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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伟大的决策一改历代帝王的愚民政策，这一伟大的改变对于后世以及人类有着突破性的影响。在大业年间这个伟大的帝王他用自己权力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大业年间杨广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诸州图经集》100卷等。这些杨广下令编撰的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杨广在位期间隋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达到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很可惜的是在后来的战乱中杨广收集的大部份图书被破坏，如果杨广整理编辑收藏的这些书能留存到现在，那么世人对他的评价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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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开创科举（二）

最后，从大业年间开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内，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虽然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但是科举所首创的以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全世界得以发扬光大。我国以及韩国、朝鲜、越南的高考仍然具有科举特征。被称为“现代之科举”的高考尽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并受到种种的批评，但人们却找不到比它更合理的替代制度。现代选拔公务员的考试，也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后创立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更是直接来自科举。国家教育部和一些省市如山东、福建等的自学考试中心还把自考与科举的比较列为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留下了科举之制的烙印。

在国外，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取得的成果吸引着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派遣留学生前来学习，并纷纷效仿中国建立了适合各国国情的“科举制度”。英、德、法、美等西方国家接收了科举制的财富，结合带有西方文明的特点，渐次形成了文官考试制度。孙中山先生在考察欧美各国考试制度之后也说：“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科举制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它对全世界都有意义。”外国学者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对科举所体现出的平等和公平原则惊叹和折服。美国汉学家卜德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更是认为科举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

如果说这一制度是完美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后世对于科举制度也有批判的。批判的人认为科举制度推动了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是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科举考试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于其考核的内容和考试形式，尤其是由明代开始，科举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分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还限制了人才的出路。这些观点用现代的文明来看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一制度确立在当时的影响与作用，而且他们忽略了后来的科举制度只是后人把它引入了“歧途”罢了。

科举制度就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的表现，相对于体现了中国人的聪明智慧的“四大发明”而被有的学者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可是这一伟大而超前的开创，对作为皇帝的杨广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好处。我们都知道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门阀占垄断着中国的绝对统治权，大业年间他们在杨广的王朝里依然有着强大的能量。杨广的举措触动了这些门阀大族的利益，这为日后门阀大族的反叛埋下了祸根。这也是为什么父亲杨坚曾把在自己手中萌芽的科举之制荒废，他没有魄力去面对强大到可以引起自己帝国动荡甚至灭亡的反对力量。

杨广应该知道他的超前举措会给自己的帝国留下动乱的隐患，但是那时的他更多的或许是对自己和帝国的绝对自信，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掌握一切，所以在后来杨广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顾反对执行自己的科举政策。

杨广在洛阳新城度过了一个新年后，于大业三年（607）三月起驾从洛阳回到阔别两年五个月之久的京师长安，这意味着杨广的第一次巡视天下完成。杨广回到长安后，不知道是不喜欢长安还是真的坐不住。在回到长安一个月都不到就下诏曰：“古者帝王观风问俗，皆所以忧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今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所司依式。”即杨广又要出巡天下，上次是南巡，这次他要向北巡视。

在杨广下达他要北巡的诏书后，又下一诏书，诏书是“颁律令，大赦天下，关内给复三年”。这律令就是大业二年（606）十月杨广命牛弘等人更定的新律《大业律》，其实在杨广下令着手制定《大业律》时，隋已有一部颇为美备的律典，即开皇元年始纂、开皇三年定型的《开皇律》。之所以说《开皇律》是一部良律，首先该律典体现了“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宽刑理念。这是自汉至隋法制发展的一个趋势，到《开皇律》可谓始集其成。其次律典的结构严谨，律文简洁明了，概念明确，一改前朝律文冗长，博而非要的痼疾，这是魏晋玄学“辨名析理”的方法论在律典编纂中应用的结果。最后也是该律典最实际的确立了“十恶”、笞、杖、徒、流、死封建制五刑等一系列新的制度，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法典所沿用。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对《开皇律》有着这样的高度的评价：“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法定故也。”

《开皇律》虽为一代良典，但亦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而作为一个新皇帝、一个有着巨大政治梦想的杨广也是“以高祖禁网深刻”，所以下诏希望编写一部比《开皇律》更为宽松完美的律法，经过对《开皇律》近六个月的反复删减补充，最后就有这部饱受后世争议的《大业律》。

杨广颁布了的《大业律》：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一曰名例，二曰卫宫，三曰违制，四曰请求，五曰户，六曰婚，七曰擅兴，八曰告劾，九曰贼，十曰盗，十一曰斗，十二曰捕亡，十三曰仓库，十四曰厩牧，十五曰关市，十六曰杂，十七曰诈伪，十八曰断狱。五刑之内，降重为轻的有二百余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这部典律是本着宽政、施薄罚的原则编写的，故而它延续了《开皇律》宽刑的理念。但是该典律的最大特点在于与历代不同的株连制度，历代王朝均规定，犯谋反等大罪，父子兄弟均斩，家口没官为奴。而杨广认为这条法律太不人道，他说：“罪不及嗣，既弘于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因而在《大业律》中杨广断然取消了连坐之罪，开创了中国法律史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先河：废除了对谋反大罪的连坐。这是中国法制史走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可惜这一步到了唐代又退了回去。仅此一点，就可以说这部《大业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宽大的法律。

新法典的宽大加上由于杨坚晚年的时候律法变得比实际上的《开皇律》更为严厉，所以这部新的典律颁布之后，受到普通民众的广大欢迎。

对于这样一部超前宽大的典律，为什么还会在后世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呢？这就与下令制定它的杨广有莫大的关系了，因为杨广制定这部典律不久后大隋便陷入了动荡的处境，这部典律就没有执行多久了，而且由于杨广亡国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对于这部《大业律》历史没有给予多大的肯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却对于杨广为什么制定这部典律这一问题很感兴趣，后世学者更是众说纷纭，看法不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收买人心”、“好大喜功”、“

补偏救弊”三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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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　新律质疑

如果仔细地看看这三种观点的字面意思，就会发现其实这三种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否认了杨广制定这部典律的本意和否认了杨广欲施仁政、宽刑罚的初衷，然而他们的这三种贬低杨广的观点却同时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杨广的这部典律确实好、确实超越了前人，否则就成不了收买人心和好大喜功、补偏救弊的工具了。

还是来看看这三种观点的牵强与可笑理由吧。其“收买（笼络）人心”说，这种观点见于当代治法史者所编或著的各种书籍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杨广即位后，一方面目睹了杨坚晚年法令严酷产生的种种弊病，深知百姓“久厌严刻，喜于刑宽”；另一方面，为了掩盖自己杀兄弑父，谋得帝位的丑行，欲通过新律标榜自己‘宽刑’来笼络人心。”此观点将杨广制定《大业律》的一个重要原因归为掩饰自己弑父杀兄、谋夺帝位的丑行。持这种观点的人首先是认定杨广弑父篡位的、然后才会认为杨广即位之后有太多的心理阴影和心理负担。但是在杨广即位的时候我已论述杨广是正常即位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弑父篡位心理阴影，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是从《资治通鉴》：“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这段记载中杨广的一句话就可以知道杨广做皇帝时是没有所谓的隐性压力，而且他很自信地认为自己做皇帝是天经地义的，根本没有那可笑而莫须有的心理负担。故而说杨广为掩饰其夺嫡弑父、谋得帝位的丑行，欲通过标榜自己“宽刑”来笼络人心的观点站不住脚，理由也很是很可笑的。

如果说“收买（笼络）人心”这一观点的理由上有点可笑的话，那“好大喜功”之说的理由就是牵强了点。“好大喜功”这一见解来自民国时期法史学者程树德。他在《九朝律考·隋律考》中指出：“考《隋志》言《大业律》五刑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且《大业律》出于牛弘之手，然《隋志》谓弘即《开皇律》中修律之一人，则二律同出一手……且是律之颁行，在大业三年，仓猝而成。盖隋炀帝好大喜功，特欲袭制礼作乐之名，本无补弊救偏之意。弘窥见其旨，故篇目虽增于旧，而刑典则降从轻。

程树德先生认为杨广制定新律乃是“盖隋炀帝好大喜功，特欲袭制礼作乐之名，本无补弊救偏之意。”其依据是“且是律之颁行，在大业三年，仓猝而成。”认为《大业律》从酝酿到制定颁行的时间间隔太短，缺乏缜密和审慎的思考从而否定这部新律的价值。从杨广下令修订新律到颁布是只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不能就此认为《大业律》缺乏应有的慎重与缜密。要知道《大业律》是在《开皇律》的基础上做出的改进而形成的，而《开皇律》是一部中国古代史上比较完美的典律；且《大业律》修订的总负责人牛弘是《开皇律》的主要编纂者之一，有丰富的修律经验；所以在一部好的典律的基础上用一个修律经验丰富的人主持改进需要的时间是不要太多的，更重要的是以杨广修一座洛阳新城尚且只要十个月的时间的急进性格来说，改良一部典律用了六个月不能不说已经很久了。故以《大业律》从编纂到颁布的时间之短来否认杨广制定它的本意是有点牵强的，而这种“好大喜功”的观点也就显得牵强了。

至于“补偏救弊”说，这一见解来自隋以后历代文献典籍之中，认为杨广颁行新律的原因是为了缓和因杨坚晚年禁网深刻、刑罚滥用而激化的社会矛盾，以维护政权的稳定。有记载杨坚的晚年：“仁寿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大理寺丞杨远、刘子通等，**深文，每随牙奏狱，能承顺帝旨。帝大悦，并遣于殿廷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诏狱，专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则案以重抵，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原。远又能附杨素，每于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白之，皆随素所为轻重。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由上述史实可知，杨坚晚年法制败坏的局面确实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因此《隋书》魏征等人将《大业律》的颁行归因于“补偏救弊”，这种见解应是合情合理的。

相对于前面的两种观点，“补偏救弊”说我个人也觉得是三种观点中最为持正的，而且也是三种观点中带有感**彩最弱的。但是这种观点还是忽略了杨广施仁政、宽刑罚的“大业”政治理念，如果“补偏救弊”的现实需要是《大业律》制定的缘起，如果杨广编订《大业律》的原因只是杨坚晚年“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而已，那么杨广只需拨乱反正，恢复不错的《开皇律》在国家管理中的应有地位即可，没必要再去制定一部新律。由此看来，“补偏救弊”只是《大业律》制定缘起的一个方面，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个因素就是杨广本人的施政理念和政治梦想。这从杨广在大业元年春正月戊申和大业元年春三月戊申发布的诏书（前文有）就可以了解到杨广是希望自己的帝国在自己的统治下是行宽政、施薄罚的政治理念，从这些诏书中也知晓杨广早在即位之初即确立了行宽政、施薄罚的治国梦想。

作为一个有着成就圣王之业梦想的杨广，因时定制、宽缓刑罚的立法思想在《大业律》的整个条文中得到了体现，实现了自己行宽政、施薄罚的政治梦想。

不管后世怎么质疑，杨广一步一步的为自己伟大的梦想在努力。大业三年（607）五月，杨广征调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此可谓在修建洛阳新城时掘长堑之后，杨广下令修筑的第二项国防工程。据《隋书？地理志》，黄河参与劳役的估计有恒山、赵、信都、武安、博陵、魏、汲、襄国、雁门、武阳、河间、平原、清河、离石等十几个郡的人，按照记载当时各郡合计190余万户，若平均每两户抽1丁，参加劳役的人就在100万人左右，费时大约在3个月。

驰道的开辟有利于杨广巡视天下大队人马的通过，但是更大的作用是有利于战事调兵北上应对来自突厥的隐患，这与秦始皇当初大力修开到北方边境的驰道的目的是一样的。

另外，在晋东南加上前述穿越太行山通河内的90里直道，及洛阳与长安之间开栅道，以及修大运河时在运河岸边筑御道，还有受杨广之令启民可汗所修西起榆林、北至突厥牙帐，东达于蓟（今北京市西南）的3000里御道，杨广在修筑道路方面的工程量也是很大的。结合大运河工程，其总体思想是搞网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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