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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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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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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一 丢了工作的〃裱糊匠〃(2)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慨叹命运不济,普通的中国人则开始〃匹夫肩挑天下任〃。《马关条约》签订时恰逢各地举人赴京会考之际。这些知识分子都为甲午战争的惨败痛心不已。在《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一些来自广东的举人在北京宣武门外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举行聚会,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时局,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国难当头袖手旁观实为耻辱,一个叫康有为的广东人建议大家上书皇帝,捍卫台湾。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氏,字广厦,号长素。1888年时曾以考生的身份来过北京,那时,康有为就已经上书当朝权贵,大谈国家危难,提醒当局注意俄国人蚕食中国,并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提出变法。但当时,京城的大人物多把康有为当成狂妄之徒。由于康有为考试落榜,很多官员以为康有为是在哗众取宠攀援富贵。就连翁同龢也拒绝康有为〃见上一面〃的请求。从1888年到1895年,中国的局势越来越坏,但康有为尚对朝廷抱有信心。他是一个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旧式文人,他对国家的忧是和对君主的忠结合在一起的。

1894年朝鲜战争期间,康有为就注意到日本,他写了一篇名为《攻日策》的文章。在文章的一开篇,他就提到:〃凡事制于人者弱,能制人者强。因此必须先战然后才能谈和,必须先进攻然后才能提到自保〃在文章的末尾,他又强调:〃不攻打敌人,绝对不是一个好办法。〃在康有为看来,清朝应该咬紧牙关对日作战,没有铁舰就用帆船,没有帆船就用渔船,什么都没有还可借外国的力量。将骨头扔在地上,狗会来抢,将利益摆出来,英法德俄就会群起攻日,中国大可趁这个机会自强。

后来,李鸿章也坦陈自己不如康有为。

康有为写了《上皇帝书》,尽管康有为也知道,身为一介草民向皇上议论国家大事实乃冒险之举。中国自古就有让小民〃莫议国事〃的传统。

康有为提出上书皇帝,大家惊得目瞪口呆,略略迟疑后,又纷纷表示支持。国家危亡,就算是蝼蚁小民,也不该只图自保。考虑到康有为一个人力小势弱,大家便决定和康有为一起联名上书。而后来,广东举人的上书计划不知怎么被湖南举人知道了,湖南举人对此大为钦佩,也加入到上书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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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一 丢了工作的〃裱糊匠〃(3)

1895年4月22日,湖南和广东的举人便到都察院上书,事情传开,其他10多个省的举人也行动起来。1895年5月1日,上千名举人跑到北京宣武门外的松筠庵开会,讨论上书的具体办法,最后大家要康有为起草奏书。康有为写了一天两夜,才将奏书写好,提出〃拒绝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强国之策。康有为的徒弟梁启超则率人将奏书抄写好,分发下去。

举人们纷纷在奏书上签字,不多时,上面的签名就已经有1300多个。上书开始了,都察院门口聚满了人,上书的队伍一眼忘不到头,都察院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由于旧时举人进京都有公车接送,人们又将1895年的举人上书称作〃公车上书〃。然而,由于事态重大,都察院并没有将举人上书上告朝廷,举人们的意见被这些〃现管〃的官儿押了下来。康有为的那篇《上皇帝书》也没有被光绪看到。

正处投闲期的李鸿章,也知道了举人们的上书,在震惊之余,也由衷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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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二 无权皇帝的无奈(1)

二 无权皇帝的无奈

康有为等人的第一次上书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深居宫中的光绪对上书一事并不知情。不过在康有为上书陈事的同时,紫禁城里也掀起了上书热。

其实,在《马关条约》签署后,驻日公使王之春就上书光绪,说日本人为了打仗,钱花得差不多了,财竭国疲,希望清朝能加强守固。换句话说,就算清朝撕毁和约和日再战,也不失为捍卫国利的好方法。光绪听到这里,也萌生了毁约之念。不过,光绪的这个想法要想实施却并不容易。主和派的势力太强大了,他们唠叨着:〃战无把握,而和确有把握〃;主战派催促光绪迁都西安,苦战到底,主和派则认为〃大清没有弃宗庙社稷〃的道理。5月1日,光绪没有办法,只好去请教慈禧。慈禧不想过多地介入战和之争,又让大臣们自作主意。

光绪已经被《马关条约》折腾得心力交瘁了。兵部尚书孙毓汶不断在光绪耳边嚷嚷着批准条约。孙毓汶说在〃割地赔款〃这件事情上发起议论来铿锵有力,底气十足,一般的大臣也争不过他。

根据国际惯例,《马关条约》在签署后,中日双方还要约定时间交换条约,然后条约方可生效。中日两方将换约地点定在烟台,在日本的催促下,沮丧的光绪在1895年5月3日,在条约上盖上国玺,表示大清政府对条约的批准。之后,大臣伍廷芳、联芳受命登上去往烟台的轮船,和日本进行换约仪式。

在往条约上加盖国玺前,有人看到,光绪面色凝重地绕着大殿的柱子转了一圈又一圈,一边跺脚一边流泪。

守在都察院门口的举人们,很快就得知皇帝已批准条约,他们见事情已定,再争无益,便纷纷散去。与此同时,主和派的探子们也活跃起来,在北京城里到处贴告示,警告举人们不要为了逞一时英雄搭上自己的功名富贵。于是,到5月4日的时候,原本熙熙攘攘的松筠庵安静了不少,有些举人对朝廷失去了信心,放弃了备考的努力,有些举人感到迷茫,不知接下来要如何是好。原定于5月4日举行的上书活动被迫取消。

后来,人们得知孙毓汶在逼迫皇帝批准条约上发挥了重大作用,都义愤填膺,有人还威胁要杀孙毓汶而后快。孙毓汶是后党的重要人物,一向不把光绪看在眼里。他听到这些消息后,遂抱病告假,不再上朝。兵部主事和礼部主事开始一道对孙毓汶进行弹劾,光绪顺水推舟,开了孙毓汶的缺。

举人们听说孙毓汶下台了,感到一些振奋。康有为则在筹划着再度上书光绪。

清朝建立200多年,在康有为等人之前,从未发生过举人大规模上书事件,按照封建礼法,举人身份低微根本没资格和皇帝议论政事。组织、甚至参加上书,都需要很大勇气。那些赶到京城参加考试的举人也不是不知道,万一上书之举触怒了哪位朝廷要员,自己轻则考试不第,重则脑袋搬家。不管他们是否将上书坚持到底,在上书上签上自己名字的一瞬间,他们就将个人功名抛掷脑后了。另一方面,旧式读书人向来讲究恪守祖宗礼法,畏做没有先例之事,突破旧法和拿功名冒险同样需要勇气。举人们不理常规,大声向朝廷诉说自己的政见,也是一种因困求变的表现。

康有为因组织上书名声大噪,曾有人质疑康有为上书的目的,认为康有为是在进行〃自我炒作〃,是在为日后的富贵显达做准备。而在清朝的用人体制下,一个心怀天下的读书人要想兴国强民,实现政治抱负,就必须想办法扬名四海,尽可能广地将自己的治国理念宣扬开来。知名度和政治影响力在很多时候都成正比。

已经不年轻的康有为在1895年的考试中中第,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他大可在这一职位上安稳度日,可他还是想方设法地上书光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