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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长大成人，从来没有跟别人打过交道，那么就像他不可能想到自己长的是美还是丑一样，他也不可能想到自己的品质、情感和行为是好还是不好，以及自己的心灵是美好还是丑陋。这些都是他难以理解、自然也不会注意的，而且他也没有一面镜子可以将这些展现给自己看。一旦把这个人带入社会，他就立即得到了此前所缺少的镜子。周围的人的表情和举止就是他的镜子，无论他们是否体谅和赞同他的情感，都会有所反映。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感情是否合适，看到自己心灵的美和丑。这个一生下来就与世隔绝的人，现在全神贯注于那些给他带来快乐或伤害的外部事物。那些事物所激起的感情，渴望或厌恶，快乐或悲伤，一时间全都展现在他面前，而这些是他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对这些感情的想法从来没有让他感兴趣到专心思考的地步。尽管思考这些感情的起因经常会给他带来快乐和悲伤，但是对快乐的思考不会给他带来新的快乐，对悲伤的思考也不会给他带来新的悲伤。一旦进入社会，他所有的感情立即会引起新的感情。他会注意到人们对他的某些感情表示赞同，而对另一些感情却表示反感；前者使他受到鼓舞，后者则让他感到沮丧。他的渴望和厌恶，快乐和悲伤，现在常常会引起新的渴望和厌恶，新的快乐和悲伤。于是，现在他会对这些深感兴趣，不时沉浸于专注地思考中。

我们对长相美丑最早的概念是来自别人而不是自己的体形和面貌。但是我们很快就能感觉到别人对我们同样的评论。他们对我们长相的夸奖让我们高兴，如果他们觉得我们难看，我们就会失望。我们很想知道自己的外貌会得到什么样的评价。我们用照镜子或者类似的办法，尽可能与自己保持一定距离，努力以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不厌其烦地审视自己的身体。经过这样的审视，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外貌感到满意，就会将别人最坏的评价置之度外。相反，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让人讨厌是理所当然，那么别人任何一句微词都会让我们觉得无地自容。一个外表还算英俊的人会容忍你嘲笑他小小的缺陷，但是对于丑八怪一般可开不得这类玩笑。无论如何，我们担心的显然只是自己的美和丑对他人的影响。如果我们同社会没有联系，这些就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

因此，我们开始考虑如果在他们的处境中会有什么表现，以此来检查自己的感情和行为，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向他们表现。我们假定自己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行为，并且尽力想象这种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能用别人的眼光来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合适的唯一途径。如果这种观察让我们感到高兴，我们还尚可满意。我们可以毫不在乎别人的赞扬，不把世人的指责放在眼里；无论受到怎样的误解或歪曲，我们都自信理应得到别人的称赞。……

生来就希望被人热爱

人不仅生来就希望被人热爱，而且希望自己可爱，或者说希望自己很自然地招人喜欢。他不仅生来就害怕被人憎恨，而且害怕成为可恨的人，或者说害怕自己理所当然地招人痛恨。他不仅希望被人赞扬，而且希望成为值得赞扬的人，或者说在没有得到赞扬的时候也确信自己是理应受到赞扬的人。他不仅害怕被人谴责，而且害怕成为该受谴责的人，或者说即使没有受到谴责也知道自己确实应该受谴责的人。

……。

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别人的感情和判断与我们自己是否一致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感情是否恰当、判断是否正确到底有多大的把握。

有时，一个敏感的人可能担心自己即使在高尚的情操方面也会过于任性而为，或者害怕因为自己和朋友受到伤害而过于愤愤不平。他生怕自己情绪过分激动，一味感情用事，因为见义勇为给别人造成真正的伤害；那些人虽然不是清白无辜，但也许并不像他原来认为的那样罪不可赦。这时他非常看重别人的意见，他们的赞同让他得到最大的安慰，他们的反对则可能给他惶恐不安的内心雪上加霜。如果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有把握，就不会把别人的看法时刻挂在心头了。

有一类艺术品非常高贵典雅，需要极高明的鉴赏力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但是在某些方面鉴赏的结论常常并不一致。还有一些艺术品，它们的优点能够得到明确的论证，有令人满意的证据。前者比后者显然更加需要公众的评价。

诗歌的优美要求高超的鉴赏力，年轻的初学者很难把握这一点。因此，没有什么比朋友和公众的好评更让他喜出望外，也没有什么比糟糕的评价更让他无地自容。前者让他对自己的表现信心十足，后者则让他垂头丧气。也许在获得经验和成就之后，他会对自己的判断更加自信。然而，公众的批评总是给他带来深重的耻辱。拉辛为自己的悲剧《菲德尔》反响平平而耿耿于怀，以致虽然正处于写作的巅峰时期，也决定不再写任何剧本。这位伟大的诗人经常告诉他的孩子，那些不值一提、错误百出的批评给他带来的痛苦，常常超过了最为热情中肯的赞扬给他带来的快乐。众所周知，伏尔泰也对那些微不足道的指责极为敏感。蒲柏先生的《邓西阿德》可以和所有最优美和谐的英国诗歌相媲美，但是这不朽的名著却受累于最卑鄙拙劣的作家们的批评。据说格雷由于自己最好的两首诗遭到东施效颦的模仿而受到很大刺激，以致想要从此搁笔。那些自诩妙笔生花的文人的敏感性可与这些诗人相比。

相反，数学家对自己的发现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信心十足，因此毫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我认识的两位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格拉斯哥大学的罗伯特？西姆森博士和爱丁堡大学的马修？斯图尔特博土，从来没有因为无知者忽视他们最有价值的著作而感到苦恼。据说，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受过多年冷落，也许这丝毫没有打扰那个伟人的平静。自然哲学家们跟数学家一样不受公众评价的束缚，他们对自己的发现和知识的价值，像数学家一样充满自信、毫不动摇。

也许，不同类型文化人的道德品行，多多少少受制于他们与公众的千差万别的关系。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们由于不受公众评价的束缚，很少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而拉帮结派。他们通常和蔼可亲，胸怀坦荡，和睦相处，相互尊重，不会为了取悦公众而明争暗斗。自己的著作得到赞同会让他们高兴，但受到冷遇也不会让他们怒火中烧。诗人和那些自吹自擂的文人却截然不同。他们热衷于拉帮结派，每个帮派明里暗里总是把别人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敌，用尽一切卑鄙的阴谋诡计，力图把公众拉到自己这一边，同时不遗余力地糟践对手和仇人。

我们渴望了解别人对我们优点的评价，是因为对自己的优点缺乏信心，并且希望它得到好评。得到别人的好评会让我们精神为之一振，而受到别人的批评则会使我们垂头丧气，但是我们还不会为此而钩心斗角、拉帮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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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有两个法庭

人作为人类的审判员的这个任命只有在一审时才有效，最终的判决还要求助于高级法庭，也就是他们自己良心的法庭，那个想象中的公正无私、全知全能的旁观者的法庭，人们心目中的伟大审判官和仲裁者的法庭。这两种法庭的审判权赖以建立的原则虽然在某些方面类似，但实际上还是有所区别。外部的裁决权完全依靠对现实的赞扬或谴责的渴望或厌恶。内心的裁决权则完全依靠对值得赞扬或应该谴责的品质的渴望或厌恶。……

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意气消沉、心如刀绞的人只好向更高的法庭、向明察秋毫的宇宙最高审判者寻求安慰，因为他的眼睛从来不会看错，从来不会做出错误的判决。终有一天，这个伟大的法官会宣布他的清白无辜，他的美德终将得到好报。相信这个伟###官会做出准确无误的公正裁决，是他那陷于绝望的心灵所能依靠的最后防线。在他惊惶不安时，天性让他感到这个伟###官正在保护着他，不仅保护着他的清白无辜，而且还保护着他内心的宁静。很多时候，我们把今生的幸福寄托在对来世渺茫的希望和期待上，只有这种深深植根于人性的希望和期待能够支撑人类尊严的崇高理想，能够照亮不断逼近的阴暗前景，并让我们在乱世的所有大灾大难之中保持乐观。这样的世界终将到来，在那里，所有人都会得到公正的待遇；在那里，每个人都将和那些道德、智力与他不相上下的人并肩为伍。……

很多德高望重却满腹牢骚的老臣抱怨说，谄佞之徒常常比忠顺之臣更得宠，溜须拍马常常比汗马功劳升得更快更稳，在凡尔赛宫或圣？詹姆斯宫拍一次马屁，顶得上在德国或佛兰德斯打两场仗。但是，这种对世俗君主的弱点的严厉指责却被认为和正义的行动一样起源于完美的神性。对职责的忠诚，社会和个人对神的崇拜，甚至被德才兼备的人们认为是唯一应该给予回报，或者能够免于惩罚的美德。这种美德也许与他们的地位极其相称，是他们主要的长处，而我们自然都容易高估自己的优点。睿智而雄辩的马西隆在为卡迪耐军团的军旗祝福而作的一次讲演中，对他的军官们讲了下面的话：“先生们，你们最可悲的处境就是生活的艰难困苦，那里的服务和职责有时比修道院严格的苦修还要艰苦。你们常常为今生来世的空虚徒然而苦恼。唉，苦行僧在陋室中克制肉体的欲望以服从精神的追求，他之所以能够坚持，是因为他坚信一定能得到回报，还有上帝减轻惩罚的恩典。但是，你们临终时会大胆地向上帝诉说你们日常工作的艰辛吗？会向他恳求任何回报吗？你们觉得上帝会对你们的全部努力以及你们对自己的全部克制给以肯定吗？然而，你们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献给了自己的职业，十年的服务对你们身体的损害可能甚于一生的悔恨和羞辱。唉，我的弟兄们！为了上帝哪怕仅仅经受一天这样的辛苦，也会给你们带来永世的幸福。如果一件事是为上帝做的，哪怕它再令人痛苦，也会让你们得到圣者的称号。可是你们所做的一切，在今世却得不到任何报答。”

这样把修道院徒劳的苦修和战争中高贵的艰苦和危险相比，认为在上帝眼中修道院里一天或一小时的苦行比戎马一生的光荣更有成绩，必然要与我们所有的道德情感相冲突，必然会违背我们在天性指导下赖以控制自己的轻蔑和敬佩的全部原则。然而，正是这种精神把天国留给了僧侣修士和类似的人们，同时却让古往今来所有的英雄、政治家、立法者、诗人和哲学家，所有那些用自己的发明创造和技艺的进步为人类生活的延续、更加便利和美好做出过贡献的人，所有人类的伟大保护者、指导者和造福者，所有那些我们在美与善的直觉驱使下将其视为德行最高标准的人，全部都到阴间受苦。这个最值得尊重的信念遭到如此荒唐的滥用，不时受人蔑视和嘲笑，这对于我们来说，至少对于那些并不热爱、偏好虔诚祈祷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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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有一场地震

虽然在特殊情况下软弱的人不能仅仅依靠良心的支持，虽然他们不能总是依靠那个想象中的与其心意相通的公正旁观者来支撑自己的信心，但是在任何时候良心的影响和权威都是不可忽视的。只有在这个内心法官的指示下，我们才能对与自己相关的事情一清二楚，才能恰当地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利益。

由于人性中那些原始的自私的感情，我们会把自己的蝇头小利看得比陌生人的最高利益重要得多，切身利益所引起的快乐或悲伤、渴望和厌恶都远为强烈。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决不可能将他人的利益看得跟自己的利益一样重要，我们也不惜为促进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我们必须首先转换自己的立场，才能公正的处理这两种互相对立的利益的关系。我们既不能采取自己的立场和眼光，也不能采取对方的立场和眼光，而只能用第三者的立场和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第三者必须与我们毫无利害关系，他的判断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习惯和经验让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甚至下意识地做到这一点。这时，如果正义感不能纠正我们天性中的不公之心，我们就需要一些反思甚至哲学思考，以认识到自己对与我们休戚相关的邻人是多么漠不关心，对他的遭遇是多么无动于衷。

假如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连同其全部亿万居民突然毁于一场地震，那么一个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很有人情味的欧洲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我觉得，他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他会忧心忡忡地想到人世无常，人类创造的全部成果就这样在顷刻间灰飞烟灭。如果他是一个投机商人的话，也许还会触类旁通地想到这种灾祸对欧洲商业和世界贸易可能带来的影响。可是当悲天悯人、深谋远虑全都过去以后，他就会像平常一样优哉游哉地做生意、寻开心，好像这种不幸的事件从未发生过。哪怕是他自己遇到的最小的麻烦，都会让他更为紧张不安。如果明天要丢掉一个小指头，他今天就会夜不能寐；但是，当他知道那素未谋面的亿万中国同胞的死讯以后，会踏踏实实的倒头大睡，亿万人的毁灭和他自己的小灾小难一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一个天良未泯的人如果从未见过那亿万同胞，就可以为了免除他的小灾小难而甘愿牺牲他们的生命吗？人类的良心对此惊愕不已，一个腐败堕落之极的世界，也决不会生出这样的恶棍。但是，这种差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当我们消极的感情是这样卑鄙自私的时候，在积极的道义方面又怎能如此慷慨崇高呢？如果我们总是沉溺于一己的私利而对他人的利益漠不关心，那么为什么普通人在很多时候、高尚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愿意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呢？这不是人性温和的力量，不是上帝用来照亮人心的微弱的仁慈的火光，那些仅仅能够抑制最强烈的私欲的冲动。这是自动出现在这种时刻的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一种更为有力的动机。这是理性、道义、良心，那个内心的人，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裁判。当我们的行为将要威胁他人的幸福时，他的声音足以震慑我们心中最剧烈的冲动。他向我们大声疾呼：我们不过是无数生命中的一员，决不高人一等；如果我们如此妄自尊大，必将受到人们的仇视、憎恨和诅咒。只有他才能让我们明白自己以及一己的私利的确是微不足道，而且只有用公正的旁观者的眼光才能纠正自私心理自发的歪曲。他向我们指出：慷慨的行为是合乎情理的，而违反正义的行为则是丑恶的；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最大的利益是正确的，为了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而使他人受到哪怕是最小的伤害，也是丑恶的。很多时候，不是对邻人的爱，也不是对人类的爱推动我们按照神性的美德去行动。那往往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更强烈的爱，一种更有力的感情；一种对光荣和崇高的爱，对伟大和尊严的爱，对自己本性中优点的爱。

当我们的行为能够决定他人的幸福或不幸时，我们不敢听从自私心理的指使，把个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