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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名家随笔三则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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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1页)

……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的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第六十一章 北大六年琐忆】………

田炯锦

约两年半以前,刘绍唐先生嘱为传记文学写一篇我在北京大学受学时的回忆。因彼时正忙于办理行政院法规整理委员会的结束事项,未能报命。原打算在去年北大校庆以前,抽暇草拟,不意有许多笔债和事务待办,以致迟迟未能着手。现在又快到今年校庆了,只得将过去在北大六年而今仍能记忆的琐事拉杂追叙,如有错误或欠正确之处,尚希阅者指教。

*六年夏,看见北大招生的广告,应考资格有同等学历一项。彼时我在天津南开中学刚修完二年级的课程,乃报名投考预科,因物理化学尚未修习,乃请高班同学指导,补习了一月。考试结果,幸被录取,编入文预科一年级甲班。次年章程修改,非中学毕业不能应试,故我跳越了两年转学北大,实属幸运。

南开中学一切很认真严格,教员按时上下课,每学期的功课均按时教完。学生则闻上课铃即入教室,请假须合规定,不得无故缺课。有月考、期考、年考,月考成绩差者,教员予以责备警告,期考有不及格的课者补考,年考不及格者降级。故教与学均兢兢业业的进行。初入北大,甚感不惯,上课铃响时,好些教员常迟延十分钟左右,方到教室,但下课铃响后,仍继续讲之不休,下一课的教员如守时,学生简直无法休息。有些教员上课两三星期,尚未*正题,有些教员编发讲义,但过数星期后,又作废另发。月考甚少,且不认真。故当时很奇怪北大系驰名全国的好学校,何以如此随便?但一学期未满,我即体认北大的长处。教员们多系学识丰富之学人,他们开始讲的很多题外话,对该课以后的深入了解,大有功用。有些教员的功课虽未能按时讲完,但确有许多心得,转授给学生。只要学生肯用功,则其所得到的益处,当远超过按课本逐章逐节的讲解。所以我常想倘能以南开的谨严,与北大的启发,合并用于教学,当可以使大多数学子都有成。

北大的前身,为清代已成立的京师大学堂,监督及以后的校长,均系大官充任或兼任,学生们亦多僚气与暮气甚深。我初入学时,尚闻人论说:北大老旧,高师穷苦,清华洋气。但事实是:自六年一月蔡孑民先生接任校长后,揭示“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并勉学生以三事:一、研究学问,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同月规定教员担任教课钟点办法六条。四月停聘学术标准不合在大学任教之外国教师。是年冬组织学术讲演会,并创刊《北京大学日刊》、《月刊》。故自蔡先生来北大后,学校已逐步改进。加以他豁达的气度,远大的眼光,以及和蔼可亲的态度,已经使师生们均受其感召,而追求进步及革新。是年秋季开学上课未久,就觉得我们班上的教员,大多数都是学识丰富而有见解,如马裕藻讲中国学术文,朱宗莱讲模范文,钱玄同讲中国文字学,杨敏曾讲中国史,何炳松讲世界文明史(后改称西洋文化史),田北湖讲中国地理。虽然他们的口才有巧有拙,表达的有条理或乏系统,但令人觉得他们所讲均系内容充实,并有独到的见解。其所编讲义之文字亦很优美。

这时候北大有很多著名的教授:在文科者如黄侃(季刚)、黄节、陈汉章、梁漱溟、辜鸿铭、刘师培、陈大齐、陈独秀(文科学长)、胡适、沈尹默、沈兼士等,法理两科亦有许多驰名教授。他们的著作及其在报章杂志所发表的文章,均受人们的称许、推崇,或引起辩驳。但著名的学人中,亦有些行为不检,生活浪漫,使人骇异。蔡先生乃于*七年提倡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三类:一类是不嫖不赌,不纳妾;一类是除上述三者外,并且不吸烟,不饮酒;一类是除上述五者外,尚须不食肉类。这一个会以后事实证明,没有发生多大效力。但蔡先生婉请素行不检的教职人员入会,一年以后将学术声誉甚高、而其私生活仍旧糜烂的几个教授不予续聘。故蔡先生虽认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故“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但不许“诱学生而与之堕落”。所以他虽注重邀请饱学之士任教,使学生的知识增进;但亦注意学生品德的修养。故教员的行为苟有影响学生堕落的危险,则无论其学识如何渊博,亦不能不割爱使其去职。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有新旧之争,北大的教员们,如胡适之、钱玄同、沈尹默等,常发表白话文、白话诗,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整理我固有的各家遗著,返还古哲人们学说的本来面目。校内外的反对者们,乃以为他们“离经叛道”“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校外把残守缺之士如林琴南先生者,竟信以为实,于八年三月在《公言报》,公开发表致蔡校长书,有云:“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胜辩,置之可也。彼又云武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行,故发斯言。”

蔡校长阅报后,乃即写“为说明办学方针,答林琴南君函”,送《公言报》发表,兹择要节录数段如下: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借,甚感。惟谣诼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而加责备,将使耳食之徒,益信谣诼为实录,岂公爱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以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对于第一点,当先为两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近年于教科书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智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所谓“武为圣王,卓文君为贤媛”,(李贽所说)何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之语相等?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科,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于《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意?”大学教员所编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绝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岂能解乎?……

又次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溥,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价值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作人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左: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则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人有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通奸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

蔡先生这篇答林琴南书,实吾国新旧争论时期之一件重要文献。把他办学的宗旨与苦心,说的极为清楚。处吾国一处落后的情况下,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大学将延聘不到良好教员,学校一定无法办好。故他只得取人之长,而不重要其短。他说“复辟主义,*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于学校耶?”因为他对延聘教员系取人之长,期使学生得受良好教育。他们之中,如有在校外发表不法言论者,苟触犯国法,自应由政府依法取缔。学校既不能庇护,亦不能代负其责任。

蔡先生“为说明办学方针答林琴南君函”发表于*八年三月十八日。此后不到两月,即发生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吾国政治教育文化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很大影响。因人们对之看法与了解不同,故其为功为罪,尚无定论。笔者于五十八年九月《传记文学》曾有评议,不再重述。“答林琴南君函”对于容许以白话文编讲义及讲授课的道理,说的清楚合理。对于以后白话文之通行,有很大的影响。因五四以后人们对于一切革新,无论批评或赞扬,都认为系五四造因;对蔡先生替白话文的辩护,反少注意。故本文对蔡先生此函括引特多,期使阅者了解白话文发展经过之*。

在大学预科受学时期,有几件琐事,常留在我的记忆中:在民六的冬季,学校规定凡学年考试国文、英文或数学,有一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升级,当时大家都兢兢业业,惟恐以此留级。而学年考试终结,确有好些人未能升级。可惜此项规定以后未克继续实行。因为五四前后,有些学生自己的学业很有成就,却主张学校应该废弃考试。犹忆蒋梦麟先生答复一个学识很好的学生朱谦之的信,被其公开发表。蒋说:要文凭就要考试,不要文凭就可以不要考试。朱答复说:读书为求学问,本来他就没有想要文凭。朱君既未参加五四运动工作,思想亦不左倾,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著有《周秦诸子通论》,但他极力主张学校废弃考试,这种废止考试的呼声,很影响考试的严格认真。可见一个国家到了穷则变的时代,自难免众说纷纭。将民初以来诸多变化,都认为由于五四运动,未免只见一斑,未窥全豹。

当时有一个驰名的经史学教授黄季刚先生,为学人们所崇仰。但其行动常令人感觉奇怪骇俗。有一天在北大理科大门口,与一个拉人力车者对骂,他旋骂旋向校内行走,惹得许多人围观。有一天下午,我们正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的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塌了,言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的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出,致将许多玻璃挤碎。我那时虽知有胡适之先生,主张文学革命,但尚未见过胡先生本人。只听同学们常说:胡先生教中国哲学史,方法新颖,内容丰富,大受听讲的学生欢迎。民七的一晚,同宿舍的狄君武学长约我同往理科餐厅听音乐演奏。离我们不远,坐着一位身着黑布长袍马褂,面容憔悴,头发甚长,胡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