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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夏天刚好从支行机要室出来，听到孙勇耍横，对他说：“报表还是要你们公司财务做，这点不能替代。你们老朱知道我的为人的，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含糊。”

孙勇看到夏天搭话，便走了软着，笑着说：“那就明天去中山的时候给你们吧。”

孙勇随后到了行长室，夏天把准备到中山办这笔贷款的李朝阳和舒光荣叫到自己办公室，对他们说：“安延公司的老总朱赤儿是个成名人物，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当代四c的两个伟人之一。”

夏天停顿了一下，笑着问道：“你们知道他说的四c的另外一个伟人是谁？就是邓小平。你看，他把自己与邓小平相提并论，我们是他的对手吗？所以，我们现在做他的贷款是不得已而为之。手续能规范的一定要规范，不要让别人找出岔子来。像刚才孙勇讲的财务报表问题，我们作为银行从业人员，一定不可以给他代劳的。否则，日后打官司，他只要把这事亮出来，说我们伪造的，这贷款就不用还了。因此，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李、舒两人说：“我们听夏经理的。”

第二天，孙勇开着朱赤儿的车带路，夏天、李朝阳、舒光荣坐着权作司机的任尔为开的面包车，又到了中山，与开出存单的中山科技信用社和存款的所有权人——中山安延电子厂核实存款的真实性。

按照市民银行的贷款操作办法，凡是200万元以上的新贷款都必须知会信贷处调查科，并派员与支行的同志一起调查。夏天与调查科罗英国联系后，罗英国提出因为忙，他就不去中山了，改由支行调查回来后向他介绍情况。再定举止。

夏天也没有一定要做这笔贷款的紧迫感，反而觉得这是朱赤儿抽取质押存单应付银行的一个举动。新存单是异地开出的，真假无人能知晓。从常理上来说，他不可能再拿1000万元填进一个无底洞。因此，弄不好我们自己栽了跟斗也未可知。

一行人首先来到中山安延电子厂。朱赤儿的妹妹朱丹儿在大家的见证下签署了同意将这张帐号为5599的1000万元的定期存单质押的声明，并将自己的身份证和电子厂的营业执照复印给了李朝阳。

然后。大家到了中山科技信用社。办理存单质押的备案手续。与此同时，夏天还要求该信用社营业部以业务章确认该存单的款项实到营业部的真实性。中山科技信用社很愿意配合，给了一张进帐单的复印件。整件事忙下来，他们做到要什么给什么，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

这些事情办完后，孙勇和银行的同志才吃午饭。吃过饭后。湖贝支行的四人自己开车返回深圳。

第二天，安延公司的这笔贷款的呈报材料由李朝阳、舒光荣忙着，王显耀、陈作业约来安延公司的人，将1400万元质押存款做了提前支取。还了600万元贷款，剩下800万元先划到安延帐户后，随即由安延公司开出一张支票，划到中间帐户交由湖贝支行支配，照例由陈作业操作，组织存款。而陈作业与安延公司上次划来的800万元利差款一样，首先做的一件事是：在这笔利差中又划出100万元到球馆（球馆老板依然与上次一样，要了七万元作为自己的酬劳。），作为行长私下里支配的业务费用。这笔100万元的资金，日后差点被中纪委调查组意外查获，着实让行长吓出一身冷汗——这是后话。

大家忙了几天后，将贷款材料报到总行。

信贷处要求，中山科技信用社还要签回一份确认该存单已经质押给深圳市民银行湖贝支行的确认书，才办理审批手续。于是，夏天要求任尔为开车，载着李朝阳、舒光荣又到中山办理质押确认。回来后，将《质押确认书》送到总行。

自始，这笔贷款便没有了下文，但是却落得个皆大欢喜。

人们会好奇地问：为什么贷款没有办下来，会皆大欢喜呢？

首先说说市民银行信贷处和湖贝支行的同志为什么欢喜。他们与自封为伟人的朱赤儿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上的人。这就和两个人打乒乓球，对手是一个三岁小孩，而你是身高六尺的大汉，你怎么跟这小孩玩，都是赢家。不论职级高低，银行从业人员没有办理这笔贷款，就是“少吃咸鱼少口干”，当然值得高兴。

其次，湖贝支行的两个行长也高兴。因为在办理旧贷款的捣动中，既不用承担办理新贷成功与否的责任，又轻易取得了800万元组织存款的资金。有一句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们有了钱，还怕做不好工作？所以，行长高兴是有道理的。

第三，在高兴的队伍中还有另一个方队，则显得有点特别，它就是安延公司自己。它为什么高兴呢？朱赤儿目前仍然是运作其生产经营的“暗渡陈仓”和资产转移的“金蝉脱壳”计划的关键时期：新的资金链已经建立起来了，青岛的百货公司与深圳的新公司对开承兑汇票的规模已经达到10亿多元，然而，这戏还是要演下去，而且还需要时间做缓冲，急不得。恰恰这时，王显耀死缠烂打追得紧，让他缠得实在不行了，他想出的招就是办理借新还旧贷款。他知道，以他的知名度，要办下来难度不小。如果真的办新了，日后存单是空的，银行也脱不了关系，这笔贷款也就不用还了；如果没有办妥贷款，用原来已经质押给他们银行的存单支取资金，是还贷款也好，还是还利息也好，抑或是用这笔钱拉存款也好，都是银行自己的事。还有一点，这笔钱还写了一个抵押承诺给北京的汽车公司，换回了不少整车散件，反正不是安延公司的钱了。一女许二夫，看他们日后为了争这笔钱是牛打死，还是马打死。

“但是，他们只要迈出了第一步，就不要再来找我了；而我的贷款要还也就只限制在目前的抵押物上。否则，我就翻脸不认人了！”朱赤儿在心里盘算着。

看官：你看看，这是一步多危险的棋呀！难怪两年以后，湖贝支行的行长们都在拼命打退堂鼓，连晚上睡觉都盼望着“无官一身轻”的逍遥梦能叩开自己的脑际。

正是：

不知危险没危险，知道危险吓破胆；

斯文体面当白领，谁知下场惨不惨！（未完待续。。）　　　　在行长室，夏天向王显耀、陈作业汇报总行有关调整逾期贷款利率的意见。

原来，市民银行成立后，为了彰显业绩，在贷款利率的执行上一直就高不就低。人民银行在利率政策上有个规定：逾期不还的贷款加息20％；超储积压产品、商品的贷款加息30％；挤占挪用的贷款加收50％。当时，正常贷款利率的月息为12‰，金融服务社的老贷款一般都是逾期贷款，同时，由于金融服务社灵活的机制，有很多变通手段办一些不太符合产业政策的贷款，到了市民银行的时候，人们如果不讲当时做贷款时的客观情况，“就高”就可以变成挤占挪用贷款了。加上上面讲的原因：为了彰显业绩的需要，一律往高套，在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制度下，帐面利润是出来了，但是应收未收利息这一块，也像一个怀了四个月婴儿的孕妇的肚子，日见日的看得到的隆起。这一隆起对谁都不要紧，只对原来想用它来彰显成绩的领导层来讲是一个问题，日子一久，应收利息每月以数千万规模增加，便很难向股东和社会交代。于是，不得不组织各支行开会，要把原来高算的利率减下来。

在湖贝支行，早在总行会计部门要求高算利率的时候，夏天就在支行中层以上会议上提出过，动辄对旧贷款加息50％计算的做法不妥。理由是：第一，企业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始终是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在深圳能以月息18‰维持正常经营的企业不多。若企业没有利润，拿什么来交息？第二，银行作为社会企业始终不能忘记做贷款时与企业的约定，逾期就逾期了。本来就是因为贷款成本高是其还不起的原因之一，银行自己再节外生枝，便很难与他们打交道了。第三，应收利息的增大，最终无法收回，日后银行还是要走核销的路，这将自取其烦。

当时，夏天发表完上述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正面响应，相反还在行长心中增加了对他与贷款户之间有什么猫腻的怀疑。后来。湖贝支行因为资金紧张，一方面让老贷款户花钱组织了7000多万元的定期存款，一方面又继续高计他们的罚息。夏天觉得不合情理，再搞下去，势必失去企业支持。便写了个请示，与总行协调后。将十余家的旧贷款利率降低至12‰与15‰不等。

话说当日。在有总行何人友、冯老刀两个副行长参加的计划与信贷会议上，来了会计处、计划处、信贷处的处长，显见总行对这次会议的重视。会议开始，各支行都对执行贷款利率政策提出了看法，其中讲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各支行的会计部门都说会计处要求高计利率。坐在一旁的会计处长鲁爱萍，听得一阵脸红、一阵脸白。

好不容易等待大家说完了。她急忙说：“会计处从来就没有要求往高套利率，逾期贷款怎么能加一个六厘呢？你们回去以后，对营业部主任说，逾期就是逾期。剩下的要怎么罚，没有计划信贷部门的通知是不可以加的。营业部坐在大厅里，怎么知道哪笔贷款是超储，哪笔贷款是挪用？真是乱弹琴！”

这鲁爱萍话中讲的理是这个理，但是各支行都说支行营业部高套利率，难道各支行的营业部主任一个个都是傻子不成？夏天在心里说：“别人的教训就是自己的经验，跟风做事最怕的就是这样：点头哈腰地执行领导的口头指示，完事了，出问题了，责任都经领导双手轻轻一推，自己肩上踏踏实实的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