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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传播的传统文化，送上一道清新可口的喷香菜，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同时也预示着《〈论语〉心得》会全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她把七亿中国人带到了一位年已2500多岁的老贤哲面前。于是这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变成了一个面目和善、言谈可亲的邻家老头，并借助于丹与一大群看书听讲座的现代男女，就他们的成长心事及奔小康、冲中产道路上的遭遇和不平大拉家常。睿智远见、为人们留有许多思考余地的孔子可能没有料到，2500多年后的今天，因有了一位女学者，他的经典语录再次重重地叩动着人们的心弦。

于丹是央视10套的策划顾问，《百家讲坛》早已经定了《论语》的题目，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主讲人。“于丹有这个潜能，她会把握说服力和吸引力的尺度。”于是，负责人动员她主讲这个题目。于丹坦言：“起初我还不同意呢。我想有那么多老教授，怎么能轮到我讲《论语》？他们反复做工作，我忐忑不安地去试了试，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在国庆黄金周内，于丹分别讲述了《论语》中有关“天地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7个方面。在于丹看来，《论语》的内容70个方面都不止，但《百家讲坛》要求只讲7天。她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摘取自认为对大众现实生活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先取7个方面来讲。根据十多年从事教学工作及媒体研究的经验，于丹相信听众会对这7个方面的选择具有一定的需求。

在讲述中，于丹加进自己的心得，还串进去很多故事。她说：“作《论语》的考据，我没有资格和水平，我做的不是学术的解读，而是大众传播。制片人告诉我，我讲的要让15岁以上的人都能听懂，都喜欢听。”在于丹看来，这也正是《百家讲坛》的成功之处——让经典的东西走出象牙塔，让观众期待它，而不是媒体的自说自话。

于丹成功并非偶然

从传播的范围来说，传播可分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

对内传播的传播对象在国内。传播者与传播的对象相距很近，甚或就生活在传播对象中间，比较容易听到传播对象的呼声，对他们的喜好和口味也不难了解，因而易于解决好传播的针对性问题。

相比之下，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就不好解决，因为传播对象在国外，远隔重洋，传播者与传播对象的差异较大，彼此有不同的民族的习惯，不同的语言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些差异就给对外传播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在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上都与对内的传播不同。比如说，在中国的对内传播主要是讲当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新闻，而对外传播的内容当然也少不了这些，但是除此而外，还要偏重于中国基本情况的介绍：如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神奇的中医、中药和武术、美丽的风景区、古老的长城、多彩的民族、宗教的情况、普通人的生活。总之，对外传播的内容既有今日的主旋律，又有昨日的光辉，借以传播中国的两个形象：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形象和文明古国的形象。

对国内读者来说，我们用不着在报刊上去给他们介绍长城是怎么回事，新中国的国旗国徽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早知道了。但是，对外国读者来说，这些都是新鲜东西，非常感兴趣。当市场经济兴起的时候，国内读者兴奋起来，喜欢这方面的报道，同样的内容讲给外国读者听，他们的反应却不热烈，因为在他们那里百年以前就搞了市场经济，你认为是新鲜的东西他却视为旧事物。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国内读者感兴趣的东西，国外读者并不感兴趣，反之，外国人喜欢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喜欢。内外读者的胃口有别，我们的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也应该有别。明白了那些区别点，我们就可以掌握分寸，加强对内对外彼此各异的针对性。

于丹的成功，关键在于她独特的讲述方式。朱熹也讲《论语》，钱穆也讲《论语》，当今中国，各高校许多讲堂都在讲《论语》，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掀起这样的狂潮？

就讲述技巧而言，易中天强调了“平民立场”4个字。他说，“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亲和力，亲和力来自于‘平民立场’。观众认为你与他一样看问题、想事情，就没有距离、没隔阂，不是居高临下、咄咄逼人，没有对立情绪，也就不会产生逆反心理，不仅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故事中那些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也和他们一样，他就爱听你讲话。”

于丹“心得式”的解读方式，能更好地还原《论语》作用于人心的初衷，能降低经典“入世”的成本。对学术界以外的大众来说，这种讲法太好了。别小看一个个小故事，她就把《论语》讲活了。

一句话，于丹尊重了大众传媒的规律，使用了恰当的方法和技巧，用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播，是她的讲座火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事媒体工作的人都知道，“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传媒接近群众、吸引受众的不二法门。既要贴近群众，就要熟悉群众、了解群众，央视《百家讲坛》将节目定位于“初中文化水平”，就是基于对受众的深刻了解。制片人万卫分析说：“初中文化水平并不是指为初中毕业的知识层次的人服务。实际上，只要你跨出所学的学科，在其他学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学物理的，历史对你来讲就是初中水平。”多么精到的分析！由此我们似乎又一次体味到了“三贴近”的威力。

于丹的成功，方法技巧固然重要，传播工具亦不可或缺。有人说，于丹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位巨人，就是在中国独一无二、在电视传播领域具有某种“垄断”地位的中央电视台。是电视这个主流传播媒介的巨大影响力，造就了于丹的水涨船高。

为什么是于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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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播学有一种令人听起来感到不舒服的理论，叫做“靶子论”。这种理论形象地把传播内容比作箭，把传播对象比作靶子，而传播者呢，自然是操箭的弓手。据说，传播者是主动的，传播对象是被动的，而且散沙一般，无法抵御传播者的射击。只要你肯把箭射向靶子，传播对象就会应声而倒，即接受你的传播内容。这种理论，把传播对象视为愚昧的芸芸众生，把传播者视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神人，似乎不管传播什么内容（真的、假的、善的、恶的、美的、丑的）只要不断地射箭，传播对象都会不加选择、也无须怀疑地加以接受。事实上，问题没那么简单，传播对象岂可随意摆布？岂可任人愚弄？岂可去接受那些假的、丑的、恶的传播内容？你在那里无中生有地传播一些谣言也是可以击倒“靶子”的么？

“靶子论”早已行不通了，现在的传播者谁还按这种理论行事？“靶子论”之所以没有生命力，关键性的原因是没有正确对待传播对象，它不是尊重传播对象，而是压服、愚弄传播对象。于是，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就不正常了，传播者总是高高在上，把自己视为教育者，把传播对象视为受教育者，我讲你听，我有发言权，你没有发言权，讲一次不行，再讲一次，用传播攻势来折服你，似乎谣言三遍也成真理。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大众传媒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早已把“靶子论”抛弃了。其实，传播者与传播对象是平等的，传播者尊重传播对象，而传播对象则依赖传播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关系，我尊重你，你依赖我，通过传播这条纽带，把双方的心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报纸没有读者，报纸给谁看呢？读者离开了报纸，又怎样获取信息呢？报纸、电台、电视台、出版社都离不开自己的读者、听众和观众。他们才是传媒的主人，而记者、编辑、播音员只不过是受众的服务员罢了。写到这里，我们又可以说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既然是这样，传播者就要把传播对象看作朋友，非常友好地对待他们。现在常听人说“读者是上帝”。这个比喻性的说法未必太恰当，但可以看出读者在传播者心目中的地位，并对读者怀有美好的感情。

人是感情的动物，人际关系往往以情系之，读者与编者之间难道就仅仅是我花钱你卖报的买卖关系吗？当然不是，这中间有感情的纽带。30年代，著名作家邹韬奋办刊物，把读者视为亲人，对读者来信一一作复，而读者把它视为良师益友，并对他的出版事业予以支持。邹韬奋对读者怀有感情，并靠这种感情反馈发展了自己的传播事业。

古代的孔子也是这样。他对自己的传播对象怀有感情，反过来，学生尊敬他，爱护他，帮助他游说诸侯，整理文化典籍。他从来不欺骗自己的学生，而是献出一片爱心，对学生怀有很深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