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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维君夫妇会面的人却想打开这把锁，因为只有他所在的那个机构有这样的能力去实现。虽然身上穿的是普通市民的衣服，但他代表了中国最具实力的、最受尊敬的组织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是有着传奇色彩的解放军八一队的资深教练，这是以1927年解放军建军的日子命名的球队。球队的前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在延安就已经建立了，后来几乎每一年都是全国冠军。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解放军在全国各地组建了二十支部队球队，八一队就是王冠上的那颗宝石，是任何一个中国运动员向往的顶峰。由于八一队的阵容有着超强的实力，有三分之二的国家队队员来自那里。最重要的是，一项特权保证了八一队能无往不胜：他们可以从全国各地挑选最好的球员，而不用管球员之前和所在地球队或者省队之间的关系。

1949年解放后，解放军凭借在几乎每一种文体形式——从跳水和体操，到芭蕾和京剧——中的优异表现，建立起自己的赫赫名声。但1991年，冷战结束，前苏联解体，中国进入了经济改革的第二个十年。为了给这段更加温和、和平的时期做好准备，国家把解放军的规模从四百万减到了二百五十万，撤除了大多数的部队体育编制。八一篮球队是少数保留下来的队伍之一，但前所未有地连续三年让全国冠军旁落，如何夺回冠军，再创辉煌成了支撑这个地位不那么稳固的体育帝国最后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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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被摒弃的童年（7）

解放军队遇到的问题是，它不再享有人才垄断的优势。各个省队曾经被当成八一队能随意挑选人才的储备库，现在也开始从部队球队选拔体育人才。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让各省市有了不断增强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北京队在1989年与北京首钢，一个国有的大型集团化的企业，形成合作关系，这是体育步入商业化的第一个标志，逐渐成为八一队最强的竞争对手。

在北京的那次秘密会面中，部队的老教练向王治郅的父母讲述了八一队能给予的优惠条件。他指出，北京队已经有了两个稳定的大个子，蒙克·巴特尔和更有经验的2米16的中锋单涛。八一队是支实力很强的球队，但缺乏一个有统治力的中锋——大郅能很快地补上这个位置，成为八一队的先发球员，那几乎就可以保证他成为中国国家队的一员。最重要的是，他将成为中国最有实力和最有声望的解放军队的一个战士。会面即将结束的时候，八一队的教练提出了一份让大郅离开北京队的计划。这份计划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神话，似乎很难实现，因为他们需要承担风险，耍一些小花招，以及陷入不可避免的争论中。王治郅的父母会接受这个计划吗？在人生里，他们第一次能自己做选择。

这个计划听起来是非常诱人的。和他们那一代很多不富裕的中国百姓一样，王维君和任焕贞一直受到要尊敬部队的教育。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把解放军当成中国社会最重要、最稳定的力量（一直到今天，上海和北京的大街上，还可以看到“军民一家”的宣传海报）。有一个参军的儿子——更不要说是加入中国最好的篮球队了——就会给任何一个中国家庭带去光荣。“很长一段时间里，参军都是任何一个人最强烈的渴望，”徐济成，电视台的评论员，以前也是八一队队员说，“这样生活就有了保证。成为一个战士，你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起点。即使你退役离开部队了，管理退伍军人的部门会为你找一份好的工作，一个家，甚至一个妻子。”夏松，和八一队关系密切的篮球经纪人，更加坦率地评论说：“如果你能代表解放军，穿上八一队的制服，你就自动地成了一个英雄。”

和几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任焕贞和王维君很想得到这样的敬意。现在，他们奇迹般地有了一个机会，为自己，还有家人。那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决定。让八一队挑走自己的儿子，就意味着儿子的童年就此结束，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就要成为一个专业的篮球运动员。一旦大郅离开，在他当运动员的那么多年里，每年就只能有几次机会和父母见面。八一队的教练还向他们展示了大郅非常具有诱惑性的未来：他能成为受人尊敬的战士，为实力强劲的八一队效力，以及成为中国参加奥运会队伍的一员。

任焕贞既紧张又兴奋地结束了这次秘密的会面。当她回到家的时候，她想起了自己的朋友刘玉民——任焕贞以前的队友，和王家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友谊。在这样敏感的时刻，被尊称为“刘妈妈”的刘玉民是她仅有的能信任的领导。

“八一队看中了我的儿子。”任焕贞说。

“真的？”刘玉民吃惊地问。

“是的，你怎么想？”

“那么，你打算怎么样？”刘玉民说。

“我想让儿子去八一队。”

刘妈妈沉默了，不确定应该怎样回答。她是以朋友的身份和任焕贞进行这次交谈的，但体委最高领导的身份（她是主管北京队的领导）又使她有义务按照规定办事。如果刘玉民支持大郅去八一队的计划，那可能就是对体委规章制度的公然违背。如果反对，她可能就伤害了好朋友的感情，甚至可能毁了她这个干儿子的未来。

“别担心，”刘妈妈仔细地选择着自己的措辞，“不管大郅最后参加了哪个队，他都会成为祖国最好的球员。”

这样让人安心的言语，明显地使任焕贞做出了决定。虽然让王治郅加入八一队的决定，谁也不知道最后会是怎么样的结果，但任焕贞和王维君都很清楚，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儿子就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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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被摒弃的童年（8）

1991年12月的一个夜晚，王治郅背着一个粗呢制的大包，登上了八一队来接他的汽车，向父母说了再见。道别就像一个古老的成人仪式，这个孩子努力想表现得像一个长大的男人。几秒钟后，汽车消失在了茫茫的夜幕里。

第三章　机器上的齿轮（1）

上海的一个冬夜里，孩子们奔跑的身影差不多都隐没在黑暗中了。沥青铺成的篮球场在夜色里已经显得很模糊，气温也降到了接近零度。不过对正在边线外大声喊着口令的李章明来说，2003年12月的这个晚上，热身才刚刚开始。这位四十四岁的严厉的教练，长着浓而弯曲的眉毛，他已经在上海徐汇区少体校给小运动员们当了二十年的教练，其中有五年时间，他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姚明的孩子。李章明的日常训练——总共将近三小时的训练课，还沿袭着很久以前来自前苏联的训练模式——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训练会一直持续到晚上，李章明并不会理会小球员们对寒冷和黑暗的抱怨，还有送他们回家时孩子们疲劳的话语。

小球员们的年纪都在十一岁到十三岁之间，正在做三打二的快攻练习，还有一系列不断重复的、篮球运动最基本的训练。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基本都是在大声叫喊着争球，为精彩的动作叫好，或者嘲笑别人投歪的球。可这些年轻的中国球员，在逐渐来临的夜幕中，随着枯燥的叫喊进行训练。在冬日寒冷的空气里，仅有的声音是篮球弹到地面上的砰砰声和球鞋与冰冷的沥青地面摩擦的声响——偶尔还有从边线传来的口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