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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香并不看重这幅图画，李墨霞却有些好奇：“你就揭开来看看吧，申先生把所有的画都烧了，怎么就留下这幅画送人？”

黄大香把画递给李墨霞。取下来几颗并未压紧的小铁钉，揭开罩在画面上的蓝布，出现的是一幅颇具象征意义的图景：

油画的近处是一段河面。河沿上长跪着一个头发飘散的女人。女人的右后方是一颗参天的绿树，女人仰望着左前方远处的天空；那几笔青褐的色块是遥望左青石时见到的山影；青石旁悬着一个特大、特红的球体，那是早晨即将破雾的太阳。河道从画外的左侧回流至画面的中央，河中有两个嬉水的孩子；河水闪着波光成之字形，经过一片绿茵茵的草地流向画面的纵深极处，画图的上方则是迷蒙连绵的峰峦叠上云天。

油画的标题叫《生命流》。

画面上的人物全是*的。油画采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那女人的眼眶连在一起，两只眼角交叠，眼球靠紧，更显出眼神的深邃、蕴蓄与幽冥；女人的乳房同样被夸张，显得浑圆、饱满而且温润；那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显得天真活泼而又稚气无邪。

［解说］黄大香不能理解这油画的深意，但她从那女人的身姿与神态却体验到了一种共通的人性人情：她们都对上天和神灵有着虔诚的敬畏，对命运有着同样多的祈求和向往，对子女一样怀着深切的忧虑、期待和挚爱！

黄大香久久地凝视着画面，眼里闪现出明亮的神光，她深感疑惑地问李墨霞：“画家便是这样？他们的图画能让人心跳心慌啊．．．”

李墨霞同样沉浸在油画传达出来的艺术氛围中。

［解说］李墨霞在深思：这大概是画家感受到生命的演绎有如一条长河吧？那母亲的乳汁该是生命之流的源头了，它象征这前人劳动创造与品性修炼的成果。正是由于人类一代又一代的累积与汇聚，继承与发扬，这才成就了这生命的源流永恒不息，画家告诉人们：生命的意义只在于此！

［重现］山峦丘壑，流淌着清泉绿水：青石镇险峻而又优美的自然风光。

［解说］然而，艺术的内涵却不是谁来解说得了的。艺术的创造与欣赏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如果这幅画图已经强烈地震撼了黄大香，启发了她对命运的思索，或者，这幅画今后还有可能对彭石贤和其他的人产生感染力量，那么，它就足以说明申先生与石贤母子之间心灵的息息相通，他们对世界有着共同的感受和体验。油画作者的生活经历让他感触到了，至少十年、二十年，紧张中生活中的小镇人尚不需要这种艺术作品，甚至还会容不得它的作者。

［重现］草舍瓦房，人们勤劳耕作不息：青石镇强悍而又淳朴的风土人情。

［解说］左青石的风土人情养育了这里的人们，也赋予了下他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可以相信历史绝对的公正无私：当左青石的人们去寻求个人与群体的发展道路时，他们付出的艰辛与牺牲将不仅会创造出辉煌的社会文明，同时也会焕发出璀璨的人性光华。

唯有社会的发展无穷；唯有人性的修炼永恒！

附件１

说明：《三个女人演义｀４９》根据长篇小说《左青石》改编。

还是在94年，我带着《左青石》的手稿去了广州与深圳，跑过两家出版社，当班的编辑坦诚相告，一是本年度没有了出版长篇的计划，二是作者得有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意思是，眼下书市萧条，出版社不愿承担风险，作者得自费出版。我并不怀疑这话的实在，只因为当时书稿尚未输入电脑，我又正想着写第二部长篇《春草园》，耗不起时间为出版的事奔跑，还担心因此丢了这好些年的劳作，犹豫之间，便把《左青石》背回了老家。一晃好些年，《春草园》终于脱稿，这是前年。就在这时，我突然接到一家全国著名出版社的电话，热情的女编辑告诉我：她看了《左青石》，感到意外高兴，并让我等待他们的消息。我这才记起，《左青石》输入电脑后，曾打印一份寄给了一位在京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并请帮忙联系出版，可这已是两年前的事了，作者对这种意外难免不感到高兴。又过了近一年，出版的事最终搁置下来，双方都感到有些抱歉似的，因为，作为编辑，方便说的话依然是书市的萧条与冷落，尤其是严肃文学作品很不好卖，想一想，这也是个不假的事实，虽然它同时告知作者，书稿经一审再审而三审，编辑们的意见终于难获一致，看来，作者确实给他们增添了麻烦。

书稿从出版社一转便是好几年，作者不敢再把它投出去了。《左青石》压在案头，一拖八、九年过去，它成了作者无法卸却的负担，其中的无奈与难堪可想而知。然而，编辑的苦衷也并非不可理解，我相信他们都会是乐于为人作嫁而不愿横刀立马的，实在说，《左青石》更是遇到了热心厚道的人，不然，他们对书稿完全可以简单处置而不必如此认真。那么，这文学市场怎么会变得如此疲软乃至凋敝了呢？

探究个中原因，作者曾写过一篇《闲聊文学市场》的短文，（见）认为当前的文艺市场有太多虚情假意的作品，以致败坏了读者的胃口，顾客对“大锅饭”、“配给制”不热心，那也怨怪不得他们态度“冷落”或不懂得“严肃”。至于真情的作品之所以见得不多，那原因则有可能是由于矫情，乃至霸道的理论多了一些。

本来，对艺术作品见仁见智，或有所争议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所谓“南菜北菜，各有所爱”，除非它根本不屑一顾。作者不可能没有属于自己的艺术观点和创作风格，同样，读者也都会有自己评判艺术的标准和欣赏习惯，市场正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竞争和自主选择的机会。然而，作者得到的感觉却是，当前的出版机制仍然处在缓慢的变革之中，文艺也还没有一个真正成熟的开放市场。留给《左青石》的只有自费出版一条路，但作者首先得承诺自行销售，如果不打算摆摊叫卖，也等于什么事都没有干。

作者尚能自信的一点是，真情的作品总会有知音在。他只希望眼下的尴尬不是整个文学事业的尴尬。有朋友建议，别忧虑那么多吧，先出了书再说。这话不无道理，大概每一部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的命运，作者为《左青石》所做的努力不过是尽其所能而已，出版它，不管是那种方式，总算给了它一个面世的机会。于是，前不久，我把书稿发到了网上（见），现在又打算将它摆上书摊了。

当然，评判作品的质量，不能凭作者的自我感觉。此前，我已经得到过一些师友的帮助，（其中包括几位坦诚相见的编辑）一方面，他们给予了作者充分的鼓励，另一方面也没有吝惜指教。可以说，这一稿就是作者在消化吸收了他们许多的宝贵意见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当然，师友们各持尺度，意见不可能完全一致，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和感受，其中还出现了不少有趣的现象，现将有关情况简要地介绍给读者，作者同样是期盼获得到更多真诚而坦率的教益。

（一）倾向性。

意见之一　作品通过一个山乡小镇的故事，演绎了４９年发生的那一场革命，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题材，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沉重的题材，惟其重大而又沉重，才具有思想的价值。作者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高度上，以今天的目光，全方位地审察了４９年那一场革命发生的背景以及它具有的性质，并且，在回放乡土人情的生活图景时，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环境加于人们心理上的精神负荷，以及沉积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的种种弱点与缺陷，这较之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对我们当前正在探索的“中国特色”道路，深入研究“极左路线”的根源具有现实的意义。从总体上来说，作品的思想倾向性还算鲜明，但尚嫌不足，比如，作者对“极左”人物所持的暧昧态度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对待龚淑瑶这个人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意见之二　大凡这类题材，它的政治敏感性都很强，其实，文学作品并没有责任去评判政治事件，用作品图解政策本是艺术创作的一大忌讳，那结果往往是败坏了作品。好在《左青石》的笔墨着重在人物命运的描写上，虽然写的全都是一些凡人小事。原来，只要作品能够写出人物心路的复杂与曲折，表现出他们对生存发展的向往与追寻，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艺术的价值，《左青石》的成功大概也在这里。现在作者仍在考虑进行修改，特提出两点建议以供参考：一是将书中碍眼的议论删除，不必可惜，艺术在于感人，不必与人论理；二是无妨去掉书中某些沉重的场面，如果真是“卖点”不好，不利于出版的话。

感想　所谓作品的倾向性，是只有将艺术创作放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之中才可能出现的问题。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要求艺术作品首先是一份政治宣言，并据此审查作者的阶级立场与路线方向，这里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听起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左右为难的是小媳妇了，因为她不得自作主张。但作者一定得作“小媳妇”么？真要说，艺术创作无论是企图趋附或者回避政治，这都是未能跳出阶级斗争理论的框架的表现。然而，艺术有其自身的价值，它并不见得只为政治而存在，尽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思想，而且，对重大的政治事件也肯定有他的看法，这看法还可能在作品中有所流露。比如，本书作者就无庸讳言他对４９年革命的看法：那已经是一段历史，历史自有其必然性，谁都无法否定它，也无须否定。４９年的革命属于中国人，中国人也就属于了它，中国人至今生活在这场革命延续的时代中，作者对经历过那场革命的人们抱有深厚的同情，乃至敬意，其中也还包括了龚淑瑶。有时回顾一下过去，费些思考，那仅仅是为着走好今后的路。像阶级斗争这个理论，作者认为它无疑是个革命的理论，也可以叫它为马上打天下的理论，可是，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依旧用这个理论去坐天下，这就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与困惑。尤其是，待到被曲解到了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须臾不可或缺的时候，它简直演变成了煽动仇恨，制造恐怖的工具，人们常年七斗八斗，横革直革，乃至让“四人帮”洋洋得意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少当年的革命者也冤毙其下了！应舍而未舍，以至造成了许多历史性悲剧的发生，如若究其责任，则远远不是龚淑瑶们能够承担得了的。然而，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却不是为了去阐述这些政治观点，如果要那样，他就不应该写小说，而应该去写政治专论。世界这么博大，生活这么丰富，难道除了政治就没有其他的事好作？试想，黄大香情愿不嫁人，彭石贤从小不听从管教，吴枣秀恨透了姜圣初，吴国芬爱张炳卿不要命，所有这一切，与作者上述政治观点有什么关系呢？几乎没有。而且，书中大部分人物的政治思想也很模糊，他们对政治并没有多大兴趣，一点也不“高大全”，那么，作者写出他们来是不是为了深掘“极左”路线的根源呢？别人可以这样看，作者却未见得是这么想，因为他在作品中根本没有创造出一个能够代表正确路线的人物来，而且，作者也没有给人指点出一条正确革命路线的自信，他清楚自己并非什么“灵魂工程师”之类。

说到“沉重”，那是题材决定了的，沉重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革命不可能是一件轻松的事，除非不写，否则，无法避免这种沉重。问题是，中国有太多的农民，中国的封建社会迟滞了太长的年代。书中所见生活环境的贫穷险恶，人物命运的多乖多厄，这并不是革命造成的。按照时间推算，书中的人物应当是阿Ｑ、小Ｄ、黄胡、吴妈的接代传人，四九年的革命首先属于他们。尽管革命的暴力夹带着诸多的苦难，但它毕竟是这些人为寻求生存与发展所作的努力。只是，由于贫困与落后形成的蒙昧、狭隘、保守，这又实在太容易让他们“极左”了，能说“极左”表现的盲目、狂热和带着好些残酷性的特征与这一切没有内在联系吗？当然不是，我们可以承认，革命无法割断历史，这也应该属于“中国特色”之所指了。

对此，写作时，作者的确颇有些“沉重”的感受。《引》中所叙彭石贤入狱的经历几乎是纪实。他之所以走上那条屡屡遭遇劫难的人生之路，完全是孕育他的社会环境使然。当时，既然人们都无法走出那个社会文化氛围，也摆脱不掉传统意识留给人们的心理积重，悲剧就非彭石贤独有。事实上，书中的人物没有一个不带着那个年代独特的悲剧色彩，从李寿凡到张仁茂，从姚太如到张炳卿，从龚淑瑶到李墨霞，仅仅是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情景而已。对此，作者并不以为自己体验到的“沉重”会比与他一同生活过来人要来得更深刻，仅仅是，他愿意诚诚实实地告诉人们亲身所见、所闻、所历、所感的一些人和事。如果说作者的故事让人听来感到“沉重”，甚至还有可能使某些人难堪，那可不是作者的事，剧院里既上演喜剧又上演悲剧，哭与不哭，笑与不笑，乃至看与不看，谁也不能勉强他人，但删除《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一场，却不会找到另外更好的“卖点”了。

（二）形象性。

意见之一　有位女士认为，《左青石》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尤其是黄大香与吴枣秀，那种鲜明的个性，可谓光彩照人，黄大香的宽厚仁慈令人感慨，令人折服，吴枣秀的勇敢与挚爱的真情同样撼人心魂。相对而言，这种夺目的光辉，男性形象似乎少了一点。比如田伯林，作者把他写得太窝囊了，他全无一点做人的尊严，简直连条狗都不如。也许作者是想借他反衬吴枣秀，但实际上却损害了吴枣秀，老实说，这种人真不值得吴枣秀去爱。另外，田伯林与吴枣秀由开始的尖锐对立到后来的生死同命，这个转变过程也写得有些仓促，有些突然，虽然，这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但还是应该交代得更清楚些，那才会令人信服。

意见之二　作家笔下的人物是否成功，在于它有没有生活深度，光彩夺目只算一种，让人扼腕叹息，如田伯林，这也算得一种。田伯林的窝囊是他尴尬的社会处境和婚姻状况的反映，而他的个性心理则是他，乃至他们田家好几代人处世经验的积累。人生百态，世界并不多余田伯林这样一种生存形态。他与吴枣秀之所以能够做成夫妻，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在个性方面，既得益于吴枣秀的泼辣，也得益于田伯林的窝囊，不是吴枣秀骂得痛快淋漓，田伯林振作不起来，同样，不是田伯林的窝囊，吴枣秀的锋芒早就给挫折了，正是因为这泼辣，这窝囊之中有恨、有怨、有情又有爱，他们才做成了夫妻。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两人之间交流感情的方式就是如此的特别，也唯其如此，这戏才有声有色。这里表现的主要是人性的沟通，而非阶级立场观点的转变。如果要论及人物形象的个性化，书中的男性并不比女性逊色，不仅是田伯林，姜圣初更可以算得上一个性格特色十分突出的艺术形象。读他，就如读中国的近代历史，处在极端贫困、落后的环境重压之下，他的性情被严重扭曲变形：愚昧而又暴戾，趋炎附势而又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