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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橇拖过沙丘了。zjgyny为了完成这一工作，开罗纸莎草研究中心的主任带我去了趟埃及体育学院，我们说服了那里的主管，让他相信我们在吉萨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极好的拉绳训练项目。由我们提供运输工具，问学院能够派出多少人来。

学校愿意提供五百名体育专业的学生。他们都穿着白短裤，由他们的教练带着，沿着绳索排成几条长排。两个人站在船上发号施令，另一个人站在木橇上，用指挥棒来指示开始和停止。这一场景不由让人想起圣经当中的画面，也许是因为这艘自制的老式船只就停在金字塔前，还带着柳条编制的船舱，容易使人联想到诺亚方舟，在所有动物都离开后，被遗弃在荒凉大地上；又或许是因为摩西曾来到过金字塔：他在出生后不久就被放在纸莎草篮子里，沿着尼罗河岸漂流。当站在木橇上的人举起他的指挥棒时，五百名身强力壮的埃及青年就用力拉绳，沙漠上空回响着他们的吼号。木橇开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巨大的纸莎草船缓慢向前移动，把古老的金字塔留在了身后。很多观看者不禁哆嗦起来，就好像光天化日下有幽灵在四处走动。

伴随着埃及人的吼号声、木橇的吱吱声和石块的轧轧声，小山一般的大船被移动了。在太阳灼烤的大地上，几百名强壮的年轻人在统一指挥下整齐划一地动作着。事实证明，人们只要齐心协力，即使没有任何机器，也能移动山脉。

此时，河谷里显得荒凉而陌生，只剩下孤零零的金字塔和帐篷。纸莎草船已被运到通往撒哈拉市的柏油路上去了。在那里，我们的诺亚方舟和它的木橇一起被抬上了一辆在建造阿斯旺大坝时曾使用过的巨型拖车。虽然刚刚结束艰苦的劳动，运动员们却难掩欢欣鼓舞之情，为纸莎草船加油喝彩，我们向他们诚致谢意。在此，埃及最古老和最现代的交通工具融为一体，行驶在尼罗河边两旁满是棕榈的柏油路上，最后抵达河口的亚历山大港。

一到港口，我们立刻感觉到这艘干燥发脆的沙漠之舟，开始从海边『潮』湿的空气中取得了活力和韧『性』，纸莎草船渐渐变得如橡胶一般富有弹『性』。这艘木乃伊似的船在第一次邂逅大海时，就从沉睡中苏醒，获得了新生。

第1卷第七章在大西洋上太阳号草船远征记

萨菲。带着清新盐味的海风，从大西洋吹来海水海浪拍打着岸边的峭壁，把浪花一直送上旧时的城堡。1508年，根据同柏柏尔人首领签订的协议，葡萄牙人接管了萨菲港的防卫工作，瓦斯科?达伽玛的兄弟便在此修建了这座城堡。在中世纪的城墙和四百五十年前的葡萄牙城堡之间，生活着一个由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组成的、充满活力的群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沙丁鱼渔场上和平相处，共同奋斗。港口上五颜六『色』的渔船随处可见，巨型远洋货轮频繁进出，或采集硫酸盐，或来摩洛哥最重要的内陆城镇马拉喀什进行贸易。

我们坐在位于城镇最高点的巴沙棕榈公园里，俯视连绵无际的海水从港口延伸至天际。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萨菲港千年来一直为柏柏尔人所用。而在此之前，腓尼基人使用萨菲港的时间更长。他们在这条开阔的海岸线上进行买卖交易，范围之广超出了今天的摩洛哥王国。在萨菲港下游有一座小岛，岛上有一个重要的哨口，人类学家经常在这里挖掘腓尼基文物。远在基督年代之前就有航海家、商人和殖民者往来于地中海内海岸和非洲大西洋西海岸的古港口之间。在那里，海浪把它能攫获到的一切冲刷到大西洋对岸。

所有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人们，只要像当年的腓尼基人那样，敢于沿着低矮的摩洛哥悬崖和空旷多沙的海滩航行，都能在这里找到避风的港口。芦苇船也可以沿着非洲曲折的海岸线，慢悠悠地驶向萨菲港。只要它靠近海岸，随时可以被拖上岸来，必要时放在太阳下晒干，便能一直在水面上漂浮。这一点无人质疑。但我们想知道的是：如果一旦离开海岸，驶进汪洋大海，芦苇船到底能漂浮多久？

我们知道，在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大西洋上，曾航行过芦苇船。它在直布罗陀海峡两岸顽强地生存着。在撒丁岛西海岸充满神秘『色』彩的努拉吉遗址中生活的渔民，至今仍在使用这种船。我们的船决不会是摩洛哥人见到的第一艘芦苇船。拉克斯河口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和萨菲港之间的大西洋海岸线上，在那里，芦苇船一直被用于捕鱼和运输，直到本世纪初才被葡萄牙人的木船所取代。1913年，一支西班牙科学考察队发现该地区的土著部落仍在造芦苇船，这种船可以搭载五六个渔民，不仅可以划桨，而且装有风帆。他们明确指出，这种船同古埃及的草船如出一辙，并强调说，这种船不仅存在于摩洛哥，而且还出现在尼罗河上游的乍得以及南美的的的喀喀湖。他们邀请民族学家们前来研究：在这些相隔甚远的造船民族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他们还强调，摩洛哥海岸的这种叫做“玛地亚”的船，在所有已知的芦苇船中是最为结实坚固的。

“你想看我们的芦苇船？”当我提议参观拉克斯湖时，该地区的长官略显不快地反问道，“那你来得太晚了，要是早来一个世纪或许能赶上。如今，你们恐怕只能见到塑料船了!”

乍得朋友建造的芦苇船被放在车上，行进在萨菲的大街上。各『色』人种蜂拥而至，成群结队地在旁围观。现在，这艘芦苇船已经放在码头上，停在许多靠岸的渔船中间，准备下水了。阿布杜拉用他的中非方言吃力地向那些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解释我们的远征计划。穆萨和奥玛已同我们告别。他们带着沉重的箱子和我们给的钱，从开罗起飞，途经喀土穆，前往拉密堡，打算在博尔买牛买老婆。离别的时候，穆萨偷偷告诉我，他在自己这身漂亮的新衣服上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可以把所有的钱都装进去，谁也找不到。说着，他自豪地撩开夹克的前襟，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内兜。奥玛的治疗已经结束，他有些嫉妒阿布杜拉，因为阿布杜拉通晓法语，身体健壮，已被选中同我们一起乘坐“卡代”远航。

阿布杜拉不愿在内战结束前返回乍得。即使得不到托姆巴巴耶总统和内阁的批准，他也要不顾一切地要同我们一起出海。有一艘瑞典货船原定从埃及出发，驶往摩洛哥的丹吉尔，我们的芦苇船就由它载运，并由阿布杜拉和那位负责营地工作的考里奥进行护送。我们刚刚在亚历山大港同阿布杜拉挥手告别，货船船长就接到命令改变航向，转往苏伊士运河的塞得港装运一批洋葱。苏伊士运河沿岸炮声隆隆，岸边，导弹胡『乱』地轰炸着阿拉伯人摇摇欲坠的房屋。阿布杜拉从睡梦中惊醒，来到甲板上，旁边是一点就燃的纸莎草船。他仰头观看，有什么东西从头顶划过，落在港口附近爆炸。阿布杜拉惊讶万分，但并不害怕。码头上的工人早已散去，货船在这里耽搁了好几天才离开埃及。如今，纸莎草船终于安全抵达我们在摩洛哥的出海口，阿布杜拉则忙着收拾草船。从开罗到亚历山大港，又从丹吉尔到萨菲，草船一路颠簸，不由得矮了几分，船身却变得更宽更平。沿途磕磕碰碰，从桥梁到高压电线，船头船尾被撞得歪歪斜斜，干瘪枯黄。但金黄的芦苇沐浴在湿润的海风中，日渐柔软而结实起来。

芦苇船定于今天出航。这一天恰巧是5月17日，挪威的国庆日。帕夏本人亲自组织了此次出航典礼，使用的滑道就是萨菲的渔船曾经使用过的同一滑道。作为国王的代表，帕夏拥有极高的威望，并借此来帮助我们。自从我带着他的朋友，摩洛哥驻联合国大使本希玛写给他的一封信登门拜访之后，他家的门对我就时刻敞开着，我们之间的友情也油然而生。帕夏?泰博?阿玛拉和夫人阿伊恰都是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活跃而机智，对社会问题都很热中。他利用职权建立了现代化学校、青年活动中心、工人住宅、海员之家和图书馆，并使这个古老的海港活跃起来，驱走了游手好闲的习气。阿伊恰是入选哈桑国王议会的二十位女议员之一。

她身穿柏柏尔长袍，提着一个『色』彩鲜艳的大水罐来到码头。我们从骆驼皮做的坐垫上站起身来，走向港口。

“我来为这艘船举行洗礼，我是柏柏尔人，因此我想用羊『奶』最合适。”她一面说，一面把盛有羊『奶』的罐子举到我的妻子伊凤面前，“摩洛哥在上古时代就把羊『奶』当做热情好客和良好祝愿的象征。”

港口挤满了各种肤『色』的人群。我们那艘金『色』的草船披着节日的盛装，所有船员所属国别的国旗都在风中飘扬。阿伊恰把精致的『奶』罐摔在木质船架上，『奶』罐摔得粉碎。羊『奶』和陶瓷碎片溅落在纸莎草上和贵宾身上。

“为了向太阳神表示敬意，我命名你为‘太阳’号。”

铁链和嵌齿轮立即响起刺耳的轰鸣声。人群纷纷后退。在纸莎草船沿着滑道向海水开始滑动时，我同此次远航的忠实支持者，挪威大使安科交换了一下眼『色』。他笔直地站在码头，满面笑容，黑上衣的翻领上斑斑点点溅满『奶』汁。安科和妻子专程从埃及赶来为我们送行。刚才，我们肯定是英雄所见略同：此船定会一帆风顺。可是，有些人的想法却与此相反。船头刚刚碰到水面，就有一个摄影师探出脑袋对我说：

“如果此刻草船一头沉到水底，你们怎么办？”

已经没有时间回答了，“太阳”号浮起来啦。木质的船架和系得牢牢的铁货车慢慢沉到水里，“太阳”号草船浮上水面，活像一只大肥鹅。不少纸莎草碎屑和木撬上的支柱突然从水底漂了上来，跟在草船后面，犹如一群小鹅。岸上的人群如释重负，发出一阵赞叹。有些人曾预料这艘船很快会倾覆。多数人认为它肯定会歪向一侧，因为这艘船从未进行试航，而且船的中心线两侧并不对称。由于是手工制作，以船栏杆的长度衡量，穆萨所在的一侧要比奥玛所在的一侧长了十五英寸。但是，船只的平衡『性』非常出『色』。无论多少人跳上船，它都稳如泰山。没在水面以下的只有八英寸高、六英寸宽的三根中辊，其余部分都浮在水面以上，就像一只救生船。

一条拖船驶来，准备把“太阳”号拖上一艘大驳船。我们迅速把草船整顿好，以免纸莎草被打湿。此后，我们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来装备这艘草船，以便出海。就在这一星期里，我们所有参加出海远征的伙伴才初次见面。这是我事先计划好的，在未来的日子里，窄小的船舱将成为我们共有的家园，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来谈谈彼此的生活和经历，时间可就充裕多了。

成员中还有来自美国的诺曼?贝克。诺曼是船上惟一一位真正的海员，因此被指定为此次出航的领航员兼话务员。他工作严谨，为人可靠。此刻，诺曼坐在船舱门口，一丝不苟地检查装备。其实我同诺曼认识的时间颇为短暂。当年我在塔希提岛上租了一条拖网渔船，准备去复活节岛，他曾经搭过我的船。当时，他在一艘小型双桅船上担任领航员，随同一位美国生物学家从夏威夷出发，航行了两千海里，刚刚抵达塔希提岛。他在航海方面经验丰富，是美国海军后备役指挥官，并在纽约海军学校担任海洋学教官。退役后，诺曼成为纽约房地产市场的一名承包商。

“你真的没有出过海？”诺曼转过身来，将信将疑地问尤利。尤利正坐在船舱门口，摆弄着一个呼吸器。

尤利?亚历山大洛维奇?桑凯维奇是俄罗斯人，同时也是我们船上的医生。他咧嘴一笑。

“我曾经乘坐一艘苏联船只往返过南极。”尤利回答说。随后，他开始谈论起马尼拉的漂亮姑娘来。但是，诺曼更想知道他是否真的在世界最冷的地方呆过一整年。事实的确如此。尤利在沃斯托克的苏联研究站当过一年医生。研究站位于南极冰冠，海拔约为一万英尺，最低温度达华氏零下100度。在“太阳”号的船员中，我以前从未谋面的只有尤利。当他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开罗时，我们双方都有些忐忑不安。不久前，我曾经给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蒂什写过一封信。凯尔蒂什院长是一位智慧而谦逊的学者，掌管全苏联的科学，包括人造卫星、考古学等在内。在信中，我提醒他说，他曾经问我为什么不在探险活动中携带苏联人同行。现在机会来了。我需要一名俄罗斯人—一名俄罗斯医生，或许院长能介绍一位吧。我的条件是，这位医生必须懂得除俄语之外的另外一门语言，而且必须有幽默感。苏联方面对于后面一条非常认真。当尤利走下苏联民航总局的飞机时，不仅带着礼物和医疗用品，还带了一瓶伏特加，生怕自己还不够滑稽可笑。尤利立刻进入了角『色』。他对英语不十分精通，但足以听懂任何玩笑。尤利出生于蒙古，父亲也是位医生，在他身上总有些亚洲人的味道。这一次，尤利是从苏联卫生部的年轻医学专家中挑选出来的，其专长是研究宇航员在加速和失重状态下的医学问题。他仔细看了看我们四处透风的船舱—也就是我们将在航海过程中生活起居的地方，然后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