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18（第1页）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是德军在东线的总部所在地，在1915年的撤退中，这座城市遭到损毁，只有很少几个重要建筑还完好无损。就在卡波雷托攻势正式停止的那一天，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团抵达布列斯特，筹划停战事宜。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原本以为只要他们呼吁和平，普通士兵就会放下武器，战争就会就此结束。托洛茨基宣称他的外交政策是“发表几个公告，而后收兵停战”。他发布了他在档案中找到的一些“秘密条约”，即那些协约国瓜分世界的协定。不过，正如布尔什维克所看到的，虽然交战各方的居民有一些友善交往，随后也有一些对布尔什维克表示支持的罢工，但帝国主义并未瓦解。而俄军却已溃散，首都陷入动荡之中，士兵也已经在返乡，正像列宁所说，士兵们“在用脚投票”。因此，除了商谈停火，寄望他们的宣传能够激起厌战的各民族人民的反战情绪，布尔什维克难有其他作为。它的代表团成员抵达布列斯特时，有点像小丑一样聚集在一起，士气低落到了极点。他们的到来让德国人在战争中努力营造的场景更梦幻。就好似在一场宴会上，一位农民坐在奥地利贵族们中间，他们向他请教如何种植洋葱一样。无论如何，双方确实谋划了休战事宜，讨论了相关和平条款。

那些讨论无止无休，时而涉及哲学，时而牵涉历史，其实双方都在玩弄拖延战术的把戏，以争取时间。德国人期望沙皇俄国境内的非俄罗斯裔民族能够宣布独立，布尔什维克则期望全面的革命。结果，德国人发布最后通牒，宣布与乌克兰单独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并挥师前来保护他们的新卫星国，与此同时，德军还前进到那些俄国士兵已撤离的地方，尤其是巴尔干地区。同盟国预料协约国的封锁会更加严厉，而这些地区的资源至关重要。对于奥地利人尤其是温饱还没解决的维也纳居民来说，这更是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们会承认芬兰、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的卫星国地位吗？列宁力劝布尔什维克的成员返回俄罗斯的腹地，休养生息，耐心等待，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最终说服了他们，接受了乌克兰和德国的结果。3月3日，布尔什维克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沙俄的许多地区成为德国的庞大领地。冯·埃里希霍恩（vonEichhorn）将军控制乌克兰，冯·洛索（vonLossow）将军则率军漫步在格鲁吉亚，控制了外高加索的石油。此外，德国还有把U型潜艇转运到里海的计划；鲁登道夫谈论过入侵英属印度；奥托–京特·冯·威森东克（Otto-GünthervonWesendonck）[87]甚至认为“修建从德国到中国的陆路通道也不再被轻率地视为幻想了。”可这一切能够持续下去吗？这要取决于西线战事。

现在，德军把40个师由东线调往西线，这为德国提供了优势，至少直到美军大批兵力到来之前，情况都是如此。而美军抵达西线的过程，花费了协约国很多时间，甚至还打乱了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贸易。当时，德国在战争期间的经济情况是它必须在要么完全胜利，要么彻底崩溃间进行抉择。1916年开始实施的兴登堡计划，德国人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在机械和工厂等方面投入巨资，工业产量也达到了最高峰。但这一切是以牺牲更长远的目标为代价的——铁路网开始出现破损，农业机械和工业厂房也是一样。如果战争不能迅速结束，德国经济产量就会急剧猛跌。德国面临着一个明确的选择——要么做最后的巨大努力赢得完全的胜利，要么尝试争取和平。大约在这个时候，交战双方达成协议进行了唯一一次真正严肃的行动。当时的德国外长屈尔曼（Kühlmann）向英国政府暗示德国可以放弃比利时，以换取它在东方的自由行动。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88]正确地指出，这个时候协约国的士气正处在整个战争中的最低点。也有人曾公正地评论过，自1850年以来，英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拉拢德国还是俄国？一些感到绝望的保守主义者和富有远见的社会主义者可能最终会同意德国的主张，但他们被孤立了——每一项公众舆论都表现出对战争的巨大支持，都要坚定不移、奋战到底。劳合·乔治在稍微犹豫之后，对德国的观点做出了回应。他要成为赢得战争之人，而不是缔造和平之士。他自己曾说过：一个控制了俄罗斯的德国将是难以打败的，它将吞噬掉一切。但是，不管怎样，美国已经参战。而且到此时为止，其他国家为了接管德国的船舰和财产，都纷纷对德宣战。劳合·乔治向他的盟国通报了屈尔曼的方案，并宣布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主权要求是英国的战争目标，这令屈尔曼非常愤怒。这个方案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鲁登道夫很快就被解除了职务，并由凡事遵令行事的海军上将冯·欣策（vonHintze）取而代之。本可能实现的和平就这样陷入了困境，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一个英国代表了。在战争期间，各方在和平倡议方面花费了许多笔墨，但屈尔曼的方案是德国提出的唯一真正值得认真对待的方案。威尔逊总统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计划，即本质上是关于民族自决的“十四点计划[89]”。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德国人本来可能会接受这些计划，并随之可能会在细节上对它们进行修改。但现在，他们反倒要继续前进争取彻底的胜利。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德国人非常有希望获得彻底的胜利。近来的几次战役——里加、康布雷和卡波雷托——显示出德军已经找到了一种在战场上恢复机动性的手段。德国将军们的职业天赋都无与伦比，比如这些战役的设计师冯·贝洛、冯·德·马尔维茨和冯·胡蒂尔，都是如此。除此之外，西线的德军现在有了兵力上的优势。在过去几年，德军在西线有147个师，协约国则有178个师。而如今，由于俄国的崩溃，德军至少在开始阶段拥有191个师，其中有军官13。7万名，士兵350万人和能够维持武器处于机动状态的马匹。换言之，德军的优势能够集中在防线上的任何一点，并取得毁灭性的攻击效果（像在卡波雷托战役取得的胜利那样）。为此，德军筹划了一系列有代号的军事行动，第一个代号的名字是大天使“米迦勒”。部分德军防线所起的代号则都取自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人物，比如，“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克里姆希尔德（Kriemhild）”、“洪丁–布伦希尔德（Hunding-Brünnhild）”。

常识告诉人们，如果你在进攻两支敌军，那么你要进攻两支部队的接合处。每支部队都会照顾自身，也许还会从不同方向后撤。保护巴黎的法军和保护英吉利海峡的英军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们可以借此逃回英国。早在1914年，就险些发生这样的撤退。现在，英军和法军刚好在圣康坦附近老的索姆河战场的北面联合作战。英军第五集团军驻守在那里到阿拉斯之间的防线上，指挥官高夫将军是一位屡遭霉运的英勇之士。英军大约50个师中只有9个师的官兵没有经历过帕斯尚尔战役的悲惨遭遇，部队的士气并不高昂。军官们注意到士兵不再演唱他们早些时候创作的非常好听的歌曲了。“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这句歌词典型地反映出当时英军士兵的低沉精神状态，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命运的玩偶和权力争夺的炮灰。

此外，英军方面不如德军那样充分理解这次战争中新的作战方法。尤其是奥托·冯·贝洛将军熟知如何把步兵和炮兵结合起来，就像在卡波雷托战役中那样。现在，他已被调到法国北部来发动鲁登道夫攻势。但是，如果说进攻战术现在已有巨大改进，那么防御战术也是一样。新的防御作战手段就是“纵深防御”，帕斯尚尔战役就是它的典范。由于各种原因，高夫将军和他的参谋没能理解纵深防御的道理，他们没有所需的兵力。他们认为一道强大的防线本身就是足够有效的东西。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士兵能够在火力掩护下完成复杂的调动。他们低估了德国人（他们以为帕斯尚尔战役已使德军丢魂落魄）。但主要还是英国人认为万事最终都会好起来。高夫将军的几个营中近90%的兵力都部署在前线3000码的范围内，这离敌人的大炮实在太近。而且，英军还存在一系列更深层的弱点——在1917年，英军遭受了80万人的伤亡，兵力又一次降到了100万以下。在帕斯尚尔战役之后，士兵都不再相信参谋人员。总共8个师的预备队都部署在北部佛兰德斯地区。美军开始抵达欧洲战场，但他们还没有受过训练，而且已准备好战斗的也只有1个师而已。最后，黑格将军被一群行动迟缓的年轻军官包围着，他们阿谀奉承，帮他递外套，他就像卡波雷托战役前的卡多尔纳将军一样，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焦虑的迹象。如果德军发起攻击，那么他们为什么就比黑格将军自己指挥的英军表现得更好呢？以上这些都是答案。

鲁登道夫偷偷地上演了军事集结的奇迹。他把70万人调到西线，即76个师对协约国的26个师（30万人）；他还调集了西线全部大炮的34——6600门——这使得德军在大炮方面具有了3∶1的优势。新式武器将交付使用，这包括可由一个或两个士兵携带的轻机枪和能够用步枪发射而无须用手投掷的手榴弹，步兵的战术因此变得更加具有灵活性。德军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大量的军士——中士和下士（希特勒就是一名下士，他因战斗勇敢而获得过两枚铁十字勋章）。这些人不是军官，但却知道如何指挥小分队作战。而在其他国家的军队里，你必须安排一位军官（甚至现在在俄国的军队中，军官们还管理着电话）。在比利时，德军有一所特殊学校，训练步兵不断地隐避、不断地迂回、不断给予彼此火力掩护，并快速前进。这些步兵组成了德军的突击队。他们不需要解决掉敌人的据点，而是要前进去摧毁敌人的通信联络网。其他没有受过类似训练的部队会去抵抗敌军。而且，发起攻击的德军还有其他有利条件。飞机这时已被广泛使用，因此，德军能够拍摄并根据地图确定英军的炮位，不再需要通过大炮校射员进行校射。此时的德军已有2600架飞机，其中一些还是金属制的单翼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