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寒舍坐一会儿（第1页）

一

近年来我应邀到海内外各地讲述中华文化史，总是截止于清末，再顺带讲述几句近代。但是，几乎每次，都被要求多讲一段中华文化的现状和未来。记得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时，每一场听众的现场提问都主要集中在当代。因此，今天我整理完自己从灾难的废墟上开始寻觅中华文化的艰难历程，最后似乎也应该加上这么一篇。

一个研究者要高屋建瓴地论述当代是很困难的，唯一可行的是从自己的个人感受出发。这就像带着一批朋友畅游了名山大川，最后走进小巷子，邀他们到家里坐一会儿。

这似乎不太妥当，但没有办法。现今的街市间没有名山大川，与其去参观搭建起来的假景，不如在寒舍聊聊彼此见闻。

那么，“当代”的界定也只能把我自己出生后的历程当做标尺。

我对中国的当代文化，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体谅。这一点，曾使很多海外华人学者有点吃惊，怀疑我是不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在讲奉迎话。但他们细看我前前后后几十年的言论，又没有这方面的痕迹。我直言相告，他们是上了“政治文化一体论”的当。不管是褒是贬，都从政治立场出发来绑架文化，因此就失去了冷静理性，失去了事实真相。

一九四九年我才三岁，已经有点懂事，生活在浙东一个离县城还有六十里地的偏僻农村里。长大后知道，当时发生过很多过激行为，但在浙东似乎比较温和。体现在我们亲属里，就是外公被评上了“地主”，遭了几次批判，抄了家；好在他原来就已经败落，家徒四壁，从来也不关门，抄不抄一个样。剩下来的事情，大多属于文化范围了。

许多从城镇里来的知识青年，以“工作队”的名义穿流在各个村庄之间，组织妇女会批评一个个“恶婆婆”，成立农会劝导一个个“懒汉”、“二流子”，全力扫除文盲，开办小学，设立卫生站，为民众注射各种疫苗……

我后来慢慢明白，这是在多年战乱之后，一种迟来的文明生态在进行着匆忙填补。当然也与新政权要向人民表达自己的文明水准和办事能力有关，但在内容上却不完全是政治行为。我母亲作为地主的女儿应该是政治对立面吧，却是最受尊敬的扫盲班教师。而我，则进了刚刚开办的小学，开始了我漫长的学习历程。我的叔叔是上海的高中毕业生，也主动报名到安徽农村去做类似的事情了，偶尔回家乡探视祖母，还在村庄里组织农民剧团。

为此我曾在台湾发表过演讲，说如果只用政治对抗的目光来看待一切，一定会遗漏一些最根本的文化事实。例如，中国早先是一个农业国，像我家乡一样的广大农村，第一所小学、第一个邮局、第一家医院、第一条公路、第一张报纸、第一部电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无论如何应该予以正面肯定。因为这个国家实在太大了，而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出现这一切的地方仍然不少。

这中间，我最为看重的是文化教育。在我出生时，周围方圆几十里地，作为王阳明和黄宗羲的家乡，识字的人少之又少，肯定不到千分之一。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是文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自豪的中华文化会在哪里呢？这片辽阔的土地又与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当年我母亲有机会教书，我和很多同学有机会读书，是不小的事情。历史已经证明，近三十年我家乡经济的突飞猛进，第一批开拓者正是我的那些老同学和他们的学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教育文化受到极左政治的骚扰。我们最喜欢的几位老师被划为“右派”，抬不起头来了。课本上也出现了一些政治性课文。但是，即使这样，政治与文化还是两件事。不仅数学、物理、化学仍然教得非常认真，而且语文课本里文言文的比例很高，读写能力训练很严。我那时已经到上海读中学，在学校里熟读了《论语》和《离骚》，浏览了几乎所有第一流的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学会了写作古体诗词，英文学得也不错。

政治终于强蛮地笼罩住了文化，那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呢？我想，是因为那些“左”派政治人物看到文化实在太不听政治的话了，因此要狠狠地对文化开刀。由此可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还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在走的，否则不会让政治发那么大的火。

二

直到今天，海内外很多研究者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还是停留在上层政治人物的起落进退上，实在是把一场民族灾祸缩小了，太对不起那个时候遭受苦难的广大民众。

对此，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与这些研究者的看法完全不同。

德国思想家莱辛说过，那些政治人物因为地位太高，所以变得不太重要。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其实非常深刻。在没有政治民主的时代，地位并不具备代表性。他们在特殊的圈子里升沉荣辱，有特殊的游戏规则和因果逻辑，广大民众并不了解，也难以判断，更无法拿自己去类比，完全不存在社会的典型意义，因此当然不太重要。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呢？是民众的生态，尤其是决定一种文明能否延续的文化生态。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生态带来以下两方面的祸害——

第一方面，纵容了邪恶与野蛮。也就是说，纵容了文明的敌人。这与我小时候在乡间看到的文明普及运动正好完全逆反。其实，邪恶与野蛮到处都有，永远都有，却在那个时期被合法化、英雄化了。一批被称之为“造反派”、“红卫兵”的激进分子，恶言恶语，到处批判，横冲直撞，无所不为。我仔细观察过，其中一小部分人可能是出于对官僚专制的不满趁机爆发，而多数则是各单位的偏执人物和狂妄人物，以“响应号召”为名，冲撞社会上一切高于自己的文雅所在。这又吸引了不少地痞流氓的加入，情况就更加严重。他们经过极短时间的互相模仿，居然夺得了很大一部分权力，天天进行着反文明、反文化的示范。我父亲和叔叔，以及后来的岳父，都在那个时候受到严重迫害。

这些反文化、反文明的示范，最终集中在一种观念上，那就是：攻击永远有理，伤害永远无愧，名人永远有罪，罪名永远无限。这种观念立即普及于社会，使文化顷刻变得形影相吊、孤立无助。

第二方面，是全国停课废学，“上山下乡”。说农村就是学校，农民就是教师，实际上是全盘取消教学，全盘否定城市。这种情况，自从中国进人文明门槛之后，在非战争状态下还是第一次发生。在欧洲，法国大革命期间也出现过很多暴力，却没有停止教学，因此法国文化没有受到太大伤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停课废学，由于事涉千家万户，牵连文化传承，实在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文化大事件，等于爆发了一场文化大地震。我们全家子女从我开始，留下了毫无指望的祖母、父亲、母亲，全部“上山下乡”，无一幸免。

在农场劳动时，我们藏在箱底的那些书也被收缴了，可见这是一场彻底反文化的灾难。曾经作为中国文化教育中心的上海，停课废学、“上山下乡”所造成的刺痛，当然更加强烈。记得当时上海编排了一台话剧，强迫每个即将“上山下乡”的学生和家长必须去看，甚至一遍遍反复去看。这个戏一再告诉观众，教育是多么有害，学校是多么有害，边疆是多么美好，使学生和家长彻底解除了对于投入极其艰苦的边疆农牧生活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直到“文革”结束，那批伤痕累累的中年人终于回城，一定要找那个剧作者算账。那个剧作者一急就找到了我，要我以“上山下乡”代表者的身份为他开脱。我真的去为他开脱了，并且至今认为，那个戏虽然祸及家家户户，但整个社会悲剧的责任不应该由那个剧作者来承担。

不过，这个事件平息之后，我也曾对那位作者说，一个文化人写错点什么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学校这样的最基本的人类学问题，却千万不能马虎。

三

转机发生在一九七一年秋天。

极左势力因内讧而受挫，政府中的开明派领导人执掌实权，着手恢复教育、文化和科技。所以，海外有一批研究者认为，“文革”在一九七一年就结束了，为期五年。因为它的“逻辑抛物线”已经落地，以后的日子，只是一场有关纠正这五年还是维护这五年的斗争。连不太过问政治的作家张爱玲也在美国写了一篇文章，赞同这个终结期。有的研究者认为应该根据“文革”发动者自己的说法，把中共九大定为终结期，那就更早了。这个问题，留待历史学家们继续研究吧。

我的切身感受是，之后即使还算是“文革”，气氛也已经大变。周恩来在林彪事件结束的几天之后就赶到上海作了一番指示，说除了理工科大学外，文科大学也要恢复。文科教材不能光用政治领袖的著作和革命样板戏，可以先用鲁迅的作品，因为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

由于全面复课，这一类教材编写组大量成立。几年停课像是经历了一次休克，反而调集起了更完整的文化感觉，突然发现连“文革”之前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单薄了。于是，着手标点《二十四史》，周恩来亲点由历史学家顾颉刚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周恩来亲点由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持；再集中力量编撰规模浩大的《英汉大词典》，重编《辞海》，开始筹备编写《汉语大词典》，翻译国际上各种人文、历史、科学著作，恢复各大学学报，一时如火如荼。极左派势力难于阻挡，只能勉强跟随，却等待时机反击。

周恩来在一九七一年以后指挥文化教育的恢复、文化典籍的编纂，实在功劳不小。我始终认为，对文化的态度，决定着一个政治人物的基本品格。

我自己也终于在繁重体力劳动的泥坑中被点到名字，以青年教师的身份参加了周恩来要求成立的上海各文科大学鲁迅教材编写组，地点在复旦大学。虽然我分到的任务很轻，几天就做完了，但是，在复旦大学看到的景象却让我激动不已。

各个教材编写组的教师，绝大多数都像我一样刚刚从农村上来。大家脸色黝黑，衣衫破旧，家庭困苦尚未料理，精神伤痕还没有恢复，一听到复课编教材，便急不可待地匆匆赶来，二话不说便埋首在书籍文稿间了。

终于，大家看到，几年前被粗暴地拉出课堂、远离城市、去了“广阔天地”的年轻人，又被召回城来，拿起了我们刚刚编出来的教材。一种人类公认的文明程序重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