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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个小面馆里，我认识了一位乌兹别克姑娘。我那时已经等钱等了二十多天，还没见来，心里就很落魄。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还向旅社的老板娘借了十块钱先花着。那天我犒急了，给自己点了一个蒜苔炒肉，（虽然吃面不要钱，可吃肉我怎么好意思不付钱呢？）在固定的桌子上坐下来。她就来了，笑着问我，可以坐下吗。我开始还以为是维吾尔姑娘呢，就点了点头。她坐下来，一边等点的菜，一边主动跟我说话。
我心情不太好，尽管她是个异族美人儿，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说，我却没啥反应。但是当我听她说，她是做药材和茶叶生意的时候，我忽然来了兴趣。我又一次想起了仁青与他的女儿卓嘎，也想起了印度阿萨姆与那儿的茶园。
听她说，（很可惜，我实在记不起她的名字来了）她的父亲是个军人，老家在安徽蚌埠，母亲是乌兹别克人。她长这么大，还一次没回过父亲的老家。当她知道我是淮北人，离蚌埠很近时，眼里放出了喜悦的光芒。她说，她就是喜欢汉族小伙子，尤其是安徽人，因为与他的父亲是同乡又同类。她强烈地要求我吃她点的丰盛的菜，还要了一瓶酒。面对这样纯真的女娃儿，我要是再客气那就是孙子了。那天我的肚子美美地享受了一回。我学了不少知识，了解了药材与茶叶商人的运作方法，弄清了如何花十几万元才能办理一张药材出疆证。对于一个每天只要一块钱就可以打发日子，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的年轻的家伙来说，她的话每一句都是一声炸雷。一根药材，一块上等茶砖，就是我近一个月的工资。
我对茶叶的兴趣越来越浓了。因此，当我们酒足饭饱，她劝我干脆跟她做生意时，我的心一阵翻腾，就答应了。我们约好第二天再在面馆聚会，仔细商谈。然后她就带我去她住的地方。
我不知道该不该生老安的气，因为就在我要投笔从商的时候，老安派人来找我了。
老安派来的同志见了我就说，我们是第二次来乌鲁木齐了，找遍了国营的宾馆饭店招待所，就是没有个姓胡的记者。你咋就能想起来住到这样的小旅社里？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确实很激动。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怎么能不让人热泪盈眶？
老安派来的同志又说，我们给你带来了两百元钱，你自己先买票去喀什吧。我们还要在乌市办点事。
我高兴地把住宿费和借的饭钱还清，当时就跑到长途汽车站买了当天下午的车票。
从车站回来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了乌兹别克姑娘。我已经答应她跟她闯江湖做生意了，现在怎么办？
一边是我热爱的新闻职业，一边是刚刚兴起的商人之旅。财富与职业，孰重孰轻？我脑壳里斗争得很厉害。最后，还是圣人的思想主宰了我：商人虽然可以有钱，却没有社会地位。记者虽然清苦，却是上层建筑。富贵于我，如浮云耳！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大厦千间，只眠三尺；酒池肉海，只饱一餐。等等等等，多少话都在那儿等着呢。
我就这样逃离了富贵，踏上了去南疆重镇喀什噶尔的长途班车，继续我的颠簸穷困之旅。
许多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挥斥方遒的同学少年，变成了一个暮气袭来的准老汉了，却越来越认识到上面那些“蛋话”害人不浅！什么富贵如浮云，大家都富贵有啥子不好？钱财不能带走，却可以花销，可以留下。都做精神的富翁，物质的穷光蛋，没有能力消费，怎么拉动内需？怎么刺激生产？又怎么能促进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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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醉》后记（3）
在南疆的日子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离不开喝茶。那儿的水质是优良的，牛羊肉和瓜果是丰盛的，但如果没有茶叶的帮助，那丰富的营养会把人烧死。
搜集茶叶的历史记录，就成了我的一大任务。在喀什噶尔，我终于查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那就是：茶叶的贸易，曾经与新疆的安危是那样的紧密相连着。
三
说起茶叶，中国有太多的自豪与骄傲。
柴米油盐酱醋茶，谁家能离得开这七样东西呢？
自从神农尝百草，中国人就开始了与茶的交道。千百年来，饮茶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
一千二百年前，唐朝的陆羽以一部《茶经》，奠定了他的“茶圣”地位。吃茶，这个普通的饮用解渴行为，被升华了。品茶、鉴茶、赏茶、斗茶，成了文人骚客、哲人智者、禅师隐士渗入骨髓的雅事。
茶叶，也是和平的使者，友谊的象征。明朝时，世界航海的先驱郑和先生曾七下西洋，但与哥伦布、麦哲伦等欧洲海盗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每到一处，不是用武力征服土著居民，而是带去了香茶美酒与丝绸瓷器，还有先进的造纸与农桑种植技术。
然而，仿佛是打开了所罗门的魔瓶，正当中国的皇帝与百姓都在陶醉于“施舍”的兴奋中时，魔鬼开始出现了。中华天朝晴朗的天空，从此阴霾不散。
丝绸瓷器与茶叶，一直是中国的三大支柱产业，雄视世界市场。尤其是茶叶，曾占据着世界茶叶市场的百分之九十。维多利亚女皇不满意英国的白银哗哗地流向中国，就指使要想办法扭转贸易逆差。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捷径，就是以鸦片输入来抵挡中国茶叶的出口。除此之外，偷窃中国的茶树种子与茶树苗，在印度试种也是一个重大的行动。
中国的工匠艺人，对技术专利的保密与传授，是有严格的措施的。但是，对于国家之经济命脉的茶叶技术，却似乎没有多少保护办法。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的阴谋，就顺利地实现了。
印度阿萨姆邦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山坡上，几万株从中国偷来的优质茶树苗栽下的同时，也栽下了中国人一百多年摆脱不掉的恶梦，至今无法苏醒。仅仅过了五十多年，中国的茶叶出口，就急剧下降到了占世界茶叶市场不到百分之二十。
有一阵儿，开放了的中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同志，要开眼界，开洋荤。喝茶不再满足于中国的龙井、碧螺春、铁观音，要喝英国的红茶。上档次的还要喝英国的伯爵红茶。但是，英国基本是不产红茶的，虽然喝茶已经是英国人无法解脱的痛。
世界茶叶市场，当今有三大红茶最负盛名。它们就是中国福建的武夷红茶、安徽的祁门红茶，还有印度的大吉岭红茶。所谓的英国红茶，大多都是冒牌货，不过是把那几座海岛以外的进口红茶包装了一下，印上“英哥懒蛋”（英格兰出品）的字样，再以高价返销回来。其实，中国云南的红茶，也很有名。闽红、祁红、滇红，曾经是英国与俄罗斯宫廷贵族专用的饮品，普通百姓根本消费不起。
不过，时光流逝到了2000年，当整个中华大地到处都是茶坊茶楼，到处都是茶文化，一斤等级茶要卖到几十上百元，一斤极品毛尖要上千元甚至几千元的时候；当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茶王邀请赛上，安溪茶王王文礼的“铁观音王”100克拍卖到7万元，相当于一市斤茶叶35万元时；当在香港举办的茶王赛上，安溪茶王王坤福的铁观音100克拍卖到11万港元的天价，相当于一市斤茶叶55万元时。中国的茶叶在世界茶叶市场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我国的茶叶产量达到了66．5万吨，出口21．80万吨，每公斤平均单价1．70美元，折合人民币十几块钱（要知道，这可都是上好的品级茶呀。不是中国茶楼里唬弄人还死贵的次品茶）。2000年出口22．78万吨，每公斤平均单价仅有1．52美元。可是，就是把中国所有出口的茶叶产值加起来，还不抵印度阿萨姆一个地方的茶叶出口的总产值。至于价格，那就更是无法相比了。
当安溪的茶王头戴茶王帽，脚踩茶王轿，身穿花礼服，披红挂彩，手捧证书，在由数千人组成的彩旗队、鼓乐队、舞狮队、花灯队的簇拥下走过去的时候，想想让国人难以接受的天价茶叶，想想让国人丢脸的出口廉价茶叶，还兴奋得起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