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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焦躁。

需要补充的是，蝗虫渡河的方式，这在父亲的回忆与叙述之外。几年之前，我曾到黄河的滩区小住，十几里宽阔的河面，在夕阳和我的眼目中混沌流下。黄河带着红色，像是烧起了，我想到了灼热的文森特。凡高的线条，在凡高的笔触与眼中，星空是旋转的，麦田是旋转的，甚至乌鸦、农鞋、太阳、马铃薯也是旋转的。我忽然悟到，这里面沉浮着一种呼唤，是灵魂呼唤着灵魂，生命迢递着生命，整个黄河燃起来的时候，充斥着、回旋着、奔跃着向前呼唤的时候，一个年过七旬的老艄工向我叙说了一九四二年的蝗虫。

蝗虫是在早晨齐集在对岸的，如土石如方木砌在那里；青青无定的蝗虫翅膀是不能搏击飞越黄河的。它们在半空羽翅就累乏了，收拢了，如雨霰霏霏坠在河面上，没有呻唤，没有哀鸣，但日过午时，情形实有改观，大河里浮荡的树叶上枯枝上，渡河人的木船上，都匍匐着一层层匝匝的蝗虫，河西的麦子和树叶已在它们的攒击咀嚼下，消化了，它们听到了鲁西平原深处的呼唤，它们充斥着怒鸣着，又拥挤着去寻找新的生路。

我们不能不佩服蝗虫的生命伟大和团结，老船工坐在燃烧的夕阳下向我叙说蝗虫过河时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单一的渡河方式失败了，蝗虫们开始自觉地纠合，互相厮咬着尾部，胶结着翅膀像皮球像石磙，只一刹，河的对岸有了成千上万的生命的皮球与生命的石磙，它们首首尾尾滚下河滩扑进河里，做最后的冲击。这时，黄河仿佛不流了，赤浊的水头缓缓地扬起着，整个一条大川长河此刻全部变成了那片激动的青青无定的颜色，那些生命的球，有的刚到中流就解体了，抑或是体积愈来愈小，等到了这岸，圆圆的球变成了一坨馒头或小小巴掌，涉河到岸的百不存一，一连三日，无数的球体滚滚从对岸到此岸，向有炊烟和庄稼的地方进发。

蝗虫又一次和人类较量，又一次走向了历史的纵深处，史书的一个页码。我想起了法人都德在《磨坊书简》中描写的那些可怕的蝗虫到来的场面，人们拿棍棒、叉子、连枷，以及铜锅、圆盆、煨罐，有的吹海螺，有的吹猎号，据说只要掀起一种巨大的响声，强烈地振动空气，就足以赶走蝗虫，阻止它们降落，然而，它们还是来了：

“在热气蒸腾的天空中，但见一朵云从天际向这边移动，黄澄澄的，密密麻麻的，看去像是一片由冰粒凝成的云。还挟带着狂风咆哮在万木丛中的吼声。这就是蝗虫，它们彼此间互相依傍，凭着它们伸开的干燥的翅膀，成群结队地飞翔，尽管我们大声吼叫，作出种种努力，但这块白云总是继续前进，在地面上撒下一大片阴影。顷刻间，这片云早已飞临我们头顶上了；不过一秒钟，它们边缘出现了一根线条，一道裂缝。犹如初春时节骤然而来的雨滴，其中若干支已经分散开来，一只只看得很清楚，全是红黄的；紧接着，整块云爆裂开了，一阵由昆虫组成的冰雹哗啦哗啦地倾盆而下。一望无际的原野布满了蝗虫，全是粗壮的蝗虫，大到有如指头。”　。　想看书来

回忆蝗虫（3）

父亲还是在焦记肉铺里，平原上的人面对着铺天盖地的蝗虫束手无策。

关地庙、土地庙、娘娘庙，凡是有神灵泥塑的地方，必有香烛袅绕，村庄里有人在地边燃起篝火，有人在地边掘起大坑，最终屠杀得精疲力竭，杀得愈厉害，蝗虫也愈多。

保长的锣声响在村镇上，不知什么时候，人们盖起了一个几块砖的小庙，曰：蚂蚱庙，供奉起来一个和蔼慈眉的老头，称为蚂蚱爷。锣声响过了，人们到蚂蚱庙敬神灵去了，乌压压的人们用膝盖接触大地，向神灵讨救。

平原里的人们凭着他们悠长的人生经验和智慧，凭着理喻不清的直觉和想当然，他们坚定地信服这和日本人有关，时当一九四二年，平原上还耸有许多日本人的炮楼。可不能小觑了天意，日本人来啦，蝗虫也来啦，来啦就来啦，不能杀，只能敬，平原上的人们又一次陷入了生存的困顿和迷茫。

一连三日，鲁西平原上不见炊烟，一揭锅盖，蝗虫便充满了各家各户的铁锅、炒锅、饭碗、水瓢。

冬储的粮食用尽了，麦子在黄熟的前奏中被蝗虫扫荡殆空，大批的饥民从河的彼岸向鲁西涌来。在一个冬夜，我曾在父亲的脚边听他说过一件事，在本地人吃东西稍不注意的目光下，饥民会把你手中的食物一抓而去，你追赶他扭打他唾骂他，他一如既往地跑，在逐奔的过程中，他把馍头塞进口里，抑或一下一下往上面唾唾液抹鼻涕。然后站下，把沾着他温度和液体的食物还你，你只好无可奈何了。人一旦还原到和动物一样，在感觉里只有一片饥饿，那时他的灵魂里只会投下阴影、仇恨。惟利是图而丧失尊贵和地位，也就没有朴素和自尊而言了。许多年轻的女人留下来了。一篮馍头，一袋谷子和几个铜板就可换回可以生殖的女人，延续烟火，而她的男人或父兄还千恩万谢感激你把她们收留了。

我的堂嫂那时才八个月，被她的父亲抛在了马村集的街面上，上面放着一个沾满芝麻的烧饼，从早晨一直到傍晚，有几只狗逡巡她光顾她，最后黄昏里家家掌灯的时候被一户稍有储蓄的人家抱走了。七十年代（相隔三十年）她的几个长兄涉河而来找她寻她，找到了马村集找到了什集，兄长立在檐下，堂嫂死活不认兄长，她说，你们饿不死，为何独独把我抛弃？

写到这里，我要接触最是触痛父亲心里的一件事，蝗虫飞走了。但它们留下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惨象，没有了一片树叶，没有了一株麦子，树的种类：榆树、槐树只能从一些光秃秃的枝桠和姿态加以辨认，没有生气，没有麦子飘动，而麦子却是土地的标志和生命。蝗虫去了，父亲仍是随着师傅做活，他一直对他的师傅奉若神明，然而一天夜里，他去汤锅上送柴，杀了驴剥了皮，大块大块的驴肉就放在大锅里，下面架上木柴，煮。最后配料，这是学徒不能知晓的秘方，这个时候，学徒不能走近汤锅，父亲的活就是不停地搬送木柴，父亲说，你很难想像那煮驴的铁锅有多大，两个有生命的驴子可以直直停在里面。

事情就发生在蝗虫过去的那几天夜里，看锅的师傅吃酒醺睡，他把作料一一制好，吩嘱父亲子时放到锅里，子时以前只要文火不要急柴。父亲坐在灶前木墩上，不敢有半点怠懈，锅里的肉味不断地飘出来，使父亲有点意识迷乱。

过了半夜，父亲的眼睑开始沉坠，就站在锅边，迷迷怔怔地把作料一把把掷进沸腾的汤锅，蓦然他像听见火焰中有嘤嘤的女人的低泣，揉揉眼，仄耳细听，只是木柴的咔咔声，这时，他看见了两条人的大腿在一团团的水汽里吱吱地响着，确然，有很长时间父亲忘记了困倦。

父亲说，尝过人肉的食客常会无缘无故地干咳，蝗虫过后，人们觉到焦家驴肉香得格外特别，那时饿毙仆地的河西人在村街上沟路旁比比林林，有的土掩了，有的被乌鸦啄去，我总怀疑那两条人腿的真实，然而父亲故去了，我总忆得他床前茫然的目光，一片怆然。

烹食人肉，这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长项，史不绝书，《通鉴纪事本末》中曾载：“建元八年，五月，邺中大饥，人相食，故赵宫人被食净。”在历史上，女人特别的不幸，仿佛被戮被杀和被吃，都是女人的义务，同一书中载：“（后汉隐帝乾祜二年五月）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奴万人，如羊豕法。”

而一日，我翻检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八的《如是我闻》，有一记载，不只洒满耻辱血泪，也包孕着可歌可泣的愚昧和可怕的文化桎梏：

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饥，直屠人鬻肉，官弗能禁，有客在德州景州间，入逆旅午餐，见少妇*伏俎上，绷其手足方汲水洗涤。恐怖战悚之状，不可忍视，客心悯恻倍价赎之；释其缚，助之著衣，手触其乳，少妇弗色然曰：“感君再生，终身贱役无所悔，然为婢媪则可，为妾媵则必不可，吾惟不肯事二夫，故鬻诸此也，若何遽轻薄也？”解衣掷地，仍*伏俎上，回复目受屠，屠者恨之，生割其股肉一脔，哀号而已，终无悔意。

历史上此种事件何其之多，罄竹难书，你感慨历史上的饥馑、蝗虫与灾年，你也唏嘘此妇人之刚烈愚氓可风，自《左传》自《国风》自浩浩皇皇的二十五史，竹帛的，纸页的，横竖排的蝗虫有多少？旱魅有多少？兵爨有多少？冤魂有多少？脚下的土壤埋藏得太厚太深，很多的东西像蝗虫来了又去了，令人一直无法弄得明晓。离开父亲回忆蝗虫的事已经好些日子，而今父亲故去了，我读到《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才悟，蝗虫不是可悲的，可悲的是历史频频出现的蝗虫一样麇集又像蝗虫一样斗狠撕扯肢腹，大嚼其肉的一些民族现象，也许我将以一辈子索解其中的谜障了。

父亲说过蝗虫的那一年，鲁西平原上突然多了一些眼睛亮耳朵听不见东西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

无望的正义（1）

一

慰安妇？我说是屈辱的*。越过五十年的屈辱，她们在一九九五年八月七日、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站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她们以日本国为被告。

第一次的原告是：李秀梅、刘面换、周喜香、陈林桃

第二次的原告是：郭喜翠、侯巧莲

这些女人的名字是最普通的中国常见的符号，里面的秀字、喜字、巧字、香字、翠字，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唐朝、宋朝女人都有这些字了，这里埋藏的是父母对女儿明天的祈愿，或者是对心底的质地和女红的追求？中国人对女性最好的评价是“心灵手巧”，这样女儿出嫁后，在婆家能赢得地位和尊重。

而名字里的梅字、桃字、莲字，既是普通日子里自然界的普通的植物，也是女性的专有，这些植物是可观赏的，也是阴性的，她们和男性的那些虎啊、豹啊、龙啊形成了一种可爱的对等，女性是植物，是可依可靠的岁月里的一枝缀满的花朵，是花，枯萎后可以结实的，而男性是动的，动物凶猛，是阳性。但这一切美好的祈愿都因为一场战争而改变。

原告刘面换的名字，对于现代的知识人来说，特别是对于日本的律师来说有点不可思议，面换？按字面的意思，面还能换什么人么？

是的，在山西的一些地方，有这样淳朴的风俗，为了孩子能成人，就做一个和婴儿一样大小的面人，和婴儿一起睡觉，一起喂奶，过一段时间后，用麦草把面人包起来到野外埋掉，那附在婴儿身上的恶魔也就随之埋葬了。

刘面换生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人，这是坐落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子，素素朴朴，春温秋肃，夏耘冬藏，刘面换的父母在村子里算是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境也算殷实，有田地，还养了很多的羊，但是父母生养了七个孩子，都在幼年夭折。这时刘家又生了个女婴，父母双亲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个孩子，于是就为这个女婴做了驱除恶鬼的仪式，母亲回到娘家，在七户人家借了七个石臼，然后把七个石臼里放上七家的小麦，然后舂成粉，做了一个和婴儿一样大的孩子，有胳膊有手有眉眼，穿上小孩的衣服。

把面人埋掉的孩子身上没有了恶鬼，孩子就能长大，父母也就给孩子取个名字：面换。

这些来自中国的年已七十的老人，是作为被侮辱和被损伤的灵魂到了日本，一些不屈的日本律师，把她们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写成诉状，以日本国为被告，提起要求谢罪和赔偿诉讼。森村诚一说“要把‘绝对不可能’变为‘可能’，面对国际*侵害事件，为数众多的律师们团结起来，像开凿难以打通的隧道那样，一次又一次地凿落坚硬的岩石。这样的诉讼过程，是超越国境、实现人类共同正义和理念的斗争，通过这一斗争他们展示给世人的，是作为律师、同时也作为一个人，令人格外向往的人生方式的典范。”

无疑，这些律师是可尊敬的，他们是想把沉重的受害的事实如实告诉日本的法庭，但他们知道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准确的记录，因为虽然这些受害者打破长期保持沉默的乡村生活，提起了诉讼，但她们讲述自己受害这件事本身，对她们来说仍然是痛苦的，她们又重新唤起的是恶魔般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