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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国内有两个战车团，胡宗南将军率领的是战车第二团。所谓两个团，事实上是两个营。后来在抗战后期，我们在印度预备编练七个战车营，其中有一个战车第一营，就是参加瓦鲁邦战役的战车营，后来还成立一个战车第七营，是最后的补充营，中间还有几个营预备陆续成立，但因战争结束未成立。
等到徐蚌会战时装甲兵有三个战车团，以及一个装炮团和装汽团。
装甲兵在三个不应该用装甲兵的地方打过三次漂亮的仗，第一次是昆仑关战役，这是一场山地作战，很成功，但也很艰苦；第二次是森林作战，由战车第一营与其他支援的部队，从缅北的瓦鲁邦攻破日军十八师团部指挥所。青年远征军新一军辖第三十八师，师长为孙立人，还有新二十二师，师长是廖耀湘，该次战役是战车营在原始森林开林辟路时发现一条很粗的电缆，一看就知道是日军的通信线，于是就循着主缆找到日军第十八师团部指挥所的位置，不仅攻下指挥所，而且还拿到师团的大印。整个新一军在那次战役中很顺利，接着就打败缅甸的日军，救出英军。第三次是在汉头海边，也就是古宁头大战，那是场很艰苦的作战，也是一场很光辉的胜利。
进入装甲兵（1）
（一）教导总队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父亲把我调到装甲兵教导总队第四团当中校团副，从此与装甲兵结下不解之缘。当时石祖黄为装甲兵教导总队总队长。教导总队起先只有一个参三缺，而他预定的参三处处长是明世绩，陆军十期的，毕业后留美。不过明世绩当时在华北，职务尚未调开，所以石祖黄就暂时把我安置在第三处，职位是代理处长，阶级是中校。
我的第一件差事就是拟一份干部教育计划。当时我就问石祖黄，这份教育计划的对象是吸收年轻人加以训练成为干部还是旧干部回笼，他说要训练旧干部，这些干部都是尉级官，再加上少数的少校。我觉得很奇怪，便问：“这些人都是军校毕业的，而且也有作战经验，应该是非常成熟的，怎会需要干部教育呢？”石祖黄说：“不然，抗战期间很多军校毕业的干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很多干部都是从士兵升上来的，所以虽然是尉官、校官，但是都没有受过军官教育与训练。”后来我才知道石祖黄的想法是，自己如果没有训练过干部，这些干部就始终不是属于自己的。后来我也发现哥哥办的干部教育也是为了要把那些人变成自己的人，并不是真正注重军事教育，而且他们也让被训练的人知道，要跟着他才会有前途。所以我的教育计划做好之后，派不上用场，后来石祖黄叫别人重做，我也看出了其中的不同。
父亲规定石祖黄每周都要去见他一次，专谈装甲兵的事情，父亲知道要培养装甲兵，一定要用国家的力量来培养，绝不是以“国防部”的力量就可以达成的。当时父亲对装甲兵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但是石祖黄对装甲兵却是一无所知，父亲问不出所以然来，非常着急，所以就借着我回家的机会问我有关装甲兵的问题。我这个装甲兵是土透土透的，我在部队里不声不响，就是不要让他们认为我喝了几杯洋水之后，就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我也不会假传圣旨。我在装甲兵里面谨守本分，但是装甲兵有任何缺点，我都会向父亲报告。父亲再交给陆军总部，由陆军总部加以改进。总之，像石祖黄这样不懂装甲兵的人来指挥装甲兵是不行的。
后来，经过白崇禧的介绍，徐庭瑶接替石祖黄担任装甲兵司令。徐庭瑶是白崇禧的人，属于新桂系，他自己是安徽人，那时候桂系在安徽的势力很大，有一句话说：“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安徽天高三尺。”徐庭瑶那时虽然当了装甲兵司令，但是他还是脱离不了与新桂系的关系。而且他对装甲兵的现代化与机械化也是一窍不通。徐庭瑶曾经参加过昆仑关战役，但是他对装甲兵新的战略战术（机动）所知不多，他将装甲兵当步兵用。
当时本来要成立战车第四团，我被调任为战车第四团中校团副。在筹备期间，既没有团长，也没有副团长，完全由中校团副当家。我的另一个任务为装甲兵教导总队驻沪代表，负责把散居在印缅战场的装甲部队接回上海，重新加以整修，也就是将所有的战车大翻修。我在沪江大学外面的空地上搭上棚子，进行临时收容与修理的工作；同时我也筹划装甲兵的服装，从破烂的军装变成漂亮的呢夹克，吸引了很多沪江大学的女学生，装甲兵有好几对结婚的新人，对象都是沪江大学的女学生。
在驻沪代表任内，上级也没有给我任何经费。我们一共只有三个人，分别是负责幕僚、行政与技术，把这项任务全部承担下来。这些战车就是而后编为战车第一团的战车，全部是美制的，型号是M3A3，使用三七炮，在当时来说，已经非常进步。我在美国受训时，使用的是M3A1，到印度受训时，才看到M3A3。后来因为人力、战车都未达到需求标准，上级认为无法编成第四团，所以就将战四团与战一团合并，不成立战四团，改为充实战一团，并派我为战一团中校团副。我就带着新翻修好的美国战车到战一团，地点在徐州。
当时与我一起去报到的还有一位上尉成家复，交通大学毕业，非常优秀，当时他也正预备要分发，我就找他一起到战一团，他也欣然同意，那时候他还很单纯。不过，他太太是共产党员，所以他后来也参加了共产党，撤离大陆时没有离开。
进入装甲兵（2）
我们到第一团报到的时候，看到有人正在团长办公室内翻动抽屉，那个人穿了一条短裤和一件汗背心，背心上还破了两个大洞，我以为是勤务兵乱翻长官的东西，觉得很奇怪，我就站在那儿不动，看他究竟要做什么。后来他看到我们时，就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一听这种口气，就知道他是一位长官，而不是勤务兵。我说我是蒋纬国，这位是成家复。他说：“很好啊！欢迎你们！”那时候我还不晓得他究竟是什么人，便试探地问：“我们是向团长来报到的。”他说：“我就是团长。”我们这才知道他就是战一团团长谌志立少将。
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少校技术员带了一位士官，手上拿了一碗机油和战车引擎活塞进来。他向团长报告：“因为机油的号码不对，所以活塞杆打断了。”第一团使用的是美国战车，结果用了日本战车的机油，我走过去在油里捞了一下后，便向团长报告：“美国战车用的是五十号机油，这个是四十号机油，虽然相差十度，只是浓度较稀一点；机油较稀一点时，顶多温度高一点，但是不至于会把活塞杆打断。活塞杆会被打断，多半是有一个汽缸的程序不对，刚好是逆方向，以八个汽缸的力量来对一个汽缸，活塞杆当然会被打断，我想与这位技术员去看一看。”团长同意后，我便与技术员前往勘察。汽缸里面有一个分电盘，电线通过时，分电盘会控制汽缸爆发的时间，我一看便找出其中有一条线接错了。这件事情传开后，第一团成员对我是另眼相看，他们知道我不是外行，不是因为“国防部”的命令就可以来接团副职位的。从此以后，我在战车第一团的工作非常顺利，而且我与他人相处也很热诚，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对阶级低的人没有摆过架子，对长官则毕恭毕敬，团长也很喜欢我。
我到战车第一团后，就把战车第一团重新教育，彻底从头来过。我把所有官兵按照编制调查专长，发现共有一千一百余种专长，其中六百余种是属于后勤的，五百余种是属于作战的。只要有一种专长，我就开一个训练班，重新加以训练，就这样把装甲兵重新改造。后来我又把老婆的金项链当掉，筹了一点钱，跟着宋子文所特派的小组，由江杓带队，到太平洋去看美军的剩余物资。我把两栖登陆军（LVT）全部搜罗来，编了两个大队，附编在战车第一团，为而后新编两栖部队（海军陆战队）开了先锋。因为我当时觉得大陆的局势极为不妙，如果不早做准备是来不及的。这就是所谓的战争指导，“先战至上，先胜致胜”，否则临时光凭血肉之躯、感情用事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刚开始，第一团还有日本战车，体积比较小。有一次，中共打下徐州的九里山后，把几门山炮推到山顶上，用山炮炮轰徐州机场，有一位空军上尉被弹片击中脑部，我刚好站他旁边，他的脑浆溢出，沾满了我的背部，到今天想起来，仍然感觉那些脑浆还在我背上，非常不好受。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吃猪脑。中共的作战速度非常快，我就自己领队，把日本战车开进两栖登陆车，并且把一连的人运过黄河，绕到敌人的背后，把两栖登陆车的门打开，小战车立刻向敌人进攻，我方步兵接着占领山头。如果九里山落在敌人手中，我们的机场就不保了，徐州本身也受威胁。
在战场上，我充分发挥运动家的精神，我把战争看成是一场竞赛，也训练我的官兵要发挥这种精神。因为这样，大家就不觉得害怕，反正只要事前按部就班地侦察清楚，计划确实，等到执行时，踏踏实实地去执行，就无往不利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把机动的观念输入到每一个官兵的思想里面。
很快地，第一团有了副团长的缺，我就升上副团长，时间是民国三十五年一月。
（二）战一团团长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我升为战一团团长。其间发生了一个插曲，公文中原来写明是“战车第一团谌志立少将另有任用，遗缺由该团蒋纬国上校原阶升充”。送到父亲那边以后，父亲将“上”字圈起来，改为“中”字，结果我是上校副团长升为中校团长。我向来对职位的高低没有特别注重，只要上级指派，我就全力以赴，所以我对降级一事觉得无所谓，如何使战一团上轨道才是重要的事。
进入装甲兵（3）
特种兵团的编制是少将，不论是任官、授阶或受职都由父亲亲自来颁授，那时候有五个团长同时授阶，分别为战一团、战二团、战三团、装炮团、装汽团。我们传统的习惯是授印，我向父亲分析并建议改为授旗，因为授印是授权，世界各国都采用授旗，其意义是在授责，心理上的感受不一样，与授权不同。父亲同意我的分析，并接受我的建议，将仪式改为授旗，那一次也是国军第一次改用授旗仪式，我们团里面也都改以授旗为仪式，不过可惜国军并没有普遍做到。过去授勋的对象是一个人，如果是团体行动，就把勋带挂在旗上，我们从外国军旗上的勋带就可以知道该团的战绩，我们战一团也开始实施这个制度。
三十六年七月沂蒙山区被中共部队占领，徐州也落在中共手里，山东等于已经沦陷。美援总署有几个仓库位于该地，我就派了一个卡车的部队，以及一个战车排掩护，突穿到敌人后方抢救物资。我们抢救了十几辆卡车的皮夹克，袖子是呢制品，内里是毛制品，穿起来还蛮舒服的，我把那些皮夹克发给战一团每位官兵以及战二团每位军官一人一件，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装甲兵一营有三个战车连，另外还有勤务单位。当时政治指导员也要每人一辆战车，但是我们在装备上并没有这种编制，而且队上也争取不到，所以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上战车，就要充当车长，一方面作政战，另一方面还要参加战斗。而且他们要先接受车长的训练，如果能够指挥该战车上枪炮的运用，以及明了战车路线，我就把副连长的战车让给他们，让他们执行副连长的职务。换句话说，我们就用副连长兼政治指导员，或是指导员兼副连长。我还告诉他们，如果考试不及格，就不能在战车上担任职务，要负责后方补给、伤患照顾等事，并负责后方指挥所的各种事务。他们也接受了这种分配，后来大部分政战人员都在后方负责后勤，因为他们无法进入状况，战车里面不仅温度高，气味也难闻，呼吸很困难，同时待在里面的时间也很久，再加上天气热，一次战斗下来，有人甚至口吐白沫，躺在地上，非常疲劳；同时，他们也不懂机械方面的知识，无法配合作战。不过，他们虽然负责补给事务，但仍然在第一线，称为前方整补。
战斗时，士兵们大半是上身受伤，因为他们在打得眼红后，喜欢从炮塔盖子里面钻出来，一不小心就受伤了。每位官兵都有二块血型牌，上面写明兵籍号码及血型，一块带在身上，还有一块在官兵阵亡后取下，列入伤亡统计，这种就叫做“坟墓勤务”。官兵埋葬的确实位置，都要在地图上标出，等到战斗完毕，再去收尸。
许多制度建立好以后，官兵的士气都很高。有一次我们进行夜战，有关的地形与路线，我们都在白天侦察好；我在后方点两堆火堆，战车则向后对准火堆来决定自身的位置。作战开始时，每个士兵手上都有一张大比例尺的地图，所以他们都知道自身的位置，再加上我们在白天已经先侦察好地形，每一辆战车都知道自己的路线。到了目的地后，我用无线电下令炮弹齐发，这时步兵在旁边跟进，我一下令停止，战车火力一停，步兵就向前冲锋，进入敌阵。那一次夜战相当成功，敌人也没想到战车居然参加了夜战。
（三）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
我当了装甲兵上校参谋长之后，徐庭瑶指定吴文芝当副参谋长，他也是陆军十期的。徐庭瑶曾经保送过一批人到美国学装甲兵，大都是陆军九期至十一期的，所以他手里面有一些筹码。我虽然是参谋长，但是他并不重用，样样事情都让吴文芝操纵，后来甚至明升暗降，把我调为副司令，吴文芝升为参谋长。事前我一点都不知情，父亲也不知道，因为升为副司令不需要元首批准。
（四）装甲兵司令部副司令
徐庭瑶将军有一批自己培养的第十期及十一期的军校学生，吴文芝是其中之一，徐将军为了要升吴文芝为参谋长，就把我升为副司令，事实上，我变成上有司令，下有参谋长，反而没有实权，不过从不跟他们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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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战争（1）
很多人把八年抗战胜利视为战争的结束。我从第一师调到青年军时，曾经讲过一句话：“半个鬼子一根毛，日本的战力已经到了尾声，中日战争随时可以结束了，胜利随时可以来临，但是这‘一根毛’必须注意。”
当时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值得回忆。在重庆江水的另一边有一个黄山，有一天父亲约了岳军先生商谈中日战后的情形。依照规定，当他们在谈话时，身边的随从人员是不能靠近的，一定要在听不见距离之外，而我是唯一跟在他们后面走的人。当他们的话题结束时，我对父亲说：“父亲，我有一点意见，可不可以说？”父亲朝我看了一下，张伯伯在旁边就说：“你让他讲嘛！”父亲说：“你说好了。”我就向父亲和张岳军先生提出我的看法：“日军的问题小，而中共的问题大，虽然中共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一旦中共变成政治问题里的军事问题时，情况就非常麻烦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准备接收对日作战的胜利，另一方面要立即发起歼灭中共的行动。我建议把散布在各战区的战车部队统统集中起来，把中共一股一股的打掉。即使是三个月内不能歼灭，半年之内也要达到目标，如果拖延半年以上，国际间就会说我们是内战。国际间通常把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