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透明的血肉之躯（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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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陪都重庆的秋天就到来了。枯黄凋零的草木令这座满目疮痍的山城备感凄凉。父亲又悄悄去过几次黑脚巷那座神秘的吊脚楼，但是表哥和他的同学都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不知去向。
新学年直到深秋才开学。由于日本人实施旨在灭绝种族的“无区别轰炸”，后方重庆也早已无安全可言。许多工厂、机关和学校都往更加偏僻边远的县城疏散。父亲的同桌龙龙也转学了。龙龙是个跳水好手，能从两丈多高的岩石上表演“飞燕展翅”。临走前，他忧伤地告诉父亲，他们全家要去千里之外的川西小城雅安，据说那地方在雪山脚下，气候寒冷多雨，一路上要换乘汽车、木船、马匹和滑竿，也不知道那里还有没有地方跳水。可是，龙龙走了没几天，父亲就从报纸上读到，雅安也遭到了敌机轰炸。当时的中国，哪里是安全的地方呢？
父亲的同桌换成了死党老庾。老庾本名庾嘉庆，外号“鱼没死”。一次课堂抽问，国文先生摇头晃脑地问他：“古人云，‘临渊羡鱼，莫若退而结网’，何也？”老庾正在打瞌睡，慌慌张张地站起来，迷迷糊糊地回答：“因为鱼儿没死。”大家哄堂大笑。父亲说，后来，那样欢乐的课堂时光就再也没有了。
阴历小雪一过，天气一天冷似一天，街道上的法国梧桐都光了膀子。除了敌机轰炸，伴随寒潮入侵四川盆地的，还有像绿头苍蝇一样到处飞舞的小道消息：某座城市沦陷啦，某处铁路枢纽失守啦，某某集团军被迫撤退了等等。学校也有消息传来，说当局考虑到学校的安全，期中考试完后准备无限期停课。
这天期中考试，校园围墙外面的街道上却忽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还有久违的“咚咚锵”的喜庆锣鼓。同学们顿时坐不住了，个个伸长脖子向外张望。连监考老师也走了神。抗战已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每个中国人的心都像在冰窟里苦苦挣扎，他们多么期盼有一道金灿灿的阳光破冰穿雪，让他们冻僵的心里重新升起胜利的希望啊。
父亲三下五除二涂抹了试卷，又偷偷让老庾抄了答案，然后两人冲出教室直奔大街。今天估计又不会有空袭。重庆秋冬之际经常阴霾重重，这浓浓的迷雾无意中充当了全城百姓的保护伞。如今，防空薄弱的重庆除了指望老天爷保护外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敌机长驱直入。
街头人流如织。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正在绘声绘色地发表街头演讲，他长了一张砖头脸，缺一颗门牙，嘴巴关不住风，讲的是一口北京话。抗战年代的重庆就是浓缩的中国，天南地北的腔调都有。京片子起劲地说：“……那才叫打得准呢，子弹吱儿从左脸打进去，又吱儿从右脸钻出来。噗哧一声，您猜怎么着……掉地下了。”
父亲着急地插嘴道：“什么东西掉下来了？牙齿吗？”
中年人生气地瞟他一眼，继续嘶嘶地说：“列位，您道我是说书吗？不是，咱没那闲工夫。那又是什么呢？告诉您，是舌头！呸！”他使劲啐了一口，仿佛把血淋淋的断舌啐到地上。众人一惊，然后满足地大笑。
一个穿长衫的老者见父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哗啦啦地抖动一张套红的《扫荡报》，嘴里讲的是像外国话一样的粤语。旁边有人帮他翻译：“国军桂南大捷！就是那个叫什么中村来着，反正是个日本大官，先被击伤，后来被打死！国军歼敌万余人，了不起啊！”
父亲连忙接过报纸仔细看，上面说在桂南前线一个叫做昆仑关的地方，中国军队打了大胜仗，重创日军王牌第五师团，击毙日酋中村正雄少将。
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男人欢喜地说：“打胜仗欲（如）同过大年！要是天天打胜仗，等于天天过大年啊。”另一个戴眼镜的白净男人也连连点头：“是啊是啊，近段时间已经打了好几场胜仗啦，长沙保卫战大捷，黄土岭击毙日酋阿部规秀中将，我看再打几场胜仗，准能把小日本赶下东海去！”
众人崇敬地听着。这些无论穿长衫，穿西装，还是穿破棉袄冷得瑟瑟发抖的中国人，眼神一律都好像久旱禾苗终于盼来及时雨一样放着光。胜利的消息就像雾都的阳光一样难得，所以上街游行的队伍络绎不绝，尽情宣泄着对国耻得雪的渴望。
父亲的血液也被点燃了，跟着长长的游行队伍走了一天，直到肚子咕咕叫才猛然记起学校还有一门考试，老庾也不知道哪儿去了。想到自己误了考试，父亲简直沮丧极了，等成绩单送到家里，他肯定逃不脱一顿“笋子烧肉”了。祖父张松樵出身贫苦，没有机会上学，因此格外看重子女念书。而且他奉行“黄荆条子出好人”的家训，一般调皮捣蛋、打架闹事的错误尚可宽容，但逃学旷课必为头等大罪，考试不及格或者脱考误考则无异于触犯天条。
父亲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心里想着各种借口，但哪个都觉得少了让爹爹息怒的说服力。正无奈之际，抬头看见天池大街对面的红十字医院的标志，猛然记起表姐如兰就在这家医院做护士。他的脚步稍稍迟疑了一下，然后直奔医院而去。
如兰住医院后面的平房，房间里面亮着灯，还能隐约听见有人说话。他使劲敲开房门后，橘黄色的灯光照亮了他的眼睛，腿却再也迈不动了。屋子里面一个穿军装的年轻男人站起身来，微笑地望着他。
是消失已久的士安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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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又惊又喜，只是站在门口傻笑。本来他对那天表哥不辞而别颇有怨言，但现在那些抱怨像冬天的水雾一样被重逢的春风刮散了。时隔几个月，眼前的表哥已不再是从前那个穿白布衫的高中生了，他的脸膛晒出了砖土红色，一套略显宽大的黄布军服穿在身上，三指宽的武装带扎在腰间，枪套里露着半截枪把，英气逼人，俨然一个真正的抗日军人了。
如兰把父亲拉进门来，父亲又羡慕又埋怨地说：“你……当兵了？”
表哥拍拍他的肩膀，点点头说：“我现在还是军校生。”他掏出一只烟盒，取出香烟顿了顿，点燃吸一口，好一会儿才徐徐吐出来。父亲吃惊地想，士安变化真大呀，连抽烟都那么老练了。他试探地问：“你回重庆待几天？”
表哥告诉他，他们只是路过重庆，一共只有几小时时间，今天夜间就要出发。父亲“啊”了一声，肚子里的问号早已堆成了一座小山，急不可耐地问：“志豪呢，也去军校了吗？还有河马、刺青、眼镜诗人和罗霞姐姐，他们都干什么呢？”
表哥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看看手表，提议去外面吃顿晚饭。三人来到马路对过的小饭馆。表哥给如兰点了女孩子爱吃的川北凉粉和醪糟蛋，给父亲叫了回锅肉和蚂蚁上树，自己只要了一份油炸花生米，又吩咐老板娘打一斤白酒。父亲心里忍不住羡慕地想，去了军队就是不一样，又是烟又是酒的，哪像自己，待在学校，还得为破考试等着挨揍。
马路上的游行队伍还没散，领头的是几位乡绅，身穿长衫马褂，头戴滚花瓜皮帽，后面的民众则簇拥着一口刚刚宰杀的生猪。生猪全身披红挂彩，看样子是要抬到军营劳军的。一个衣衫褴褛的报童飞快地跑过，把一份套红的《号外》扔进饭馆，转眼间就没了影子，只把“号外，号外”的童音留在了一阵寒风里。
父亲连忙捡起来看，除了早上“昆仑关大捷”的内容，还特地醒目地刊登了重庆各大剧场舞厅均由著名歌星、舞星、影星、社会名流专场慰问演出的消息。军人一律免票入场，还有各种吃喝玩乐的优待。同时报道说，重庆市民已经组织了多支慰问队，即将启程奔赴前线慰问浴血苦战的中国军队。父亲连忙把报纸推到表哥面前，兴奋地说：“再打几场胜仗，消灭几个日本大官，就能把小日本赶出中国了吧？”
表哥用眼睛瞟了瞟《号外》说：“要是抗战那样容易的话，咱们都不用从外省逃到四川当难民了。”
父亲雀跃的心情好像遭遇冷水的红铁块，“嗤啦”腾起一股青烟来。他有些愤愤然地说：“你上过前线，打过仗吗？”
表哥朝《号外》点点头说：“是的，这仗我参加了。”
父亲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表哥参加了昆仑关大捷？那面对这令举国欢腾的胜利，他怎么一点也不激动，不神采飞扬呢？难道这样的胜利还不足以告慰死难亲人吗？表哥则完全不理会父亲的惊愕，大口吸着烟，沉默着。
一只白色酒壶端上来了，还有三只小瓷杯。士安唤住老板娘，让她撤掉小瓷杯，换上三只土陶大碗。他把白酒咕噜咕噜倒进大碗，然后端起一只来高举过头顶，再把碗里的酒往泥地上泼洒一半。父亲看看如兰，两人也赶紧学着他的样子往地上洒了一半白酒。浓浓的陈酿酒香立刻溢满了小饭馆。
“你们知道我为谁致哀吗？”表哥喝下一大口酒问道。
父亲抢着说：“梅子姨妈，楚姨父，还有鸿雁小妹。”
如兰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士安点点头说：“述义说得对，也不全对。以前我一心想替亲人报仇，现在则要添上更多人的名字。”
父亲心里格登一跳，期盼着表哥往下说。士安眉毛拧起来，过了一会儿才说：“本来我以为见不到你们了。我们军校生被派往前线实习，可是就在半个多月前，我们那支部队被敌人打垮了，两千多人还剩下几百人。”
表哥又猛地喝了一大口酒，然后抹抹嘴说：“述义，你认识那个不爱说话的矮个子男生，身上有刺青的，他叫许博陵……一颗炮弹飞来，连尸体也没有找到。”两颗泪珠落在桌子上，“啪啪”地溅开来，像两粒爆炸的弹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