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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

有一次，当他正在做手术的时候，有一个伤员流血过多，他便问护士有没有愿意给他输血的。结果手术室里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

董从他身后拉拉他的袖子：“他们还不懂。你不妨先取我的血，以后再解释给他们听……”

白求恩一言不发地把输血器准备好，抽出了自己的血。因为他是O型，万能输血者，所以没有必要检查伤员的血型。当其他的人羞愧地在旁边看着的时候，白求恩替伤员输了血，接着做完了手术。

这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从那时候起，那伤员已经逐渐见好，白求恩也有了足够的时间来思索那些护士不肯输血的原因。现在，他站在村里的人面前，脸上带着一副和蔼的笑容。等大家安静了下来，他对董说：“请你告诉他们我要表演一次输血，还要你在我们进行的时候翻译我所说的话。”

输血完成了。所有的人都向前欠着身子，仿佛都在无声地祈求一件事的发生。不久这个战士的嘴唇动了，他哼了一声，睁开眼睛，抬起头来，他有点莫名其妙地向周围看看，然后脸上露出了笑容。

群众中间发出了一阵响亮的呼声——喜悦、宽慰、敬畏和胜利的呼声。

一个老太婆走到他的面前，她的脸上满是皱纹，她的背驼着，她的眼睛发亮。“我老了，没有什么用处，”她说，“我愿意输血。”

白求恩亲热地握住她的胳臂，转过身对群众说：“等再有伤员来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血。以后会有许多伤员从山那边送过来。你们愿意组织一个志愿输血队吗？你们肯给点血，让我们受伤的战士能够重上战场吗？”

村里的人们一齐涌到他的面前，嘴里喊着：“我们给！我们给！”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志愿输血队。以后，在白求恩所去过的乡村和城镇里，也都成立了同样的志愿队。

三十九

到了“五星期运动”的第四周，河北村会议所订下的目标就如期完成了。一星期内模范医院就要正式开幕了。这时白求恩出发到那个地区的各救护站巡视了一次，在所到的地方做手术，讲演，表演外科技术。

第五天在回松岩口的途中，医疗队在蛟潭庄停了一下，他在那儿得到通知，请他立刻去见聂司令员。他以为有什么要紧的事，不料到了以后发现聂司令员的房间里摆好了茶点，并且有位女主人在座。她是聂司令员的夫人，路过这儿去参加一个晋察冀妇女组织的会议。他们由董担任翻译作了半小时愉快的谈话。

等聂夫人走了以后，聂司令员就改变了态度。他陡然板起脸来开始对董说话，一面说一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的话说得很快，董简直来不及翻译。

“首先要谈的，”聂说，“是白大夫完全忽视他本人的健康和安全。”

白求恩刚要开口来辩驳，就给聂司令员摆摆手止住了。“不对。不对。我们全都听说了，”聂坚决地说。“我从你所到过的每一个村子和每一个前线都接到同样的报告。你睡得不够。你吃得也不够。而且你好像以为日本人的枪弹炮弹决不可能打中你似的。”

白求恩插嘴说这些报告都太言过其实。“我吃得足够，睡得也足够。而且我从来不冒不必要的危险。”

董现在越出了他的翻译的职责，来表示赞同聂司令员的意见。“他吃得不够，睡得也不够，他一个人做着十个人的工作。”

“那样下去是绝对不成的！”聂坚决地说，他那副故意装着生气而又装不出来的样子，使得白求恩不禁笑了起来。

他一看见白求恩笑了，便改变了方法。“好吧。我们姑且不谈吃和睡的问题。军事委员会命令我每月付给你一百元钱，你却拒绝接受。为什么？你有你个人的需要。你一定得有钱来照顾你自己啊！”

“我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里已经把这一切都说清楚了，”白求恩回答说。

“但是你总得生活，”聂坚持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在部队里，你是生活在最低的水平上的。”

白求恩带着幽默的表情望着聂。“聂将军，”他问道，“你当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每月多少钱？”他没等回答就接着说：“每月五元钱。一般的战士有多少呢？每月一元钱。如果我们拿你的钱做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到：——你是全军区的最高军事首长，而我不过是卫生顾问。再说，你得照顾你的家庭，而我却是个单身汉。按简单的算术来算，我应该减到一般战士每月所得的一元钱。事实上，连战士的需要都比我的大，因为他们往往是有家眷的。”

聂在他的椅子里移动了一下。“好吧，随你便。你这人有时候很难对付，白求恩同志。可是还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这笔钱无论如何是要付的。你的意思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以你的名义把它用作伤病员的特别费用吧。”

那天晚上，在他和董住的那所房子里，白求恩从炕上爬了起来，点了一支蜡烛，搬出了他的打字机。他写道：

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请瞧瞧，我的财富包括些什么！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

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四十

松岩口充满了节日的气氛。这一天是这个军区和八路军的第一个模范医院正式开幕的日子，它标志着“五星期运动”的胜利结束。

当讲演人的讲桌还在布置着，来宾陆续在地上就座的时候，战士们唱起歌来。随后刘政治指导员宣布了开会。转过身对院子那儿做了一个手势。当会场上的人纷纷站起来欢呼的时候，有一队人，其中有护士、能行动的伤员以及村里的人，从院子那儿走了过来，手里高举着七面红旗。每面旗子上都有题词，是董用中英文写就，由村里的妇女用金线绣上去的。

这一队人唱着歌，先在会场上绕了一周，然后向着白求恩那儿走过去。每一个小组走到他跟前，一面高声念出红旗上的题词，一面把旗子献给他：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导师。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战友。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卫生顾问。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医生。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友人。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榜样。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同志。

这时，白求恩慢慢走到讲桌前面，眼睛由于激动的泪水而模糊了，董笑嘻嘻地站在他身边。村里的人、医院的工作人员以及来宾都高声欢呼起来。有好大一会儿工夫白求恩低着头，凝视面前讲桌上的讲演稿子。随后他抬起头来，脸上浮着亲切的微笑，做了个手势请大家坐下去，带上了他的白金镶边的眼镜，随即开始讲起来，每讲几段他就停顿一下，让董替他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