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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杨人不甘沉默，结果成了叭儿。 鲁迅因为接待过萧伯纳，还遭到文学社同仁的一场袭击。 《文学》杂志是郑振铎从北京到上海后创办的，鲁迅出席过组成编委会的一次晚宴，按理说，关系是算比较友好的罢？杂志第二号即登出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的文章：《休士在中国》，无端虚构事实，对鲁迅加以奚落。 文章说：“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于7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女士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里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惟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倘事实如此，鲁迅不就成了一个势利小人了么？ 他气愤之极，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要求公开发表。 信很短，但简要。他严厉指出：“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流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其实，休士他是见过的，只是认为在此并无辩说的必要，只要求对方就捏造的事实加以澄清。作为同仁或朋友，分明在背后捣鬼，见面时倒又装得十分客气——他是不愿意看到的。后来提到退出文学社的事，他说：“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返回目录＇
救亡与启蒙（5）（图）
《文学》第三期同期刊登了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的复函。伍实在函中作了解释，承认没有侮辱或奚落之意，希望能够消除误会。编委会的复函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对发表伍实文章作了说明，末了表示歉意，希望取得鲁迅的谅解。 1933年临近结束的时候，上海文坛还有一场引人注目的论争，围绕《庄子》与《文选》问题，在鲁迅与施蛰存之间展开。 9月29日，《大晚报》副刊《火炬》登出施蛰存填注的书目，一共两项，在“欲推荐给青年之书”一格写着：《庄子》，《文选》（为青年文学修养之根基）；《论语》，《孟子》，《颜氏家训》（为青年道德修养之根基）。 《大晚报》固然是对他攻击最烈的一份报纸，但类似的书目，同他十年前回答《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的意见正好相反。中国的事情总是翻来覆去。鲁迅不禁因此联想到发生在青年中间的许多复旧现象：学写篆字，填词，自刻古式信封，把新诗写成方块，等等。这些新青年，进的是学校，丝毫没有沾染过八股毒，怎么竟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再想起光绪末年的所谓“###”，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学外文，看洋书的那种进取之态，不免感慨系之。 鲁迅用“丰之余”的笔名，写了《重三感旧》一文，并加了一条副题：“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前后比照，突出地显示历史倒退的现象。内容也如此，旨在证实“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文章批评的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非为施蛰存而发；施蛰存当然认为是针对他的，于是起而辩难，并且一直纠缠不休。鲁迅也韧得可以，回敬的文章不下半打，称之为“洋场恶少”。继《“感旧”以后》上下篇，以及《扑空》、《〈扑空〉正误》、《若“兼示”》之后，他又以不同的笔名，写下《反刍》、《归厚》、《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至此，论争才算告一段落。 双方论争的一个重大触点是：如何看待五四传统问题。 鲁迅从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两个方面进行统一考察。他向来看重思想革命，而把语言当作思想的载体。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从批评刘半农到施蛰存，回到继续“为白话战斗”的话题，至于思想道德方面，流传了千百年的孔孟之道，以及《家训》中的“颜氏渡世法”，难道是适合当今这个急剧变化的可生可死的大时代的吗？所以，鲁迅必须站出来，充当保卫“五四”的狙击手。 在论争中，鲁迅并不专用力于施蛰存身上，他使用惯用的“春秋笔法”，旁及第三种人，胡适“放下官印，立地成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还有谣言文学，以及二丑艺术等等。因为讽刺的犀利，以致最后连文章也发不出去。 即使如此，他还是觉得这次论争消耗太大了，本来是无须动太多笔墨的。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写道：“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了，而现在又来这套，非倒退而何。”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谈”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辩护。此外，还写了《服尔泰》、《“杂文的文艺价值”》等文，算是对鲁迅放了一通暗箭。鲁迅没有从正面给予回击，他本来便认为施蛰存此举在于“取悦当道”，但当他确信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同“第三种人”在一起，并且发表一些反苏的论调时，这才轻蔑地提到他的名字。在私人通信上，则称之为“卑怯的叭儿”，足见愤慨之深。 这时，文坛日益复杂化，事件不断发生：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对鲁迅来说，最先有《中央时报》的###，接着有《时事日报》，后起的则有《大晚报》和《大美晚报》的合伙的###。此外，还有《社会新闻》，《微言》，等等。鲁迅成了众矢之的。1933年末，他曾预言：“恐怕会有检查制度出现。”果然，次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禁止100种文艺和社会科学书籍，以及76种期刊的出版和发行；3月，特别市党部相应发出查禁书刊的密令。鲁迅的著译，均在被禁之列。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这是专司文化暗杀的机关。许多作品，都在这里遭到肆意的删改、禁止、没收，而且不许声明，像衔了麻核桃赴法场一样。比较捣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艺术电影公司等文化机关的暴力行为，分明是一种暗暗的死。1934年末，鲁迅又预料，当局又要“另结新样的网”了。然而，事态变化的迅速与严酷，又远远超乎意料之外。 真是无法可想。 鲁迅过去的老朋友林语堂，继《论语》之后创办《人间世》半月刊，提倡幽默小品。对于幽默与讽刺，鲁迅曾经指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力倡写真实，肯定作者介入现实斗争的热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翼下的微风文艺社澄清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林语堂两文妖”，居然把两人的作品捆到一起，然而，在左联内部，在批评《人间世》的同时，也对小品文取一律扫荡的态度：甚至特地开了会，公开提出反对写杂文，要写“伟大的作品”。这是鲁迅意想不到的。 ＇返回目录＇ 。。
救亡与启蒙（6）
笔名林默的廖沫沙是始作俑者。在鲁迅以公汗的笔名发表《倒提》一文之后，又是他，向鲁迅放了一回暗箭。《倒提》从外国人倒提鸡鸭一事说起，对一些华人为此大鸣不平，以为洋人优待动物而虐待华人，竟至于不如租界的鸡鸭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即使顺提，又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在这里，鲁迅暴露了国民中的奴性心态，再度批判传统的恩赐观点。他说，我们究竟是人，和鸡鸭不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 这意思本来极明白，但是到了林默那里，却被理解为：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第二是说明西洋人的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说明西洋人对华人的虐待必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是从“古典”来证明华人没有出息。于是，他写文章下结论道：《倒提》的作者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 林默的文章叫《论“花边文学”》，发表在攻击鲁迅最烈的《大晚报》上。文中还顺势否定所有杂感，认为颇尽八股之能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谣言。”他把这种文章名之曰“花边文学”的杰作，而且断言，这类“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终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 鲁迅编杂文集《花边文学》，即以林默所赠的恶谥命名，此外还特意将林默的文章附在《倒提》的后面。在序言中，他以此同文公直攻击他是“汉奸”的来信并提，一例称为“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一方面，他吐露了在明诛暗杀之下，非写“奴隶文章”不可的愤懑；另一方面，对于“同人”的“背后的闷棍”，也表示了不得不加以“回避”的苦闷。 林默全盘否定“花边文学”，理由之一是因为它与建设中的“‘大众语’文学”相悖。鲁迅写信给曹聚仁，谴责了一些“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狗才”论者。据他后来的解释，所说的“狗才”，是指“在替敌人缴械”的貌似“急进”的人物，林默是应当包括在内的。他告诉曹聚仁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 他给曹聚仁的关于大众语的信，本是私人通信，不意被曹聚仁转发在《社会月报》上。更意外的是，因此引出了署名绍伯的文章：《调和》。 文章说，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努力，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倘使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后者的例子，文中列举了《社会日报》同期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关于大众语的意见，一篇是杨人的《赤区归来记》。绍伯硬把两篇文章拉到一起，说鲁迅替杨人打开场锣鼓，还说：“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人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坎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调和》一样发表在《大晚报》上，绍伯即田汉，也一样是青年“战友”。把“调和”加在一个战士身上，等于取消了他的全部战斗。这一攻击性行为，很容易使鲁迅想起从北平回来后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发表了署名芸生的《汉奸的供状》，是模仿苏联诗人别德内依骂托洛茨基的语调骂胡秋原的，除了“丢那妈”一类的辱骂以外，还加上不少恐吓的话，如“切西瓜”——砍脑袋之类。文委书记冯雪峰看后觉得不妥，于是去找周扬，两人争吵了起来，不得已请鲁迅出面写文章，代表左联说话。鲁迅还是以个人的名义，用致周扬公开信的形式写了出来，仍然发表在《文学月报》上；结果引出因《文学月报》的被禁而创刊的《现代文化》第二期上的一篇文章。这文章公开为芸生和编者辩护，标题是《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署名为：首甲、方萌、郭化若、丘东平，假名夹杂真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错排者。文章指责鲁迅向“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贩卖手”“作调和”，“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主义的色彩”，“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无分轩轾”，是一样在“必须肃清”之列的。还说鲁迅的批评“空喊和平”，“等于基督教徒的反对战争一样”，与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论”，“戴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论是同样性质的。文章还反驳鲁迅的不要把革命者涂成吓人的鬼脸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种多余的顾虑“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至于说革命的敌人不是提笔可以判定生死的话，则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文中借用鲁迅的原话打击鲁迅，说他“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了”，其中有一句话分外刺目，是：“我们党的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的”——“我们党！”什么党？鲁迅写信质问，那反应，用他的话来说是模模糊糊。现在又说他“调和”，这不能不使他联想到那样一个“党”的存在，那样一群有着“英雄”嘴脸而又躲躲闪闪的人。 ＇返回目录＇
救亡与启蒙（7）
像对付林默的文章一样，他没有立即作答，直到年底，才在答复《戏》周刊编者的信中，顺便带及绍伯的文章： ……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一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对于这段严肃的文字，左联内部有一些人是不以为然的。夏衍看了以后，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 后来编集子时，鲁迅在附记里完全拆穿了这种把戏，指出：之所以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是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在通信中，鲁迅多次把绍伯和林默的名字挂在一起。他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在周扬把持左联之后，鲁迅正式进入“横站”着作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年龄疾病，白色恐怖，“奴隶总管”的鞭扑与“战友”的暗箭，使他不复有左联成立早期的意气的健旺，而以悲愤的时候居多。 还有《译文》事件，鲁迅所受的伤害也与“同人”有关。 同人首先是茅盾。早先商定成立译文社，编辑出版《译文》周刊时期就有他，还有黎烈文，后来加进文学社的青年编辑黄源。刊物由生活书店承印，书店的条件是：先试办三期，编辑费稿费不拟开支，如果销数超出几千再订合同补算。前三期由鲁迅亲自一手编定，从第四期开始，鲁迅拟由黄源编辑。在《译文》的基础上，又拟编辑出版《译文丛书》，由黄源和生活书店接洽，因书店内部的人事变化，延宕未果。为此黄源转同由吴朗西和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洽谈。 就在这时，茅盾和郑振铎一天晚间来到鲁迅寓所，说是生活书店请饭，然后三人同往新亚公司。同席还有邹韬奋、毕云程、胡愈之、傅东华，一共七人。晚饭时，书店经理毕云程突然提出撤换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要鲁迅承认。《译文》不是个人的私产，黄源也不是自己的私人，要换人也是译文社内部的事情，为什么要由书店方面提出，而且预先不打招呼？茅盾也是《译文》主持人之一，为什么不可以表态？鲁迅知道，这完全是布置好的局势，对黄源搞“缺席裁判”，什么请吃饭，分明是“吃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