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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第1页）

英国人一定是丧失了所有的道德和自由感，否则怎么会对这场世界经历过的最重要革命，对它正在进行的庄严方式，不表敬仰赞赏。凡有幸目睹这一伟大城市最近三天发展的同胞，一定不会认为我的话是夸张的。

——《晨邮报》（MorningPost）1789年7月21日论巴士底狱的陷落

不久，开明国家将审判那些迄今统治着它们的人。国王们将被迫逃亡荒漠，与和他们相似的野兽为伍。而自然将恢复其权利。

——圣鞠斯特《论法国宪法》（SurlaConstitutiondelaFrance），1793年4月24日在国民公会发表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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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主要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主要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为世界的铁路和工厂提供了范例，它提供的经济急剧增长，破坏了非欧洲世界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法国则引发了世界革命，并赋予其思想，以致三色旗这类事物成了实质上每个新生国家的象征，而1789—1917年之间的欧洲（或实际上是世界的）政治，主要是赞成或反对1789年的原则，或甚至更富煽动性的1793年原则的斗争。法国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提供了自由和激进民主政治的语汇和问题。法国为民族主义提供了第一个伟大的榜样、观念和语汇。法国为多数国家提供了法典、科技组织模式和公制度量衡。经由法国的影响，现代世界的思想观念首次渗透进迄今曾抗拒欧洲思想的古老文明世界。以上便是法国大革命的杰作。[1]

如我们所见，对欧洲的旧制度及其经济体系来说，18世纪末期是一个危机时代。该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充满了有时几乎达到起义地步的政治骚动和殖民地争取自治的运动，这种运动有时甚至可以使它们脱离宗主国，而且不仅发生在美国（1776—1783年），还见诸爱尔兰（1782—1784年）、比利时和列日（1787—1790年）、荷兰（1783—1787年）、日内瓦，甚至英格兰（1779年，此点曾有争议）。这一连串的政治骚动是那样地引人注目，以至于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形容这是一个“民主革命的时代”。法国大革命是唯一一次虽然程度最激进，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民主革命。[1]

认为旧制度的危机并非纯粹是法国独有的现象，这样的看法颇有一些分量。正因为如此，或许有人会争辩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它在20世纪占有类似的重要地位）不过是这一连串类似运动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而1917年前几年的这类运动，最终埋葬了古老的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然而，这有点文不对题。法国大革命或许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但它比其他同时代的革命重大得多，而且其后果也要深远得多。第一，它发生在欧洲势力最强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俄国除外）。在1789年时，差不多每五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是法国人。第二，在它先后发生的所有革命中，唯有它是真正的群众性社会革命，并且比任何一次类似的大剧变都要激进得多。那些因政治上同情法国大革命而移居法国的美国革命家和英国“雅各宾党人”（Jacobins），发现他们自己在法国都成了温和派，这不是偶然的。潘恩（ThomasPaine）在英国和美国都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但在巴黎，他却是吉伦特派（Girondins）最温和的人物之一。广义说来，像从前许多国家进行的革命一样，美洲革命的结果仅仅是摆脱了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政治控制。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则是巴尔扎克的时代取代了杜·巴里夫人（MmeDuBarry，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的时代。

第三，在所有同时代的革命中，只有法国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它的军队开拔出去改造世界，它的思想实际上也发挥了相同作用。美国独立革命一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但（除直接卷入或被其卷入的国家以外）它在其他地方很少留下重大痕迹。法国大革命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反响比美国独立革命要大，它引起了1808年后导致拉丁美洲解放的起义。其直接影响远至孟加拉，该地的罗易（RamMohanRoy）在法国大革命的激励下，创立了第一个印度人的改革运动，并成为现代印度民族主义的鼻祖（当他于1830年访问英国时，坚持要搭乘法国船，以显示他对其信仰的热忱）。如上所述，它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教世界产生实际影响的第一次伟大思想运动”，[2]这种影响几乎是立即发生的。到19世纪中期，以前仅表示一个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的突厥语词汇“vatan”，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开始变成类似“patrie”（祖国）的意思；1800年以前，“liberty”（自由）一词最初是表示与“slavery”（奴隶身份）相反的法律术语，现在开始具有新的政治含义。它的间接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因为它为日后的所有革命运动提供了榜样，其教训（根据需要随意加以解释的）融入了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中。[2]

因此，法国大革命是属于它那个时代的那种革命，而并不仅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种。所以它的起源不应仅在欧洲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还应当在法国特有的形势下去寻找。其独特性或许在国际关系中做了最好的说明。在整个18世纪，法国都是英国的主要国际经济竞争对手。它的外贸额在1720—1780年间增加了3倍，引起了英国的忧虑；它在某些地区（例如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制度，比英国更具活力。然而法国不是英国那样的强国，后者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由资本主义扩张的利益来决定。法国是欧洲最强大，并在许多方面是旧贵族君主专制中最典型的国家。易言之，法国官方机构和旧制度既得利益集团与新兴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尖锐。

新兴势力很清楚他们想要什么。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主张有效地开发土地，主张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主张对统一的国家领土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废除阻碍国家能源发展的一切限制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合理公平的行政和税收。1774—1776年间，他作为路易十六的首席大臣，曾试图实行这样的计划，但可悲地失败了，而这场失败是极具代表性的。这类性质的改革，即使是最温和的，也与君主独裁制不相容或不受其欢迎。相反，一旦改革者加强了自己的实力，就会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们就会在这时所谓的“开明君主”中被广泛地鼓吹。但在大多数“开明专制”的国家中，这样的改革不是行不通，因而只在理论上时兴一时，就是无法改变其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质；或者在地方贵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下归于失败，使国家沦为相对于从前状态稍事整顿过的那种样子。在法国，改革失败得比其他国家更快，因为既得利益团体的抵制更加有效。但这一失败的结果对君主制度更具灾难性，因为资产阶级变革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他们不会无所作为。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希望从开明君主身上转到人民或“民族”身上。

不过，这样的概括还是无法使我们理解，为什么这场革命会发生在这个时候，以及为什么它会走上那条引人注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研究一下所谓“封建反动”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实际上提供了引爆法国火药库的火花。

在2300万的法国人中，约40万人组成的贵族无疑是这个国家的“第一阶级”，尽管它并非像普鲁士或其他国家那样，绝对不受较低阶级的挑战，但仍然相当稳固。他们享有很大的特权，其中包括一些赋税的豁免权（但豁免数量不如组织更加严密的僧侣阶级那么多），以及收取封建税捐的权利。在政治上，他们的地位不那么显要。君主专制尽管在其性质上仍是贵族的甚至封建性质的，但它尽可能地剥夺了贵族的政治独立和职责，并削减了他们旧有的代表机构——三级会议（States-General）和高等法院。这一事实持续在高级贵族和长袍贵族（noblessederobe）中引起怨恨。长袍贵族是后来国王们因各种目的，主要是出于财政和行政目的而册封的，一个被授予爵位的政府中产阶级，只要能通过残存的法院和三级会议，就能表达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双重不满。贵族在经济上的忧虑绝非无关紧要，他们生来就是，并且按传统一直是武士而不是挣钱的人，贵族甚至被正式禁止经商或从事专门职业。他们依靠其地产收入，或者如果他们属于享有优惠的少数大贵族和宫廷贵族，则依靠富有的婚姻、宫廷的年金、赏赐和干薪。但是，有贵族地位之人，其开销是很大的，并且不断上涨；而他们的收入却在下降，因为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是自己财富的精明管理人，如果他们勉强进行管理的话。通货膨胀使诸如租金这样的固定收入，其价值逐渐减少。

因此很自然，贵族们只好利用自己的一项主要资产，即公认的阶级特权。在整个18世纪，在法国如同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他们不断侵占官职，但专制君主却宁可让在专业上称职、在政治上无害的中产阶级人士来担任这些职务。至18世纪80年代，甚至要有贵族的徽饰才能购买军队的委任状，所有主教都是贵族，甚至管理王室的宫廷管家一职，也大都被他们夺占。由于他们成功地竞争了官职，贵族不但触怒了中产阶级的感情，还通过日益增强的接管地方和中央行政权的趋势，动摇了国家的基础。同样，他们，特别是那些少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地方乡绅，为应付其收入日益下降的情形，极尽可能利用手中强大的封建权力，加紧搜刮农民的钱财（或劳役，不过这比较少）。为恢复这类已过时的权力或从现存权力中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一种专职的、研究封建法的专家（feudist）产生了。其中最杰出的成员巴贝夫（Babeuf），于1796年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次共产主义暴动的领袖。因而，贵族不仅触怒了中产阶级，而且也触怒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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