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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庆留给马恩的那张条子，是在四月九号的凌晨三点多钟写的。四月八号的下午，他们在二郎山干掉陈栓保之后，在山下拦了一辆面的回城。那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们让面的司机直接拉他们去济州最有名的海鲜城。下车的时候，马恩让杨红付给司机五十元，这个数目远远高出了应付的车钱。司机很感谢，主动递给了坐后排的马恩和二庆两根烟，并问他们是否需要开发票。“我可以给你们开一百块钱的发票。”司机指了指红灯酒绿的海鲜城，说：“来这里的人大都这样干过。大家互相方便，共同发财嘛。”

马恩常说二庆长着猪脑子，看来没有说错。二庆见到马恩下令付给五十块钱，也不想想这是什么地方，就认为马恩在暗示他动手勒死司机，便立即把缠在腰上的自行车刹车线取了下来，并麻利地在上面拴了一个活扣。他以前杀过狗，他知道活扣是最管用的。如果不是马恩捣了他一下，他就把活扣套到司机头上了。“我们得先吃饭。”马恩说。

他们直接上到了二楼，要了一个包间。侍者问他们是否需要两个小姐过来陪陪，马恩说算了。二庆嘟哝了一句“饱汉不知饿汉饥”，马恩没有答理他。他又说刚才那五十块钱差不多够打一炮了（意思是可以找个妞玩一通了），马恩一下子火了，低声说了一句：“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猪改不了哼。”二庆这才把嘴闭上。

马恩点了龙虾、马哈鱼、蟹。当着过于热情的侍者，杨红不好意思提醒马恩钱有点紧张，只能对他说，已经够了，已经吃不完了。这么说着，她还把肩上挎的小皮包拍了拍。那里面装的是钱。顺便说一下，“四九”大案的主犯马恩，和我们通常想象的不同，他平时是不摸钱的。他的钱都由杨红管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怕杨红，而是因为他不想摸那东西。在后来的接触中，二庆和杨红都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我想了想，觉得这其实并不难理解，类似的情况我在报纸上也看到过。比如我曾看过一篇报道，说有一位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从来不摸枪。

当杨红再次拍她的小皮包的时候，马恩说：“大家忙了一下午，该吃点好东西补一补了。”他端起一杯酒，又说，“闲话少说，咱们先为陈哥（陈栓保）干一杯吧，愿他安息。”他替杨红将蟹盖打开，将里面的蟹黄挑出来放到杨红面前的小碟子里，对她说：“今天让你玩个够，你不是喜欢唱卡拉OK吗？待会儿你到大厅里唱吧，把那些五音不全的人都压下去。”

要是往常，杨红肯定去了，可这一次她不。她说她想和他们待在一起。她之所以不敢一个人下去唱，是因为陈栓保。小时候，她曾听过许多鬼故事，她想陈栓保现在肯定已经变成了鬼。她不敢往深处想，一想到这点她的头皮就已经发麻了。他们吃了一会儿，马恩看杨红还没有要下去的意思，就说：“那好吧，你就在这里唱吧，我和二庆说几句话，待会儿我陪你一起唱。”

杨红还是没有唱。她就坐在一边，看马恩和二庆说话。马恩问二庆：“现在就少一支枪，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再搞一支。”二庆没有犹豫，说：“再搞十杆也没有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马恩把计划粗略地讲了一下，并做了一下简单的分工：运钞车开过来的时候，马恩负责朝第一辆车开火，二庆负责打第二辆车，然后由杨红上去提款箱；如果能腾出手，他们也要上去帮杨红一把。“你要是害怕或是不想干的话，现在还来得及，”马恩对二庆说，“你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不会像对待栓保那样对待你的。”

“反正活着一点意思也没有，还闷得发慌，那就干吧。放在解放前，干这事还能当英雄呢，只是现在不兴这个罢了。你是有文化的人，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我不怕。”二庆说。二庆喜欢吹牛，喜欢瞎编乱造，马恩是知道的。马恩有一次从重庆回来，问二庆在忙什么，二庆说，他没忙什么，他在和外国人做点小生意。究竟是什么生意，他不说，还卖着关子让马恩猜。其实马恩已经知道他做的是什么生意了，他无非是和栓保一起，帮在这里合资修厂的外国技术人员拉拉皮条，从老外那里得点赏钱，再从姑娘那里要点回扣。二庆吹牛说，他现在和那几个老外已经成了哥儿们，尤其是和那个黑人，简直是狗皮袜子没有反正了。二庆说，他和那个黑人每次见面抽烟的时候，都不用打火机，因为没那个必要，“黑人拿着火柴在自己身上擦一下，就着了。没办法，谁让人家的皮肤是黑的呢！”他担心马恩不相信，就说，“你别这样看我嘛，我拿着火柴在他身上试过的呀。”

“钱到手之后，怎么花你想过吗？”马恩问二庆。

“你说怎么花就怎么花，有钱还愁花不出去？”二庆说。

马恩对他说，你不是一直想开车吗，事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先买几辆大客车，跑运输。京深高速公路快修到济州了，到时候，我们就跑这一线，每天可以有千把块钱的进项，干这个比修摩托强。

“我想到香港一趟，香港马上就要收回来了，不到香港玩一趟，有点说不过去。”二庆说。

“要真是能把钱弄到手，去美国也是小菜一碟。”马恩说。

“还是先给他娶个媳妇吧，你看他每天急得跟猴一样。”杨红突然说。

“要真是有钱了，也就用不着娶媳妇了。既然隔着篱笆就可以挤奶，干吗还要去订奶呢？那不是犯傻吗？”

他们就这样描绘着未来的蓝图，那由女人、香港、美国、长途运输构成的美丽蓝图。二庆的嘴唇已经开始不由自主地蠕动，在马恩的心里，他还记着程先生无意间说的那句话。他想在事成之后，捐给学校一笔钱，设立一笔奖学金。许多天之后，我在马恩的笔记本上，确实看到他记下了这一笔，他还给那个奖学金起了个名目，叫“程普奖学金”。不过，他没有写下奖学金的具体数额。

马恩和二庆都认为，四月八号的这个晚上，是他们有生以来过得最紧张、最痛快的一夜。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紧张，他们才要大吃大喝，大玩特玩，想使自己不那么紧张；在吃喝玩乐的同时，那个即将付诸行动的计划，又使他们感到更加紧张。吃了一通，马恩陪杨红到楼下的大厅里唱歌。楼下到处都是人，他们只好到五楼的一个小厅去唱。这期间，二庆在和侍者联系，问侍者能不能给他找一个女人玩玩。侍者说当然可以，只是时间有点晚了，好的已经被人挑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能将就着用用了。二庆说：“那不行，要玩就玩好的，我出高价。”他说着随手塞给了侍者一笔钱。二庆后来对我说，他塞的其实并不多，只有三十块。“不瞒你说，塞钱的感觉真是美啊，我他妈的都有点做上等人的感觉了，因为我给他的是小费啊。这种感觉可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有的。”

马恩和杨红在五楼的小舞厅里大出了风头。“我们一上场，就把别人给镇了。”杨红后来对我说。小舞厅里人不算多，大概有十几对。他们进来的时候，那帮人正跳着呢，有一个女歌手（我后来见到了这个女人，她曾获过电视卡拉OK大赛的荧屏奖），正在小台子上唱那首正火的《春天的故事》。他们身边的电视上，董文华的嘴巴正深情地一开一合，她不发音，发音的是那个在台子上边唱边摇摆的歌手。在昏暗的光线下，那个歌手浑身乱扭，好像身上长了虱子。这首歌杨红也会唱，她想上去和那个人合唱，被马恩拉住了。马恩说：“待会咱们俩合唱吧。”那个歌手唱完，他果然和杨红上去唱了，唱的还是《春天的故事》。可是唱着唱着，他们都觉得不过瘾，就扔掉话筒，边唱边跳了起来。一开始，他们跳的还是慢四步，后来，这首曲子还没完，他们就跳起了探戈，然后又跳伦巴。有那么几对，竟然跟着他们学了起来。“没办法，我们跳得太好了。”马恩对我说。杨红的说法和这差不多，“我们跳得可以上电视的，上不了中央台，上省台是毫无问题的。”

他们在上面出够风头之后，又杀到楼下来了。与此同时，二庆正在房间里和一个女人搞价。侍者给他叫来的女人，胃口大得很，开口就要二百元。二庆有点不高兴，说：“咱们总不能搞特殊化。别人都是五十块钱一次，你干吗要二百块呢，你这不是坑人吗？”那个女人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要不要先看看货。”这一看货，二庆就知道自己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已经当不了自己的家了，还没待女人伸手要，他就把钱塞到人家的身上。事后，二庆说过一句话，在此先顺便提一下，他对马恩说：“马恩啊，我二庆总算没有白活，我也算是结过婚的人了。”他说漏了，直到这个时候，马恩才知道，虽然二庆的嘴骚得很，可他还是一个童男子。二庆“结过婚”，来到楼下找马恩的时候，马恩和杨红跳得正欢着呢。对马恩和杨红来说，他们跳着跳着就进入了迷狂的境界。在无边的迷狂中，他们都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最初相恋的时刻。杨红后来对我说：“我们真想那样一直跳下去，一直跳到来世。”

可二庆打断了他们。二庆找到他们，拉了他们一下，说：“该走了。”马恩看到二庆的神情有点不对劲，他以为二庆发现了什么苗头，就镇静了一下，朝周围看了看。他看到大厅里的人大都退到了一边，只有少数人在他们身边跳着，边跳边看着他们。“哥儿们该走了，”二庆又说，“我已经结过婚了。”马恩没弄明白他的意思，还以为他说的是什么暗语呢。“结婚真是美啊。”二庆凑近马恩的耳朵说。马恩还是不明白二庆的意思。他拉着还沉浸在那种虚妄情景当中的杨红，来到了通往二楼的楼梯口。马恩后来对我说：“我当时还以为陈栓保被发现了，警察找上门来了呢。”他当时确实有点紧张，他拉着杨红来到楼梯口，低声问二庆是怎么一回事。“别紧张，慢慢说。”他对二庆说，二庆一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个平时说惯了污言秽语的家伙，这时候看见杨红在旁边，竟然有点不好意思。在马恩眼中，二庆的举动怎么看都不对劲。刚好电梯在他们身边打开了，马恩带头进了电梯，杨红和二庆跟着走了进去。电梯里已经进去了两个人，马恩对他们说：“放明白一点，给我出去。”马恩的声音历来具有一种天然的威力，他的这句话立即奏效了，那两个人哈着腰笑了笑，出去了。电梯直奔楼顶，二庆看着这个阵势，一时也糊涂了起来。他反而觉得不敢讲他那乌七八糟的事了，六神无主地看着马恩。当马恩最终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说：“回去把你那截脏东西好好洗洗，别他妈的还没有去香港呢，就已经烂掉了。”二庆这时候已经缓过神了。一缓过神来，他就要吹牛：“怎么可能呢，她还是个处女，疼得哇哇乱叫哩。”二庆这么说，手胡乱地比划来比划去。“够了。”马恩说。二庆这才闭上嘴，手抱在胸前，眼望着自己的脚，摆出一副低头认罪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