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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1页）

并找到了拿城门钥匙的军官，当学生打开城门铁锁时，许多士兵还帮着搬开顶门的千斤闸（大木杠），奋力推开城门。从西安到十里铺这一段路，游行队伍遇上了蒋介石下令调来的东北军骑兵，企图驱散队伍。

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东北大学和东望小学的学生大都是东北沦陷后迁来的，他们连哭带喊：“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们不要东北的家乡，东北的父老乡亲了吗？”感动得很多东北军官兵也流了泪，许多士兵勒住马缰往后退去，有的干脆转过马头放游行队伍过去。

另一件感人的事情是在游行结束以后，队伍返回时。

那时天已黄昏，北风凛冽，寒气逼人。由于同学们奔波呼号了整整一天，又几乎粒米未进。虽然情绪仍很高昂，但年小体弱的学生已经精疲力尽，支持不住了。大家互相搀扶着走，有时走几步就倒在路旁歇息，有的很难走动。正在同学们焦急的时候，忽然大家眼前一亮，都高兴地喊叫起来，原来几十位人力车工人拉着蒸馍、烧饼和开水给同学们送来了。同时，几位东北军士兵冒着风险，自动开来了几辆运送弹药的卡车来接同学们，并帮着把幼小体弱的同学扶上汽车和人力车。这一切，给游行队伍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大家一鼓作气赶回城内，沿途还不时用嘶哑的嗓子唱救亡歌曲，整个活动，没有一个同学掉队。事后，我们才知道，馒头烧饼是一些爱国的中小学教职员、新闻界人士和爱国市民捐赠的。……②

曾参加过这次游行的老同志谈，这天因为去临潼请愿的学生回来得晚，看看天快黑了，都还没有回来，西安居民家家户户都挂起了门灯，以迎接爱国青年的归来……

人民群众的热情关怀与支持，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感染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官兵，对张学良将军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后来在一次民众大会上，他坦率地说：“在‘一二·九’那天，我曾向参加请愿的同学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以内有事实答复。想诸位还记得，那天的事情，真是给我一个绝大的刺激。……”③

张学良是讲信义的，也是正大光明的，他不同意或者办不到的事，他都把话说到明处，但他答应了的，就决不食言，回去后他便立即向蒋介石作了诤谏，可是却受到蒋的申斥：“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指责他不该为学生辩护。

“不，不是这样的。”张学良尽量心平气和地说：“我没有为他们辩护。据我了解，他们只是要求政府抗日，并无恶意。我曾亲自到现场查看了，他们不是捣乱，都是纯洁的爱国青年。”

“什么？爱国青年？”蒋介石冷笑道，“我看结论还是不要下得太早吧，爱国不爱国，不是光看唱高调，而是看行动。当学生的，不好好读书，动不动就干预国事、示威游行，有的还破坏交通，冲击政府，甚至聚众殴打政府官员，试问，这是什么爱国行动？唵？！”

“不过，这次示威游行，秩序还好……”

“不，不！这个我不管。今后不许再胡闹，今后不管在哪里，凡发现有搞示威游行而又不听劝阻的，就坚决镇压，就用机关枪扫射！”

蒋介石如此敌视爱国青年，在抗日问题上如此固执己见，张学良还能再说什么呢！

但蒋介石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认为张、杨已不可相信，遂于当日给邵力子写了一封密信，企图为撤换张、杨造舆论，以期使这一计划迅速实现。

蒋介石用毛笔在红格的十行纸上向邵力子作了如下的秘密指示：

力子主席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它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十二月九日

所有这一切，迫使张学良不能不认为在抗日问题上，他与蒋介石不但完全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显然已经发展到非摊牌不可的地步了！所以，自此以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秘密地调兵遣将，积极进行兵谏的准备工作。

就正在这个当儿，因为误会曾发生过一场虚惊，如果不是杨虎城沉着冷静，以“军事演习”为名巧妙地掩饰过去，还会闹出大乱子呢！

原来，１２月９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著名的易俗社请随蒋来陕的国民党军政大员看戏。晚上九点左右，十七路军的宪兵营长宋文梅到西安城东门楼去找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主要是近日广大官兵情绪激动，而对于张、杨二将军将要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他们也都略有所闻，所以对形势特别敏感，还生怕有人告密或暗地里进行破坏捣乱呢。但这晚很不凑巧，当宋文梅来到城东门楼附近时，正值孙铭九带领一部分士兵乘汽车出发去临潼，他们荷枪实弹，行色匆匆。宋文梅本想过去问一声，可是几辆大卡车顷刻开走，一阵风似的，很快就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了。

宋文梅把这事与他掌握的军事机密联系起来，误认为他们是到临潼去捉蒋了，当即返回向王菊人（杨虎城的机要秘书）报告了他在东城门楼看到的情况，说是捉蒋的车队已经出发，我们要配合行动才好。王菊人立即到易俗社向杨虎城转报了这一紧急情况，杨信以为真，命令十七路军有关部队，立即隐蔽开赴指定地点集结待命，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只待临潼方面打响，他就下达作战命令，届时将正在看戏的蒋系军政官员一网打尽，西安市其他反动军警部门，也将立即加以控制，并解除他们的武装。

但是，等了很久，眼看戏都快演完了，临潼方面仍然没有一点动静，心急如火的杨虎城才开始对宋说的情况产生怀疑，他一面请人临时点戏，加演精彩节目，以延长演出时间，一面让宋文梅再去打探。宋文梅急驱车到金家巷去找孙铭九。这时，孙铭九已从临潼返回多时，并已上床就寝了。他好不容易把他叫起来，才终于得知，原来是张学良傍晚虽然把游行学生劝回城了，可心里仍不踏实，不放心，怕学生晚上再去临潼请愿吃亏，所以特派孙铭九以巡逻名义，再前往临潼察看，并无其它任务……

宋文梅离开金家巷，急忙到剧场向杨虎城作了报告，并检讨了自己的冒失。杨虎城虽然有点生气，但没有再责备他什么，而是让他立即通知部队，解除紧急戒备状态，一场虚惊很快烟消云散了。

不过，这事也给他们敲了个警钟，当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第二天见面议论起昨晚的这场误会时，他们一致认为：现在，人心浮动，反蒋情绪强烈，捉蒋的时机已经成熟，事不宜迟，故商定１２月１０日和１１日两天全力以赴地作好一切准备，１２日凌晨发动兵谏，并作了具体分工：“东北军方面，以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总指挥，一○五师第一旅两个团在华清池周围较远地带警戒，防止蒋介石的卫队突围；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率孙铭九的卫队第二营两个连和王玉瓒的卫队第一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的一个连（二道门以内由蒋介石带来的卫队守卫），担任扣蒋任务。此外，还调回驻甘肃固原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受训的骑兵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参加行动，因二人枪法准确，必要时可以有效地对付蒋介石卫队的反抗。十七路军方面，以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为行动总指挥，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所部主要担任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等处的蒋系军政要员的任务；孔从周的警备第二旅和李振西的教导营负责解除宪兵一团、省保安处、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的宪兵连和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扣留作战飞机，以及担任西安各街巷口的警戒；炮兵团负责车站方面的警戒。为保证行动的准确、迅速，孔从周部还在西安城内按蒋系军、警、宪、特驻地的位置，进行了军事演习。以上所有准备工作都是高度保密的。张学良每天照常到华清池去晋见蒋介石，保持着内张外弛的局面，避免引起蒋介石的怀疑。”④

那时，西安事变已到一触即发之时，但张学良仍几番出入华清池，与蒋见面，与蒋的侍卫官聊天，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有一次，张学良亲自开着汽车从华清池送几位军政大员回西京招待所，当车行至激流滚滚的灞桥时，他忽然对他的乘客们说：“你们可要小心点，可不能得罪我张学良啊！”几位大员听了，都不禁一惊：少帅这是咋回事，怎么这样说话？但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地说：“哪里，哪里，我们背后从不说副司令的坏话，巴结都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要得罪你呢？”“是吗？不背后捣我的脊梁骨，这就好。”张学良还是很严肃地说。但略停，他终于快活地笑了起来。几位大员问他为何发笑，他诙谐地说：“其实，我说的不要得罪我，你们还没有听明白，我主要是说，因为你们的命都在我手里攥着呢！”几位大员目瞪口呆，更加不知张学良这话的寓意了。张学良怕他们真的会生起气来，笑道：“你们还不明白吗？我的意思其实是秃子头上的虱——明摆着的，现在你们都坐在车上，只要我的手一偏，汽车就会掉在桥下，那你们几位不是就都完了吗？几位政府大员得知原来少帅是在跟他们开玩笑，这才松了口气，都咧嘴笑开了。不过，他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张学良的话，说他是一句玩笑话，当然未尝不可，但仔细想想，谁又能说这不是他即将举行西安事变的双关语呢！

事变的发生，就在眼前，这点蒋介石当然是未曾料到的，但他也不是毫无所知，他好象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显得有点坐卧不宁，大大加快了他推行“剿共”战争计划的步伐。当时西安甚至还传说蒋介石已决定命令张学良立即驻洛川，杨虎城驻韩城督战，向红军进攻。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华清池行辕召开几次高级将领会议，都把张学良、杨虎城排除在外，没让他们参加，形势已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这也即是说，在蒋介石看来，要么上剿共第一线，去跟共产党和红军拼个你死我活；要么你就趁早卷铺盖，别无他途！

有人也许会说，物极必反，这是很明显的道理，难道蒋介石就不懂得吗？难道他就不知道不仅是共产党，就连他的部下也不会助纣为虐，听任他的摆布吗？是的，这个浅显的道理他就是不懂，因为他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对形势和历史发展的看法也往往是不正确的。“他没有估计到以联合抗日为共同目标的三位一体在西北已紧密结合；他没有估计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影响，已使国民党多派别和地方势力产生共鸣，而以各种形式或明或暗地表示了赞同，共产党并与其中相当一部分力量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取得谅解；他更没有估计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全国各阶层强烈要求国共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抗日的热浪，已经汇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日军进犯绥远更加剧了这一局势，剿共战争已经此路不通。”⑤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就好比一个疾病缠身的人，还硬要继续在一座年久失修的独木小桥上蹒跚而行，怎能不摔个鼻青脸肿呢！

……………………

①　李木庵：《西安事变纪实》，载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②　李连壁：《在陕西省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原载《陕西日报》。

③　引自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一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

④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⑤　杨拯民：《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原载《党史通讯》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

张学良传……华清惊梦

华清惊梦

蒋介石在未来西安之前，对于此行可能会栽个大筋斗，甚至形成差一点被别人一脚跺翻这个令人沮丧的结局，是没有料到的，如果他能料到，就不会冒这个风险了。但是不是毫无所知，没有一点觉察呢？那也不是。蒋介石不是马大哈，不是那种粗心大意的人，这从他后来写（实际是陈布雷代笔）的《西安半月记》中，也略见端倪。他谈到在他未来西安之前，“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所以，他来西安后，是有提防的，这明显地表现在他很注意分析研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情，频繁地找一些高、中级将领谈话，一方面摸情况，作调查，一方面又打又拉，硬要把他们推向剿共的道路上去。原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就亲自领教过蒋氏的垂训，他回忆说：

西安事变的前几天——十二月八日，蒋介石约我和王以哲去临潼吃早饭，我坐在蒋的右边，王坐在蒋的左边。席间，蒋满脸怒气，三人都没有说话。饭后，蒋随即站起身来，先对我说：“你对剿共有什么意见吗？”我沉思一下说：“中、下级军官全想留着力量，准备打回东北老家去。”蒋介石听后紧接着就对我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王以哲此时站立在蒋的身旁。蒋说到这里就连声催着我先走，然后要王以哲跟他到隔壁客厅去。刚一进屋，我就听到蒋很气愤地对王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些举动……”刚听到这里，蒋的值班卫士表示不愿意让我再听下去，我即到钱大钧办公室等候。①

蒋公意欲如何，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另方面，那就是他也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如他由于惧怕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不留住城内（他对西安局势非常恼怒，“但他认为张学良没有多大问题，而对杨虎城却很不放心”。他之所以不住到西安城内，就因为城内是杨虎城部队负责的防区），而偏偏要住在离西安二十五公里远的临潼华清池（这里由东北军驻防），也主要是从安全和以防不测、便于撤离来考虑的。

提起华清池，人们很自然会想起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诗句：“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是的，位于西安东郊三十公里临潼县境的华清池，一向是以景色秀丽、温泉潺潺而著称于世的。不过，你若认为蒋氏看上了这里的自然风光，并且还有点好古僻，那就错了，他那时才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呢。所以他的到来，对华清池来说，并不是什么吉祥之兆。因为自从蒋介石在此安营扎寨后，西安驻军以及华清池附近的老百姓就受到了管制，不仅不能随便走动，有时还必须关门闭户，肃敬回避。因为那时这里不仅戒备森严，“大地阳春牌楼以南的东西公路上，不许外人通过。如有蒋介石出外回返，近在咫尺的东尧西尧村民，连家门也不许出。为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东北军和宪兵队，每天要对附近村民挨家挨户查户口两三次。”②

其实，那时蒋介石深居简出，一般是不常离开行辕的，如若外出，必增岗加哨，严加警戒；至于一般的官场应酬，饮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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