地发展，永无止境。这种激进的理论在动荡变幻的现代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后来独占鳌头，负面效应愈演愈烈，直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芙蓉镇》的立意，是要否定*，否定阶级斗争，而沙汀关心的，首先是维护党性，两者难免产生错位。从此后不久发表的《闲话〈芙蓉镇〉》一文看，古华并没有接受这位文坛前辈的批评，关于谷燕山这个人物形象，作者这样写道：“谷燕山首先是个普通人，是山镇上的百姓中间的一员，跟山镇上的百姓们共着命运安危，也有着个人的喜好悲欢。然而他主要的是一个关心人、体贴人、乐于助人的正直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存在，无形中产生了一种使小山镇的生活保持平衡、稳定的力量。在山民们的心目中，他成了新社会、共产党的化身，是群众公认的‘领袖人物’。当然，这样写党的基层领导者形象，特别是毫无隐讳地写了他个人生活的种种情状，喜怒哀乐，或许容易产生一种疑问：在‘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间人物’、‘转变人物’等有限的几个文艺人物品种里头，他到底应该归到哪一类、入到哪一册去呢？要是归不到哪一类、入不了到哪一册又怎么办？由此，使我联想到我们的文学究竟应当写生活里的活人还是写某种类别化了的模式人，‘套中人’？所以我觉得，谷燕山这个人物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作为我们党的基层干部的形象，并无不妥。”

1981《芙蓉镇》（3）

《芙蓉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可由两个维度看出：其一是共时性的“反思文学”，其二是历时性的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写作。就前者来说，由于受到一种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比如党性）的制约，许多“反思文学”作品（如王蒙的《布礼》、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李国文的《月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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