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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并未审问，只将他留在公馆以礼相待，有时由周佛海内弟杨惺华接见谈谈。这样一住半年，程克祥摸不清周佛海的意思，便请杨惺华转达：“要杀便杀，不杀便放，倘有用我之处，亦不妨明言，再不要长期留此，心中反而难受。”这话由杨惺华转达后，周佛海仍无表示。直到1943年2月，周佛海将程克祥叫到密室谈话，意思要程克祥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交与戴笠转报蒋介石。程克祥答应了，所以从南京来到重庆。

程克祥说完，掏出周佛海的信来。王一心研究原信，确是周佛海手笔，便招待程克祥，先在观音岩附近一家旅馆住下。然后，王一心回局本部向人事室查明卡片，核对照片，知道程克祥确是军统南京区情报通信员，于是将经过情形签请毛人凤转报戴笠，并将周佛海原信附上。

周佛海的信，并不是正正规规的一封信，而是日记本上撕下的一张纸，上面用毛笔行楷，只有寥寥几句。主要表示他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王一心在呈报戴笠时，主张先报告蒋介石，再派程克祥回南京，利用周佛海的关系，在南京建立无线电台，与重庆直接通报。在电台建立后，联络密切，指挥灵便，情报行动和策反工作都可进一步开展。

过了三天，已是1943年的3月下旬，戴笠通知王一心两件事：一、可以招待程克祥参加“四？一”大会（即4月1日军统局的成立纪念会）；二、通知息烽看守所对周佛海母亲特别优待。戴笠的用意是：让程克祥参加大会，就是要他看到军统局的热闹情况，使他有一种深刻印象；预料程克祥要求探望周佛海母亲，所以事前优待周母，做一些表面文章。王一心即如法炮制，一一照办。两天之后，程克祥果然要探望周母。王一心报主任秘书毛人凤批准后，即由司法室派员带领程克祥前往息烽探望。看到周母生活很好，遂放下心来。

检报戴笠的公文，好几天没有发下，原来戴笠已将周佛原信亲自报告蒋介石去了。因为事关勾结汉奸，所以他在蒋介石面前，不用公文形式，不留任何痕迹，只作口头报告。

“四？一”以后的一天，戴笠通知毛人凤和王一心，招待程克祥同往曾家岩住宿晚餐。当时彼此见面，略谈数语，戴笠即对程克祥说：“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领袖对他是可以宽大的。现在你仍回南京，担任南京区长，我这里派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发报机、密码本，跟你回去。先在南京建立电台，与重庆通报，然后将周佛海情形，随时报告。”

接着，程克祥提出问题道；“周佛海自己表示，愿意立功赎罪，那么我去之后，应注意哪些方面？”

戴笠说：“周佛海在南京发行了大批储备券，强迫沦陷区人民将‘中央政府’的钞票，一律换储备券流通市面。同时，周佛海派出很多人，用调换下来的‘中央政府”钞票，向内地抢购大批黄金。这事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对他没有出手，因为‘中央政府’发行的钞票，持有人当然可以用这种钞票购买黄金。所以黄金照样自由买卖，‘政府’并不加以限制，亦不拒绝。此番你去南京，第一，调查周佛海对于储备券的准备金，到底储备得怎样，随时报告，照国际银行法规定，发行钞票，必须有六成以上的确实准备金。第二，要开展‘策反’工作。我们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反正过来，‘政府’是欢迎的。这事你可以相机进行。至于情报报道，那就不用我再说了。”

之后，戴笠于晚餐席上又向程克祥说：“丁默屯在南京的情形怎样？”程克祥回答：“丁默屯在南京和李士群一起负责特工总部，但肺病已到第三期，喉咙发生变化，说话都没有响声了。”

戴笠听了哈哈大笑道：“且看他悔悟如何？”

戴笠对程克祥是不放心的，为了严格地把握他、另准备成立军统南京站，从局本屯部选择一位得力能干的干部任站长，随程克祥赴京，借助周佛海的关系重建南京站。在组织上南京站自成体系，并不归南京区领导，相反，该站对程克祥的南京区负有监视牵制作用。

第二天，王一心按戴笠的指示，为程克祥选配了文书、译电、报务员各1人，随带密本和电台跟程克祥去南京，并交代文书、译电员监视程克祥，又指示报务员监视文书和译电员，报务员另用电台专用密本随时向局本部报告，以达到连环监视、层层控制的目的。

程克祥临行前，戴笠将蒋介石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及周佛海母亲和岳父两家的照片交给程克祥，指示由他亲交周佛海。与此同时，军统南京站的站长选也已选定，由戴笠从人事室提供的几个候选名单中指定局本部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周镐担任。周镐受命了夏河策化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密本，从四川经湖南，会同先期到达的程克祥，辗转到达安徽南陵。然后，由周佛海嘱咐内弟、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杨惺华，委托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到南陵，把程克祥、周镐等一行人秘密护送至上海，南京等地。

周镐是湖北罗田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学生，1935年正式成为特务处湖北站情报员，后因其机警干练、应变能力强、工作活跃、成绩突出而见重于戴笠。在这次挑选军统局南京站站长人选时，戴笠认为南京原是国民党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的政治中心，日汪特工宪兵多如牛毛，处境十分艰险，该站又负有控制周佛海、监视程克祥，对日汪伪军界上层人物进行策反的特殊任务，因此站长必须是一位既忠实可靠而又胆大心细、干练敏锐的顶尖人材担任，才能完成任务，经反复此较筛选，终于选中了周镐。

程克祥、周镐等人到南京后，周佛海按戴笠的意见，给以精心安排。程克祥寿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则被安插在伪军委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掌握军委会的军事运输工作。周镐离开重庆前，戴笠曾经交给他三项任务：

一是筹建军统南京站，恢复军统在汪伪统治中心地区的活动；二是对周佛海、程克祥进行监视，将周、程在南京的活动随时密报重庆局本部；三是在汪伪军界上层人员中进行策反，目的是掌握汪伪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抗战期间合作防共**，在抗战胜利后则与八路军、新四军抢占地盘。

周佛海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更坚定了投靠蒋介石、戴笠的决心。他立即根据戴笠的意图，千方百计从陈公博手中抢到上海市市长的位置，并兼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任上调到上海任秘书长兼财政局长，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以便到时把上海完整地送交到蒋介石、戴笠手中，作为他立功赎罪的资本。

在周佛海的策动和影响下，汪伪政府的大批汉奸滚滚而来，投到戴笠门下。

在政府行政系统，除了周佛海之外，先后有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伪考试院副院长缨斌等一大批汉奸向戴笠表示愿意立功赎罪；

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廷、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代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庞烦勋、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军事实力派人物纷纷与戴笠直接建立联系；

在伪特工方面，丁默屯也见风驶舵，暗中安排戴笠派遣的特务葛谷光任杭州警察局长，以此靠拢戴笠。

最后，陈公博也来东施效颦，于1943年6月间，派一个姓竺的从南京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要求戴笠转报蒋介石，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

这封信依然落在王一心手里，检报戴笠后，对笠说：“对公博与周佛海不同，他是汪精卫的死党，汪精卫死了以后，又是汉奸政府的首脑，这事不要理他！”

由此，汪伪的行政、军事、特工等方面，几乎都控制在戴笠手中。蒋介石对汪伪集团的一切指示，不得不通过戴笠去实施。

戴笠掌握了周佛海及一大批高级汉奸后，可以随时了解汪伪南京政府的内幕和日军在华的诸多重大行动部署，有些情报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价值，以至通过中美合作所反馈到美国后，就连美国人也为之十分嫉妒羡慕，加重了美国特工为争夺中美所领导权的纷争。1943年夏间，周佛海以汪伪政府的特使身份，访问伪满洲国。周佛海当即把伪满方面的情况通报给军统，使蒋介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伪满方面的许多内幕情报。1943年11月，周佛海随汪精卫赴日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对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以及日军应付太平洋大战的作战部署和计划等等，进行了详细考察搜集，回国后，全部密报给军统，又由戴笠通过中美所很快转报给美国军方。除周佛海以外，凡与军统建立关系的汪伪大小汉奸，在“立功赎罪”心理的驱使下，无不通过各种途径，竟向军统输送日伪方面的各种情报。因此，自1943年以后，军统在日伪方面的情报，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深得蒋介石赏识。

如今抗日已经接近尾声，到了利用周佛海的关健时刻，周母新逝，戴笠代他当孝子正是一种很必要的政治手段。

6月27日，戴笠看到了上海方面的报纸，刊载周佛海向陈公博辞职守灵，在玉佛寺大做道场。

恰在这一天，从陆路走的梅乐斯、杜月笙分别来到贵阳，与戴笠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飞抵湖南芷江。经芷江再转福建建阳，江西上饶，最后到了此行的最后一站？？浙江淳安。

淳安是一个深藏于新安江畔浙西大山中的小镇，依山傍水，风光秀丽。重重叠叠青瓦黑脊、高高低代的白墙粉壁，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板铺成的小街道从新安江一直伸向镇内。

在小街两傍，一家接一家的酒肆、茶馆、杂货店、客栈、妓院，显示着一种地方上畸形的繁华。这种繁华是借助于戴笠、杜月笙合办的“通济公司”用大量的走私物资促成的。

戴笠准备就以淳安为据点，利用它做为军统局和中美所接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前线指挥部。

1945年7月上旬，戴笠、梅乐斯、杜月笙一行到达淳安，并在这里扎下大本营，开始布置接收工作，抓紧时间与南京的周佛海、程克祥、周镐，上海的唐生明联系，时刻等待着日本宣布投降，并如临大敌地防止新四军来接收。

在淳安的时间里，戴笠每时每刻都在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预测日军可能投降的日期，但是，日军仿佛出奇地顽强，一部分狂热的日军官放言即使打进日本也在所不惜。

性子急躁的戴笠耐不住了，加之离开胡蝶日久，产生了回重庆的念头，并和梅乐斯、杜月笙商量道：“在这里等也是白筹，不如先回重庆看看，再做长久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