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1页）

当我们的行为能够决定他人的幸福或不幸时，我们不敢听从自私心理的指使，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大家的利益之上。内心那个人马上提醒我们：过于看重自己而轻视别人，理所当然会招来他人的蔑视和愤慨。大德之士不会听命于这种情感。每一个优秀的军人对此都深有体会，他知道，如果战友们认为他会在危险面前退缩，或在需要他尽军人天职、为国捐躯时踌躇不前，就会向他投来轻蔑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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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与他人

个人决不应该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人更重要，即使自己的利益可能远远大于对他人的损害，也不能为了私利而损害他人。穷人也决不应该诈骗和偷窃富人，即使赃物给穷人带来的好处比富人丢失东西的损失更大。在这些时刻，内心的那个人也会马上提醒他：他并不比他的邻居更重要，而且他的私心会理所当然的招来人们的蔑视和愤怒，以及必然会随之而来的惩罚　　因为他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安全与和平所赖以建立的神圣法则。正直的人通常害怕的是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内心的耻辱，是自己心灵上永远无法磨灭的污点，而不是无辜遭受外部的重大灾难。那条伟大的斯多噶主义的格言所表达的真理根植于他心中：对一个人来说，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另一个人的东西，或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的损失之上，要比由于肉体或外界原因造成的死亡、贫穷、痛苦和所有的不幸，更加违背他的天性。

如果别人的幸福和不幸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毫无关系，更谈不上冲突，我们并不总是觉得有必要压抑自己那与生俱来的、也许是不合适的自私心理以及对他人的冷漠态度。常规教育让我们在所有重大的场合按照自己和他人之间的某种公平原则行事，甚至平时的世界贸易也能调整我们道义上的积极原则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但是，据说只有极为雕琢、精致的教育和严谨、深奥的哲学，才能纠正我们消极感情中的偏差。

试图向我们讲授这一最难理解的道德课程的有两类哲学家。一类哲学家试图增强我们对他人利益的关心，另一类哲学家试图减少我们对自身利益的牵挂。前者让我们像天生关心自己一样去关心别人，后者让我们像天生漠视别人一样去漠视自己。也许两者的教义都远远超出了自然合适的正确标准。

前者是一些哭哭啼啼、垂头丧气的道德学家，他们没完没了地指责我们竟然在众多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过着愉快的生活。他们觉得，这么多可怜的人时刻面临着种种灾难，饱受贫困的煎熬、疾病的折磨和仇敌的欺压，挣扎在死亡线上，而我们竟然能视而不见，对自己的幸运满心欢喜，这是邪恶的。他们认为，我们虽然从未目见耳闻，但可以确信这些同胞无时无刻不在遭受厄运的折磨，我们应该用对他们的怜悯来抑制自己的幸运所带来的快乐，并且习惯性地表现出一种悲天悯人的忧郁神情。但是，首先，对自己毫不知情的灾难表示过分的同情，似乎是荒谬绝伦、不合情理的。显而易见，全世界平均起来，有一个受苦受难的人，就有二十个春风得意，或者至少还过得去的人。确实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应该为一个人哭泣而不为二十个人感到高兴。其次，这种装腔作势的怜悯不仅荒唐，而且似乎根本做不到；那些表面上做到的人，除了那种矫揉造作、多愁善感的悲痛之外一无所长；这种悲痛并不能打动人心，只会使人们的神情和谈话不合时宜地变得阴郁沉闷。最后，这种心愿即使能够实现，也毫无用处，只能让抱有心愿的人感到痛苦。无论我们怎样关心那些跟自己素无瓜葛、完全为我们力所不及的人，都只是自寻烦恼，对他们毫无益处。我们为什么要为远不可及的世界而自寻烦恼呢？毫无疑问，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离我们最远的人，都有资格得到我们美好的祝福，我们也自然会给他们祝福。但是，尽管他们是不幸的，我们也没必要为此而折磨自己。因此，对于那些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人，我们既无法帮助也无法伤害的人，我们的关心只能是有限的，这似乎是上帝的明智安排。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本来的天性有可能改变，那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

不去同情成功者的快乐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没有妒忌的妨碍，我们对成功者的好感就会大增。那些责怪我们对不幸者缺乏足够同情的道德学家们，也责怪我们对幸运儿、权贵和富豪非常轻易就崇拜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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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幸

我们对两种个人不幸的感情容易超出适度的范围。一种不幸首先影响与我们特别亲近的人，比如我们的双亲、孩子、兄弟姐妹或最亲密的朋友等等，然后才间接影响我们。另一种不幸直接影响我们的肉体、命运或者名誉，比如疼痛、疾病、即将到来的死亡、贫穷、耻辱，等等。

前一种不幸无疑会使我们的情绪大大超过正常水平，但是有可能经常达不到这种程度。一个人面对自己的父亲或儿子的死亡或痛苦，竟然像对待别人的父亲或儿子一样无动于衷，他显然不是一个好儿子和好父亲。我们决不会赞扬这种不通人性的冷漠态度，只会报以强烈的不满。然而，在家庭感情中经常有一些过分或不足之处非常容易让人不舒服。由于上帝极为明智的安排，绝大部分人甚至所有人对儿女的爱都比对父母的孝心更为强烈。因为传宗接代全靠前者而不是后者，一般说来，子女的生活和安全全靠父母的照顾，而父母则很少依赖子女。因此，上帝让前一种感情变得如此强烈，往往不需要激励而是需要抑制。道德学家们很少教我们如何娇惯子女，却常常力劝我们克制自己的溺爱和过分的关心，也就是我们对待自己子女时会比对待别人子女给予更多不合适的偏爱。相反，他们告诫我们要情真意切地照顾自己的父母，在他们的晚年努力回报他们在我们小时候的哺育之恩。基督教的“十诫”要求我们尊敬自己的父母，却没有提到要热爱自己的儿女，因为上帝早已安排好我们如何履行后一种责任。人们很少指责别人表面上比实际上更溺爱子女，却常常怀疑别人孝敬父母是装模作样。同样，人们怀疑寡妇夸张的悲痛是假情假意。如果能够让我们相信其真诚，即使这种感情过于强烈，我们也会尊重它。虽然我们可能不完全赞同，但是也不会给以严厉的指责。以上那些装模作样的事例可以证明，至少在那些如此伪饰的人看来，这种表现是值得赞扬的。

虽然那些过分的很容易使人不快的感情似乎应该受责备，但我们从来不会感到厌恶。我们责备父母过分的溺爱和偏心，是因为这些最终对子女和父母都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们很容易谅解这种感情，从来不会报以憎恨和厌恶。如果有人缺乏这种感情，反倒让人觉得面目可憎。如果一个人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毫无温情，在任何时候都是横眉怒目、吹毛求疵，那他简直是可恶之极的暴君。对于我们最亲近的人的不幸，并不是强力压制自己天然的异乎寻常的感情才是合适的，缺乏那种感情比过分更让人难受。在这种情况下，斯多噶式的冷漠从来让人难以接受，这种冷漠虽然用尽一切形而上学的诡辩来支持自己，但是除了将花花公子的冷酷心肠扩充十倍于其傲慢骄横以外，别无用处。

我们并没有因为适度的同情别人的不幸而忽视自己的责任，对已故朋友忧郁而深情的回忆也没有什么不好。虽然它们表面上好像痛苦和悲伤，但实质上都是美德和自我肯定的高尚表现。　　那些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命运或名誉的不幸则截然不同，我们感情的过分比缺乏显得更不合适。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我们能够非常接近斯多噶式的冷漠无情。

前面讲过，我们很少同情因肉体而产生的任何情绪。由于像身体受伤这样的偶然原因产生的疼痛，或许是最能引起旁观者深切同感的肉体痛苦。旁观者也很难不为垂死的邻居感到深深的悲哀。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旁观者的感受都无法与当事人相比，因此后者决不会因为前者的泰然自若而感到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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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不屈？公正的旁观者

仅仅是由于财富的缺乏或者贫穷，并不能引起多少怜悯。为了这个而怨天尤人，很容易让人瞧不起而不是同情。我们看不起乞丐，虽然在其纠缠下我们可能会施舍一点财物，但我们从来不会郑重其事地怜悯他们。从富翁沦为乞丐常常让人饱尝人世艰辛，所以往往会得到旁观者发自内心的同情。虽然在如今这个社会，遭受这种不幸的人经常是因为自己不争气，但是人们还是非常可怜他，决不会让他一贫如洗而不闻不问。依靠朋友的慷慨和那些债权人（虽然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抱怨他的挥霍无度）的宽容，他通常都能得到虽然微不足道但多少是体面的资助。我们也许很容易原谅遭受这种不幸的人的某些弱点。同时，那些自强不息的人，在新的环境中仍然乐观自足，并不因为地位的改变而自暴自弃，他们不是按照自己的财富而是按照自己的品行来评价自己，因而总是得到人们的深切赞同和高度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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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对关乎自己个人切身感受的事情无动于衷。对于别人的倒霉遭遇，我们总爱抱着幸灾乐祸的轻快心情进行回忆，但如果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痛苦回忆，我们的心情恐怕就会比较惭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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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处在童稚之龄的孩子是缺乏自我克制的。对于他来说，不管是害怕、痛苦还是生气，都可以用大哭大叫来唤起保姆或父母的关心。当生活在这个关心的监护人的呵护中的时候，他就没有必要克制什么感情，除了过分地生气以外。当孩子试图发脾气的时候，那些监护人为了自己的安闲舒畅，往往会高声训斥和恐吓孩子，使他保持安静。这种行为明显告诫了孩子：为了自己的安全，有必要抑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当达到上学或者和其他孩子在一起游戏时，他就会发现，别的孩子没有对他任何的偏爱和容忍。为了得到其他孩子的接纳，避免受到孤立和敌对，甚至为了自己的安全感，他会学着压抑自己的愤怒，以及其他的过激情绪，使身边的小伙伴们能够接受。他就这样逐步进入了克制的大学校，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当然，再长的训练和实践也难以达到完美控制自己感情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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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意志相对坚强地人可能会保持较长时间的镇定，并尽可能使自己保持旁观者对自己的那种感觉。当他能够在巨大不幸的压力面前保持镇静时，朋友们自然会对他报以敬佩之情。这种满意会使他受到鼓舞，在乐观情绪的促使下更加坚强的挺下去。他努力不去讲起自己的遭遇，如果朋友们比较有修养的话，也不会在这方面挑起话头。他会用各种玩笑话题使朋友们开心，如果非要讲起自己的遭遇的话，他会用一种坚强和比较超脱的语气进行讲述。不过，如果他没有太强的自我克制能力，这种努力就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在谈话时间较长之后，他会难以克制自己的种种本能，出现对自己的遭遇过分的悲哀嗟叹。当代的风气对我们身上的软弱情感比较宽容。如果某人家里遭受了很严重的遭遇，一般习俗只会允许最亲密的亲戚朋友去家中探访，而不允许比较疏远的人前去吊唁。人们觉得关系亲密的人会比较放得开，而且更能给不幸者以最贴切的关怀和同情。其实有恶意的人最爱混在最亲密的朋友行列里进行所谓善意的拜访。这时，即使最脆弱的人也会努力保持坚强镇定，用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态回击来人那恶意的蔑视。

如果一贯具有果敢坚定品质、聪明诚实的人，同样具有了严格的克制能力，那他无论面临如何复杂的局面，不管是激烈的党派斗争，还是惨烈的战争，他都会成功地控制住自己的冲动和激情，并在不管是单刀赴会还是舌战群儒时，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时，不管面对敌人还是朋友，都保持冷静和理性。即使在极短的瞬间内，他也不会忘记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公正旁观者，正在对他的行为和感情进行着监督；他更不敢在任何时刻忘掉自己的良心。他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时时用旁观者的角度去评价自己和与自己有关的事物。这种习惯不仅约束了他外在的言谈举止，更规范了他的内心情感世界。他完全认同那个公正旁观者的感受，几乎和他融为了一体。对于他来说，唯一值得严格恪守的指令，只能来自那个伟大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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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责任感

所谓责任感，正是对这些普遍道德规范的遵守。这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也是很多人唯一的行为规范。许多人一辈子大概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别人对他们行为所表示的赞许之情，但他们的行为是中规中矩的，尊重自己觉得已经确立了的那些行为准则，丝毫不敢逾越它们，就这样终其一生，也没有受到过什么严重的指摘。一个人可能天性冷淡寡合，很少具有感恩之情。但如果他确实受到了他人很大的恩惠，并且很有道德修养的话，他会明白缺乏感恩之情的人的行为是多么讨厌，知恩图报又是多么的让人愉悦。所以，他虽然内心里没有任何的感恩念头，但还是像其他人一样，努力对恩人显示感激，显出感恩戴德的样子。他会定期拜访那位恩人，在恩人面前恭顺有加；在谈到自己的恩人时，他会用非常恭敬的言辞，并会把得到的种种恩惠都挂在嘴边上。他会不失一切机会对过去受到的恩惠进行某种报答。他这么做的动机可能出自对于已经确立的责任规范的尊重，一种发自内心的按规范办事的愿望。他行动时未必有任何虚伪与狡诈，也没打什么指望获得更多恩惠的小算盘，和在恩人与公众面前做戏的想法。同理，一位妻子对丈夫也未必有多么感情深厚、琴瑟和谐，但如果她具有道德修养，会努力做出存在那种感情的样子，注意关照体贴自己的丈夫，做到忠诚和贤淑，恪尽一个妻子的本分。这里谈到的这位朋友和妻子，可以肯定都不是最好的朋友或者妻子。虽说他们会有履行自己责任的认真而迫切的愿望，但还是难以达到发自内心、体贴入微，把很多需要表现其存在的机会拱手错过。如果具有那种和自己地位相称的感情，就不会错过这些机会了。当然，他们即使不是最好的朋友或者妻子，但起码可以是第二流的。正是由于对普遍行为规范的尊重，他们才会在大节上保持完美。只有那种最幸运的人，才能使自己的感情与自己的地位配合得天衣无缝，并能适应任何最微小的变动，在所有的社交场合都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绝大多数人是永远达不到这种境界的。不过，通过教育训练，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深入地了解和掌握这些普遍规范，并且在一生中都不会有重大的污点和受到指摘。

如果一个人做不到对这种普遍原则的神圣尊重，他就成不了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正直守节的人和卑劣无耻的人的根本区别，就是是否遵守这种普遍原则。正直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坚定不渝地奉行这些准则，并在一生中都不会动摇。卑劣者的行为随着心情、愿望和动机的变化而变幻无常，不可捉摸。而且，既然人的心理都是变化无常的，如果没有对普遍原则的尊重的话，即使是平时很有理性的人，也往往在不经意间做出最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