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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书法家皇帝宋高宗赵构(第1页)

宋高宗赵构(11o7年6月12日~1187年11月9日),字德基,南宋第一代皇帝。文学迷WwW.ㄟWenXUEMi.COM

年号先后为建炎、绍兴。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正月,金兵围汴京,邀亲王宰臣议和军中,钦宗命其出使,赵构成功出使,不辱使命。后为河北兵马大元帅,有士卒万人。次年,汴京城破,徽钦二帝被俘北去,皇室男女老幼尽被虏走,北宋王朝灭亡。构在外组织勤王兵马,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是为高宗。改元建炎,史称南宋。

公元1127年(建炎元年),南逃扬州,金人于次年兵锋指向扬州。三年,自扬州至镇江,再至杭州,又北上建康府(今南京)致书金人,表示愿意削去宋朝国号称臣。金人拒绝高宗投降,再次南进,“搜山检海捉赵构”。高宗则自建康而镇江、杭州、越州、明州、定海,直至乘船逃入大海。金人也入海追击,因遇大风雨且金军不擅长水战,只得作罢。

公元1129年(建炎三年)旧历十二月,金人犯越州,安抚使李邺开城投降,卫士唐琦袖巨石袭击金将琶八未克,被杀死。次年四月,金兀术率军掳掠杭州北返,高宗才从温州再度回到越州。六月,要侍从、台谏、诸将计议驻跸事宜,并仿“唐幸梁州故事,升州为府,冠以纪元”(6游《嘉泰会稽志序》),公元113o年(建炎四年)以后改元“绍兴元年”(1131年),于当年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是为绍兴地名的由来。在越期间,先后蠲免绍兴府三县湖田米,蠲两浙夏税、和买细绢、丝绵,减闽中上供银三分之一,释流以下囚,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等。至公元1132年(绍兴二年)正月初十离越州至临安,前后在绍计一年零八个月。

关于宋高宗的评价问题,历代倾向于定位为昏庸之主,只是北宋是在仓促之间被金人攻陷了都城汴梁,二帝“北狩”,当高宗南渡时,身边亲兵仅一千余人,然而通过各种方法,迅调集人员防守住了淮河、长江,同时建立了南宋的根基。相比于明代,有明一代虽然一直经营南都(南京),整个南方的经营有过于北宋对南方的经营,南京六部七卿设置齐全,官僚机构完备,且四镇军事实力强大,而观于甲申以后,南明竟不能守,史可法虽然一代忠勇,令人欷歔,但是在调停部署上近乎昏聩,四镇顷刻土崩瓦解,到最后永历缅甸被俘,南明群臣尽为诛戮,酷烈之甚,与宋高宗相比,岂能谓高宗昏庸无能?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非高宗,韩世忠、岳飞诸人,谁能御之,秦桧南归,如非高宗,而是南宋后来几位君主或是南明二帝,更是极其可能是第二个曹操,高宗在上,诚如岳飞奏议所言:“黎元有归,社稷有主,今足可伐虏人之谋。”而关于杀岳飞的问题,更为复杂,先,南宋的主战派并非就是善类,这是一个误区,即使是辛弃疾,也非常人所想的慷慨多情之士,而是乱世枭雄,封疆大吏,稼轩词中就有“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岳飞对于二帝的态度,自己奏章中有表明,自可查对,无须凭空猜度。此事成高宗污名,只是若果然无能,就是那个南逃至儋耳穷荒的丧家之犬,何能在张邦昌宵小的政权和金人战神完颜宗弼(兀术)的势力之下稳住局势,若以北伐而论,韩侂胄开禧北伐,还牵扯到了理学朱熹一派复兴,叶适一派倒下,扭转了庆元党禁以来的局势,其中功过是非更是难以定论,俗以战胜光复为荣,以备守战为耻辱,个中冷暖自然不同,只是高宗若是易与,何能在仓促之机反胜大明一代经营?孝陵玉石二百八十二年,南京竟败在马士英、阮大铖之辈手中,晚明人物和两宋人物,实不可同日而语。

南宋政权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外有金兵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南下,内有各地溃兵败将组成的游寇集团和农民的反抗武装,极大中兴四将图地威胁着宋廷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不得不抛开压制武将的祖宗家法,着意笼络重用武将。当时最有名的将领就是南渡后的“中兴四将”。其中,刘光世出身将门,其父官拜节度使,他本人早年曾随父方腊起义;张俊和韩世忠都是行伍出身,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在平定苗刘兵变中又都立有大功;而岳飞则是资历最浅的一位,但是在短短几年间,他的战功和威名就已越其他诸将,绍兴四年八月,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宋廷授他为清远军节度使,地位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不相上下。

高宗是在向金人求和而不得的形势下才重用武将的,其目的只是自卫,并没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岳飞收复的失地,实际是从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手中夺取的。岳飞出兵前,高宗明白他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特地下手诏,告诫他只需收复伪齐所夺之地,千万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人,否则就算立下战功,也定要严惩。这一纸诏书,牢牢地束缚了岳飞的手脚,加上岳家军只有不到三万人的兵力,也无力进行北伐,因此岳飞只好在收复襄汉后,率主力退守鄂州。

面对金人的进攻,高宗始终不愿放弃投降求和。尽管绍兴四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但高宗并不想利用这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战果只是为他与金朝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绍兴七年年底,宋使王伦从金朝带来了议和条件,金朝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徽宗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高宗得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屈膝求和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派王伦使金,与金朝商量具体的和谈事宜。

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的意见,对于和议能否顺利签定至关重要。绍兴八年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说服他们至少不反对和议。张俊向来害怕金兵,在历次对金作战中都极力避免与金兵交锋,其为人又善于岳飞像逢迎,所以马上表态支持议和。而韩世忠与岳飞则坚决反对,岳飞更是对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高宗对岳飞心生嫌忌。

其实,在此之前,岳飞已经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了高宗。这位抗金最坚决的大将个性耿直,在战场上有勇有谋,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缺少心计,太不善于保护自己。

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1o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第二件事生在同年八月。返朝不久的岳飞好心建议高宗早立太子。高宗的独子赵旉8年前夭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时年才3o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所以,岳飞的建议一下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高宗对他的忌恨。

这两件事以及在抗金恢复上毫不妥协的立场,为岳飞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绍兴八年,高宗与金朝的媾和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文武百官的反对之声日益高涨,只有秦桧极力支持高宗议和。十一月,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与宋使王伦南来。金使的称号中将“宋国”称为“江南”,敌对两国互通信息,应称“国信”,金朝却称“诏谕”,显而易见,这是金人故意羞辱南宋。金人接下来的要求更令南宋臣民难以接受,金使居然要高宗跪拜受诏,奉表称臣。为了苟安偷生,高宗对此并不介意,他冠冕堂皇地表示:“只要百姓能免于刀兵之苦,朕可以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

天子有此“美意”,臣民们却不愿“领情”,朝廷内外群情激愤,抗议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临安市民甚至在街上贴出醒目的榜文:“秦相公(秦桧)是细作(奸细)!”矛头虽然是指向秦桧,实际上表达出对高宗的强烈不满。尽管高宗恼羞成怒,将反对激烈的大臣一一贬谪,但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十二月,高宗以为徽宗守孝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大臣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