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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出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城市，我打定主意要为海伦弄到一张西班牙签证。领事馆外面的人群，可真是吓人。我知道警察说不定早已在搜寻那辆汽车，可是我非得冒一次风险不可。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格奥尔格的护照，倒是早已有了签证了。

“我把汽车慢慢地开过去。人们看见那德国汽车牌照，这才开始移动起来。他们为我们让出了一条路。有几个难民逃跑了。我们穿过一条憎恨的大道，向大门驶去。有个宪兵敬了个礼。对我来说，这样的事已经好久没有碰到过了。我随随便便地还了个礼，往里走去。那宪兵站到了一边，给我让路。我痛苦地思忖，要受到尊敬，你就该做一个杀人凶手。

“我的护照一拿给他们看，海伦的签证马上就弄到了。那个副领事望着我的脸。他看不见我的手。我已经把那双从汽车里找到的手套戴上了。‘战争的纪念品，’我说，‘是肉搏战呢。’他同情地点点头。‘我们也有过自己的战斗年月咧。希特勒万岁！一个伟大的人物，跟我们的领袖一样。’

“我走了出来。汽车四周已经腾出一片空地。车的后排位子上坐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受惊的孩子。他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用双手捂着嘴，从他脸上我只能看到一双眼睛。‘我们应当把他带着一起走。’海伦说。

“‘为什么？’

“‘他的证件过两天就要到期了。要是他们把他抓住的话，他肯定会被送回德国去的。’

“我觉得自己的衬衫里面和背上尽是汗水。海伦瞪着我看。她十分镇静。

“‘我们已经死里逃生，’她用英语跟我说，‘我们有责任也救人家一命。’

“‘让我们看一看你的证件。’我对那孩子说。

“他一言不发，把一张居留许可递了过来。我接过之后，就走回领事馆去。走回去可真是十分困难了，那汽车仿佛有一百只扬声器在大声喊出它的秘密。我若无其事地告诉那位秘书，说我刚才忘了，还需要一张签证——受责任的驱使，需要一张过境后的身份证明。他看到证件，便迟疑起来。随后，他露出一副同谋的神气，微微一笑，就把签证交给我了。

“我走进汽车。人群甚至比刚才更加怀有敌意了。他们大概以为我正在把这个孩子带到集中营去呢。

“我离开城市，满心希望我的运气一直能很好。驾驶盘抓在我手里，我觉得火烧火燎地发烫。我原来也想到这辆汽车我们也许随时得把它抛掉，可是那会儿我却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在这样的天气，要海伦穿过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是不可能的。她身体太弱，一旦没有了汽车，那么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这种奇异的保护便不起作用了。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法国的许可。而这种证件，步行的时候要比乘坐一辆豪华的汽车更为需要。

“我们往前驶去。那一天也真奇怪。现实仿佛已经没进了深渊之中。我们在低垂的云层下面，顺着一条又高又窄的山脊奔驰，如同坐在一辆缆车里。我所能想起的，跟这个最为相似的是一幅古老的中国水墨画，绘着一些旅行者在峰峦、浮云和瀑布中间单调地移动。那个孩子蜷缩在后排座位上，几乎一动也不动。他在短暂的人生中学到的，就只是不信任每一个人，不信任每一件事。当民族社会主义文化的卫道者猛击他祖父脑壳的时候，他才三岁。七岁那年，他父亲被绞死了。九岁那年，他母亲给毒气熏死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二十世纪的孩子。他设法从集中营里逃出来，凭他自己的机智越过了边境。他要是给逮住，那准会被送回集中营绞死。现在，他准备设法去里斯本，那里有他一个当钟表匠的舅舅，这是他母亲被处毒气刑的前一夜，替他祝福，还给他最后几句嘱咐的时候告诉他的。

“一切都很顺利。在法国边境上，没有人来要出境签证。我只是把护照拿给他们看了看，还为汽车填了一张表格。宪兵们行了个礼，闸门升起来，我们便离开了法国。几分钟之后，西班牙的海关警卫员对我们的汽车非常艳羡，问我一加仑汽油能走多少公里。我有的没的跟他们聊了几句，他们便开始夸说他们的西班牙-瑞士牌汽车[81]。我告诉他们，这种汽车我也有过一辆，还描述了汽车水箱上的标志——一只飞鹤。他们很高兴。我问他们哪里可以去加油。他们对西班牙的友邦是有特供的。我身边没有比塞塔[82]。他们替我用法郎去换了些。我们互相道别，礼节周到而热情。

“我往座位背上一靠。山脊和浮云都消失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再也不像是欧洲的国家。我们还不很安全，但是离开了法国，这件事情意义就很大了。我看到了街道啊，驴啊，人啊，当地的服装啊，岩石嶙峋的乡村啊——我们像是在非洲了。在比利牛斯山那边的那个国家，我觉得才是真正的西欧。随后，我看到海伦在啜泣。

“‘这会儿，你来到了你想来到的地方了。’她说。

“我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我对我们干这件事时的这份悠闲自在，仍然感到很吃惊。我想到那种殷勤，那种问候，那种微笑——这对我来说，已经多少年没有经历过了，而为了受到这种人的待遇，我就非得杀人不可。‘你为什么在哭啊？’我问。‘咱们还不太安全咧。西班牙到处都有盖世太保的暗探。咱们得尽快穿过这个地方才行。’

“我们投宿在一个小村子里。我本来想把汽车在什么地方抛掉，改乘火车前进。可是，后来我决定不这样做。西班牙并不安全，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最迅速的旅行方式。从某种无法解释的意义上来说，汽车倒成了一个黑暗的吉祥物：它技术上的完美甚至把我的恐惧都给赶跑了。我需要这辆汽车，这使我忘记了格奥尔格。日子也太久了，他一直是笼罩在我生命头上的一种威胁。现在，他已经死啦，我只觉得松了一口气。我想到了那个笑眯眯，他还活着，说不定他正在四处打电话，试图追寻我们的踪迹。对于凶杀，所有的国家都会引渡凶手。那是自卫——可是这一点，我只能到那个出事的城市去证明。

“第二天深夜，我们到达葡萄牙边境。没什么困难，我在路上就弄到了签证。一到边界，我把海伦留在汽车里，让引擎开动着。万一出什么事情，她可以将汽车径直开到我面前来，我一跳上去，我们就一个劲地冲到葡萄牙一边去。也不会有多少事情落到我们头上来的。这是一个很小的车站，边防警卫在黑暗中还没来得及瞄准和射击，我们就可以溜走了。到了葡萄牙还会发生什么事，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穿着制服的边防警卫站在黑魆魆的风口里，活像戈雅[83]一幅画里的人像。他们行了个军礼，我们把车开到葡萄牙一侧的检查站，他们也一样轻易地让我们通过了。等我们开车起步的时候，有一个警卫从我们后面奔上来，叫嚷着要我们停车。稍稍迟疑了一下，我依从了。如果我继续往前走，那么到了下一个城镇，这辆汽车也很容易被拦住。我停下车来。我们连呼吸都屏住了。那警卫走到我面前。‘你的carnet[84]，’他说，‘你把它留在办公桌上。你回来的时候会用到它咧。’

“‘多谢你了。’

“在我背后，那小孩子宽慰地舒了一口长气。有一会儿工夫，我自己也有一种轻松的感觉。

“‘眼下你到了葡萄牙啦。’我跟那个孩子说。他慢慢地把一双手从他嘴上挪开，第一次朝座位背后靠下去。一路行来，他一直保持向前弯腰低头的姿势。

“一个个村庄飞闪过去。狗在吠叫。一家铁匠铺的火光在晨曦中闪耀，那铁匠正在给一匹白马钉蹄铁。雨已经不下了。我期待着那种渴望已久的释然之感，可是它并没有到来。海伦默默无言地坐在我身边。我想望幸福，可是我却觉得空虚。

“在里斯本，我给马赛的美国领事馆通了个电话。我把格奥尔格出现之前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们。那边接电话的人说，很好，那我是平安到达了。从他那儿，我得到的是这样一句诺言：如果签证被核准，他会把它寄到里斯本的领事馆。

“保护我们那么多时日的汽车，现在必须要抛弃了。‘把它卖了。’海伦说。

“‘我就不能把它推到什么地方的海里去吗？’

“‘那也改变不了什么啊，’她说，‘你需要钱。就把它卖了吧。’

“她说得对。把它卖掉很容易。买主跟我说，他可以支付税金，再把汽车漆成黑色。他是一个商人。我用格奥尔格的名义把汽车卖给了他。一星期之后，我看见它安上了葡萄牙的车照。这种汽车，里斯本有好几辆。只因左边挡泥板上稍稍有一点凹痕，我才把它认出来了。格奥尔格的护照，我把它烧了。”

施瓦茨望了下表。“再没有多少可以讲的了。每个星期，我去一次领事馆。就靠出卖汽车得来的钱，我们在一家旅馆里住了一段时间。我要海伦尽量享受一下舒适的生活。我们找到一位医生，他帮她弄来了镇静剂。我甚至把她带到赌场里去。我为此租了一套无尾晚礼服。海伦仍然穿她那身从巴黎带来的夜礼服。

“我还给她买了一双金色的拖鞋。我把她原有的拖鞋落在马赛了。你知道那家赌场吗？”

“知道，也算是倒霉。昨天夜里，我就在那边。那是一个错误。”

“我要她赌博，”施瓦茨说，“她赢了。她有着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她把赌注随意一掷，那个号码就开出来了。

“那最后的几天简直跟现实没有什么关联。我们在别墅时的那段生活似乎又重新开始了。我们俩都有几分演戏的样子，不过我第一次感觉到，她已经完全属于我了，虽然她一小时一小时地从我身边流逝，正在投进那个最残酷的情人的怀抱。但这会儿，她还没有向他投降，可是她已经停止战斗了。有多少个受苦忍痛的黑夜，她哭了。可是接着，又来了那几乎是超凡绝俗的瞬息，甜蜜、悲愁、智慧以及一种没有肉体限制的爱情，达到那样强烈的程度，弄得我动都不敢动了。‘我亲爱的，’有一天夜里她跟我说，说这样的话，她只有这么一次，‘咱们不能一起看到你的应许之地[85]了。’

“那天下午，我曾带她去看医生。现在，我突然被一种无力反抗的感觉所压倒，这种感觉，是一个无法抱持住他所爱着的人会有的。

“‘海伦，’我的窒闷的嗓音说，‘咱们怎么啦？’

“她没有吭声。随后她摇摇头，笑了。‘咱们尽力而为吧，’她说，‘那就够了。’

“后来有一天，领事馆里有人告诉我，那件让人难以相信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两张签证寄来了。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酒醉之后忽然发出的奇想，居然产生了不管多少次拼命的恳求也达不到的效果。我笑了。真是歇斯底里。如果你能笑，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可笑的事情还多着呢。你说对吗？”

“有时候，我们却非得不笑才行咧。”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