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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手腕之高连我都异常佩服，全公司谁都不知道这回事，包括两人的一干下属和同僚孙长禄。徐军是参加一个广西的订货会去了，于春荣则是跑到澳大利亚联系那里的出口业务。两人走的倒也痛快，一起走的还有负责财务的一个姑娘，据说两位厂长都很信任她。
两个说话算的加一个做帐的，还真是完美。我记得当年周广成隐约跟我提起，他一个叔叔的小蜜自己卷了1000多万跑了，也不过是个管钱的姑娘。这两位厂长魄力倒是十足，一动手就是拿了7亿人民币，听起来就很有成就感。
其实这个夜晚，其中大部分时间我是在自省。
一个关系切身利益的问题出现之后，往往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爽，愤怒，然后发泄，发泄完再想办法解决……人生当中总有几次这样看起来无奈又可笑的循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从深圳机场上了飞机之后我就一直在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千万不要激动，一定不要激动……（以下省略骗稿费重复词组874组）想一想问题出在哪里。既然不是致命伤，先找到问题的关键，再想其他。
我想了一晚上，首先想到的就是可能是自己太放任了饮食集团方面的工作了，对于下属的公司不过问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因为太信任之，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觉得没什么发展前途。当然，有些人想问题往往愿意往黑暗面想。
自从规模扩大到几乎是全国最大的茶饮料和高纤维浓缩果汁生产基地之后，我差不多完全停止了对于他们在这个行业上进一步发展的任何建议和指示。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两个，第一我希望能保持一部分市场空缺，让一些国内有资源有特色但是没胆识的人投资在饮料市场上，把市场一起做大，这样成就出来的就业机会和对一些农业地区经济发展的好处远远大于我撒3亿美金出来给人创业；第二我是觉得在饮食行业上，目前这种状况，我还是不要牵扯太多精力比较好，虽然饮食行业也是流行文化的前线，我对这个行业的信心却远远却不如传统的传媒方面来得更大。
这两点促使我只是把饮食方面的事交给三人打理，自己几乎不过问。从赚钱和收益的角度讲，饮料行业上的巨大利润和轰动性的社会效应给我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显然，我没有给予他们相应的关注。
现在的徐军，已经不是那个为职工的工资担心的厂长了，于春荣也不是那个失意的年轻人了。
我依然用过去的那种印象来用人来解决问题，两相对比之下，他们的离开倒显得是合情合理的。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我显然在各种问题上更倚重鲁薇、蔡青和刘明耀，加上周世昌本来在帮他们做事，忽然被我拉出来独立，一下子权利责任都超越了他们，很容易让人渐渐产生疏离之感。
我坐在办公室里，骂了自己一个晚上的猪头，不断回想自己之前所犯的错误，想得一身冷汗，恨不得立刻死了算了。不过想想张小桐，还是有点舍不得……
但我依然有点不解。虽然我之前做的很差劲，距离让这两人携款远走高飞还有一点距离吧？
想捞钱有的是办法，带钱走是最不体面的一种方法，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
左思右想，我觉得这一个又一个前因后果的环节当中还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显然这一个环节才是导致目前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想了很久，我依然没想出来是什么。
一夜过去，我在办公室里看着天慢慢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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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门，我朝搬了张凳子坐在斜靠在办公室门口的马兰笑了笑：“早。”
马兰一下站起来了，人慌，动作不乱，刷地一下站得笔直，显然身手相当到家。以她的身高加上高跟凉鞋，我不得不抬头看她。
“辛苦你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好，虽然已经清醒了，由于一夜没睡，大脑依然处于接近当机的状态。
“周……周总早……”
我淡淡一笑：“不用这么见外，自家人，叫我行文吧。真是辛苦你了，咱们出去吃个饭，给鲁姐打个电话，找人换你休息一天吧。”
“没事，我睡够了。”马兰在我说了不用叫我周总之后肩膀放松下来，“三哥吩咐过……”
“哎，打住。”我拦下她的话，“一家人，什么吩咐不吩咐的，先去吃饭吧。”
马兰痛快地应了一声，我们下楼，在盛夏的清晨步行着随便找了个小店吃油条豆浆。
记得以前一个人住的时候早上起来都是吃这个，五毛钱的豆浆加五毛钱的油条，拎着边走边吃，每天早餐定量一块钱。那时穷得很，基本上不和父母联络，一边上学一边找便宜的工打，要不是仗着朋友多，总能在缺钱的时候捞着钱，估计就得学古人一天两餐了。
现在坐在这里，还真有点感慨。很久没来过了吧？以前那些从容的心态，如何做人的宗旨，现在还能坚持得住么？
物质条件的飞升，是否也等于内心空虚的开始？
马兰看见我对着豆浆碗发呆，小声问了一句：“周……行文，怎么了？”
我马上反应过来，这吃饭呢，感慨什么人生和理想？赶紧给出一个笑脸：“没什么，想起以前上学时候也是这么吃早饭的。”
马兰笑了一下：“我小时候也是这么吃早饭。”
我笑着点点头，心中的郁闷又少了一点。
按说早饭应该是吃的比较快的，可鲁薇比我还快，我还没吃完早饭，这人已经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我朝下车正打算往电器城里走的鲁薇招手：“姐姐，这里。”
戴着太阳镜的鲁薇听见我的喊声，慢悠悠走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