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第1页）

（我以为）无书可读，夜来在他们（埃及）乡间大宅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一把舒服的椅子，一本好书在手，坐在凉快的阳台上，那才叫惬意生活。可是我有位朋友却提醒我道：“你确实以为，那些乡下大地主吃过晚饭，不会出来坐在阳台上，头上一盏大灯照着，是吗，而不是推测？”这一点，我倒从没想过。

——拉塞尔·帕夏（RussellPasha，1949）

每回只要话锋转到互助的话题上面，提到以贷款帮助村民，大家就一定同声感叹，哀叹村民之间越来越不合作了……一面感叹，一面少不了提到另一种世风日下的现象，那就是村子里的人对金钱越来越计较。于是大家又异口同声，一起对“过去的好时光”思念不已：想当年那个时节，同村有难，众人随时都乐意相助。

——阿卜杜勒·拉希姆（M。b。AbdulRahim，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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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独立运动及各地的革命，将世界的政治地图全然改变。在亚洲一地，为国际社会承认的独立国家如今一下子跃增5倍。1939年时只有一个独立国家的非洲，此时也暴增为50国左右。甚至在19世纪第一次殖民解放风潮下出现了20多个拉丁共和国的美洲，新一起的殖民解放大潮又为此地添加了一打新成员。这些数字固然惊人，但其中最重要的意义则不在此，却在这些新国家大量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所代表的分量和压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依附性地区的人口开始爆炸性地增长，不但改变了世界人口的平衡，而且这项改变还在不断进行之中。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也许是始自16世纪，人口增长的重点一向多以发达世界为主，即欧洲本地或源自欧洲的地区；其人口总数1750年不足全球20%，到了1900年已一跃几乎达到人类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增长虽在“大灾难时期”暂告中止，可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人口又再度以前所未有的三级跳大量增加，而这一回增加的来源，却集中在以前受少数帝国治理或征服的地区。我们若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作为“发达世界”的代表，其人口总和到80年代，仅占全人类的15%而已；且其比例下降之势，已成无可避免之势（幸亏还有移民人口撑场面），因为其中好几个“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已经减到来不及补充其自然淘汰的速度了。

就算我们假定，世界人口最终将在21世纪某段时间于100亿大关（姑且按目前的推算估计）稳定下来，[1]贫穷国家人口暴增的现象，也堪称20世纪最根本的一项改变，并在“黄金年代”末期首度引起国际人士一片忧心。1950年以来，世界人口于40年间激增两倍；而非洲一地的人口，更有可能在不到30年间便能倍增。如此高速的增长，实属空前现象，引起的实质问题，自然也无先例。试想，在一个60%人口均为15岁以下的国家里，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及经济状况，问题之棘手便可想而知了。

贫穷地区人口的暴增，之所以造成如此重大的震动及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其中原因有二。一是与“发达国家”过去在历史上的同一发展阶段相比，如今穷国的人口增长率高出太多；二是一向以来保持人口稳定的死亡率，自40年代以来开始直线下降——比起19世纪的欧洲，减少百分之七八十（Kelley，1980，p。168）。当初欧洲地区死亡率降低甚缓，生活和环境逐步改善后方才变得快些；可是“黄金年代”则不然。现代科技像飓风一般扫及贫穷国家。在这股现代化药物及运输革命的浪潮之下，自40年代以来，医药上的种种创新突破开始挽回大批人命（比如滴滴涕及抗生素）。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力仿佛可以回天（过去唯一的成功案例，只有天花疫苗可以比拟）。出生率居高不下（经济繁荣时更持续上升），死亡率则直线下降（墨西哥的人口死亡率在1944年后的25年之间减半），人口数字开始急剧增加，可是外在环境的条件、经济，以及各项制度，却未必有同等程度的相应改变。人口的暴增，同时更造成贫富之间更大的差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尽管两处的经济正以同等的速率增长。同样是比30年前增加两倍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于一个人口稳定的国家来说，若与另一个人口同时也暴增两倍的国家如墨西哥相比，两者之间，国民分配所得自然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了。

有关第三世界的任何记述，都必须以其人口数字为首要大事，因为人口的暴增，正是第三世界之所以存在的中心事实。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世界迟早也必将走上人口专家所谓的“人口组成转变”（demographictransition）阶段，即由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双管齐下，达到人口数字的稳定；也就是进入子女数减少，两个恰恰好，一个不嫌少的家庭模式。这种“人口组成转变”的趋势，果然如所料开始在某些国家出现，尤以东亚地区为著。可是，到“短20世纪”告终为止，绝大多数贫穷国家却还不曾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只有前苏联集团国家例外——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国家里，贫穷迟迟不去的主因。某些国家人口负担之重，每年必须为新生的千万余张小口张罗粮食。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之下，政府不得不强制节育，或限制每家子女的人数（其中最著名者即数70年代印度的绝育政策）。可是，这种手段显然无法真正解决任何国家的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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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固然头痛，可是当战火甫息，殖民的枷锁刚刚解除，贫穷国家首要考虑的却不是它们的人口问题。它们的心事，是自己该采取何种姿态立于世界？

有几分不出所料，它们多数都采取了或被迫采取了由旧殖民主子体系衍生出来的政治形式。而少数由社会革命或长期解放战争之中诞生的新政权（两者最后的效果相同），则多半遵循苏联革命立下的模式。因此就理论而言，新世界里逐渐出现了无数实行国会制度并实行选举制的共和国度，再加上一小部分由一党制主导的所谓“人民民主共和国”（理论上说，这些国家都民主了，可是只有共产党国家及社会革命政权，还要强调“人民”当家做主，在其正式国名上再加上“人民”或“民主”的头衔）。[2]

“民主”也好，“人民”也罢，可是就实质而言，这类名号却名不副实，最多只能表达新国家想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而已。在事实上，更如拉丁美洲国家的宪法般不切实际，其中原因如出一辙，即它们往往缺乏足够的物质和政治条件帮助它们达到理想。这种情况，连社会主义形态的新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它们基本上属于极权政治，又有一党制的结构，事实上也较自由性质的共和国政体更适合其非西方背景下的国情。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国度里，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便是（文人的）党高于军队。可是到了80年代，几个由革命党领导而诞生的政权，例如阿尔及利亚、贝宁（Benin）、缅甸、刚果共和国、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以及索马里，再加上有几分古怪的利比亚，均是在政变的军人统治之下。正如叙利亚和伊拉克也是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政府治下一般，虽然两者版本不同、彼此敌对。

事实上，也正是军政府的泛滥或动辄便有陷入军政府的倾向，使得宪法也许不同、结盟地位各异的第三世界，表现出同一面貌。我们若不计第三世界的几个主要共产党国家（朝鲜、中国、中南半岛数国，以及古巴等等），并将墨西哥革命以来已经长久建立的墨西哥政权除外，1945年以来恐怕很难找到几个没有出过几个军人政权的共和国来（至于其余少数君主国家，除了某些例外如泰国外，倒好像还安全一点）。只有印度，到本书写作为止，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国家。它不但始终如一，不曾打破民选政府主政的局面，而且其政府，也一直由经常性并具相当公正性的普选选出——不过印度是否便配称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则要看我们如何诠释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了。

世人对军事政变及军政权已经如此习以为常，即使在欧洲也不例外，我们在此不得不提醒读者，其实就当时军政权甚嚣尘上的规模而言，实属一股前所少有、极为新奇的现象。1914年，全球的主权国家里，除了拉丁美洲外，没有一国是在军政府的统治下。但是军事政变，在拉丁美洲诸国是传统的一部分，更何况其时其地，唯一不在文人政府治下的主要共和国家也只有墨西哥一国而已，而墨西哥则正在革命及内战的战火中鏖战不已。当时，好战黩武的政权固然不少，也有许多国家的军方拥有超过分内应有的政治影响，更有如法国军官般对其政府极为不满的国家，可是在一般正常稳定的国家里，军人还是坚守其服从天职，以及远离政治的传统。说得更精确一点，即或他们确有参政的事实，但也只像上层阶级妇女一般，于幕后暗施手腕，在表面上却无声无息。

因此军事政变性质的政治文化，完全是一种充满着不安定的政局与非法政府的新时代下的新产物。有关军事统治的认真探讨，首先出现于1931年，是由意大利记者马拉帕尔泰（CurzioMalaparte），援当年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思维提出；他的大作《军事政变》（Coupd’état）写出时，正值大灾难时期的中途。到20世纪下半阶段，超级大国之间的权力一时获得平衡，国际局势似乎转安，各国政权也同样近乎稳定，军方参与政治的现象便更普遍了。单单是因为全球新国林立，多数均缺乏合法传承政统，加上政治路线不定，政局经常不安，便可以解释这种强势军方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武装部队往往是环视国内唯一可以发动政治行动（或任何行动）的力量。更有甚者，由于超级大国在国际上进行的冷战，多数是由盟邦或附属政权的军队出面的，两强自然以金钱及武器多方补给己方帐下的成员。有的时候，更是你去我来，轮流供应，如索马里，便有美苏两强先后分别予以武装。如此一来，坦克开上了政治舞台，军人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空间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