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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是应该战死沙场的，赵登禹将军就是提着脑袋去拼去杀的，在中国，从来孝优于忠，忠孝不能两全时，两权相较，大部分国人选择孝，少数人才像岳飞、赵登禹将军那样，对母亲没有尽孝，先去尽忠。赵登禹殉国时，其母年逾七旬，备尝老年丧子之痛；其妻倪玉书时年仅二十七岁，身怀七月身孕，华年丧夫；存世的儿女，其子四岁，其女两岁，尚不解生离死别，即与父亲阴阳暌隔。

今天想象复原将军的行迹，我热血沸漾，但又怅然若失，日人寇我之时，先是精英卖国，从汪精卫到周作人这样的“五四”文人。

赵登禹将军和他们比起来，是粗人，在民族危如累卵，山河飘摇，一些人物能够自持，已属不易，但也是底线，而赵登禹将军是用一腔子血灌溉脚下热土的。其实，平常岁月，天下是大人物的天下，到了国家不可收拾的时候，才想起兴亡关乎匹夫。如果说赵登禹将军受多少民国的恩泽，那恐怕不会太大，从小颠沛流离，辗转沟壑。但是，他内在的一种心理品性和地域性格规定着他制约着他，这根深蒂固的文化一脉在赵登禹将军的大刀上，也在他的*情怀里，熠熠闪烁。

赵登禹将军殉国后，在夜间由北平红十字会草草掩埋，几天后，陶然亭内龙泉寺的僧人们将赵登禹将军的遗体取出，用烈酒和毛巾擦拭将军身上的血痂。那张脸血肉模糊，但赵登禹将军圆目怒睁，那是一张不屈而庄严的脸，在烛光下，凛凛正气呈现在出家人面前。方丈用手为将军合上眼，用一洁白的粗布，覆了上去，棺材上了盖，打下了木钉。和尚们点上了一炷香，插在上头，开始诵经。赵登禹将军被龙泉寺的和尚用柏木棺材在夜间盛殓了，就暂厝于寺内。和尚们崇敬将军伟岸的人格，在以后的日子就一遍又一遍地给棺材上漆，怕棺木朽腐，那棺木后来就变得锃亮逼人。赵登禹将军的棺木在龙泉寺被僧人秘密守护八年，有时和尚说棺木里有大刀的铮铮声、马蹄衔枚疾走的风雨声……

佛教没有国界，但和尚有国籍，这些能托死生的大德高僧们，受曹州后生一拜，为将军，也为我们历史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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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悲哉，上将军（1）

一

这不是任谁都能完成的一个悲剧，这也不是任何一个肩头都能担当得下的沉重，悲剧之深，误解之深，血泪之多，坎凛之多，让人想到身受磔刑，寸肉被百姓啖吃的督师袁崇焕；这是大悲剧时代众人酿制的酒，被他独斟独酌，也许这酒太烈，稍一沾唇，就能使人肝胆惧裂，但你却找不到应该谴责谁，应该追问谁，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具体的一分子。

那是几年前，为了写作赵登禹将军，在采访二十九军老兵的时候，我提到了二十九军的主要的主政者，从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吕秀文，师长赵登禹、张自忠都是山东人。在日本人面前都是有种的山东汉子，铁骨铜声。那个老兵说：张自忠是汉奸，后来变成了烈士。说毕，摇摇头。

我当时吃了一惊。将军殉国多年，而汉奸一说还在某些人心里发酵，不由使我心颤。我不是为汉奸辩诬，对汉奸这个词，我私下里是心怀警惕的，记得鲁迅先生当年，也曾被“爱国贼”称之为汉奸，背负着堕落文人的恶名。

我想到了汉朝的李陵，李陵将军就是因为没有死而被俘，就成了汉奸了。司马迁为之辩诬，也落得了腐刑的下场，含垢忍辱。汉奸这个词是带电的，人一触碰，或者累及身家姓名，或者青史留骂名。

记得也是二战时期，日军攻陷东南亚，麦克阿瑟乘坐小船逃走，而一位负责掩护的将军却不幸做了俘虏，在战俘营受尽折磨。日本战败后这位将军被释放，麦帅伸出双臂拥抱他，日本帝国在密苏里战舰上签署协议投降，麦帅当着全场所有将军元帅的面把签字笔送给了这位被俘的将军，这样的举止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

这些被俘的军人回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因为他们为国家受了很多苦，人民感谢他们。而中国呢？投降就是贪生怕死，就是摒弃节操，是民族败类。中国传统理念最重节操二字。生死事小，失节事大，节操有亏，不但要忍受内心道德煎熬，还要遭受同胞的歧视。

也许从此处理解张自忠将军，观察张自忠将军，我们得以窥视他悲凉的心绪吧。

张自忠是一九三六年六月任天津市长的。当时日本人为了控制宋哲元，一九三七年三月底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以天皇生日为由，邀请宋哲元组团访日，费用由日人支付。宋哲元不愿意去，他说：“我作为一把手要是去的话，日军就会谈修铁路、要长芦盐场、煤矿什么的，各种权益如航空权益，就是掠夺华北资源。”宋哲元就派张自忠作为自己的代表到了日本。

在日本期间，日方曾提出“中日联合经营华北铁路，联合开采矿山”的要求，要求张自忠在中日经济提携条约上签字。张自忠断然拒绝，并决定提前回国。“七七事变”后，随着佟麟阁、赵登禹殉国，宋哲元七月二十八日决定率二十九军撤退到保定，并决定留下张自忠与日本人周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长都由张自忠代理。

当晚九时，宋哲元、秦德纯等人出北平西直门，转赴保定。临别时，张自忠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语言沉重，但沉重里自有一种担当，一份责任，将军这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使我心中悲慨地回旋李陵的那些句子：

子归受荣，我留受辱。

张自忠：悲哉，上将军（2）

为了免于生灵的涂炭，这种委屈是那样的悲凉锥心。在不可知的朦胧前途中，古都北平的红墙灰瓦，在炎热的炙烤下，却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冷凝。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明知是油锅，自己跳下掀起的巨浪会把自己浇死，四周都是日本人和亲近日本人的人，我们怎样还原张自忠将军当时的心态？

远托异国，昔人所悲。

望风怀想，能不依依。

身之穷困，独坐愁苦。

终日无睹，但见异类……

在写作张自忠将军文字的时候，传说中李陵写的四言诗如低回的长调，呜咽在我的纸上笔端。命运，一个人的命运在国家危亡之际，真是如秋风里的飘蓬，为李陵将军难过，还是为张自忠将军悲哀？尽管张自忠将军曾指出自己留在日据的北平不是要当汉奸，而是“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并表示为此不计毁誉，但是“汉奸”帽子和四处涌来的鄙夷唾弃，令他压抑怆怀。

全国各大报刊发表文章，痛斥张自忠的“卖国变节”行为，其中有十分醒目的大字标题，如《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等。张自忠被认为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上一律称他“张逆自忠”。

对于这一历史，张自忠将军的老上级冯玉祥在《痛悼张自忠将军》文中予以澄清，冯说：“民国二十五六年的时候，华北造成一个特殊的局面，他在这局面下苦撑，虽然遭到许多人对他误会，甚至许多人对他辱骂，他都心里有底子，本着忍辱负重的精神，以待将来事实的洗白。……在北平苦撑之际，有人以为他真要混水摸鱼。当时我就说，他从小和我共事，我知道他嫉恶如仇，绝不会投降敌人，后来果不出我所料。”

我无法判断张自忠将军被人指斥作为汉奸脸上的颜色，那一定是隐忍到怒发冲冠和暗夜里低沉咆哮，我想着张自忠将军的行迹，既激动，又悲抑，我们能指责那些无辜的民众吗？那抗战爆发的蹈厉热情，是应该维护且高歌的，但我们能随着那些民众指责张将军？我无法用孱弱的文字表述自己混合而成不是酸咸而在苦楚之外的感受。

爱国的情怀非只一种，张自忠选择了荆棘。他的行为，已经完全是别样层次上对民族一种苦爱，是一种含泪的凄异壮烈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