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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命令！”

白求恩大踏步从聂身边走过，进了那间房间。现在聂满意了。他坐了下来，捡起一本书，在白求恩的房间门口外面把守着。半个小时后，他想进去看看白求恩，看他是不是盖得好好的。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向里面望了一眼。

白求恩仰起头看看他。他坐在炕边上，抽着一根烟，满脸怒色。“当伤员在等着的时候，这样命令我休息，我也是不能好好休息的，”他说。

五十一

3月带来了和暖的风、春天快到的景象、白求恩的生日、更多的战事。

新年以来，他走遍了冀中军区的六个分区，巡视着各后方医院。2月间，他在冀西的山岳地带走了四百英里地，然后到了翼中平原。现在有二千名以上的伤员分散在各医院和村子里，每个村里平均住着五十到二百名伤员。

他在3月1日的日记上写着：

这儿医院的“工作人员”包括十九岁到二十二岁的“医生”，其中没有一个受过大学教育或是进过一个现代化医院或医科学校。护士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农村男孩子。但是这是我们所有的唯一的材料，而我们必须尽量善加利用。他们很想学习，把自己提高。他们不断要求批评他们的工作。我虽然常常因为他们的迟钝和医学知识的缺乏而生气，但他们的单纯、他们对学习的热诚、他们中间真正的同志关系和忘我精神最终使我息气……

他在3月2日的日记上写着：

国民政府使我们最忧虑的事情得到了证实。自从汉口陷落，政府在重庆建立以来，政局日益恶化。一个实质上独裁专制的政权又一次在中国其他地区存在了。

3月3日，日军突然向河间根据地附近进攻。白求恩当时正在那儿。从黄昏到深夜，伤员接二连三地到来。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当白求恩醒来的时候，他才想起他的生日又到了。他在3月4日的日记上写着：

今天是我四十九岁的生日。我有这个足以自豪的荣誉——在前线我是年纪最大的战士。这一天我是在床上消磨的。我是在早晨六点钟上的床，从昨天下午七点钟起我一直在动手术。在四十个重伤员中，我们做了十九个手术。我们先给伤比较轻的伤员上药，然后给那些马上需要动手术的人做手术。一共做了三个锯治头颅碎骨手术，两个截断大腿手术，两个缝合小肠穿孔手术，六七个胳臂和腿部严重碎骨伤手术——其余的是比较小的手术。在我动手术的人中间有两个日军的伤员。以前有好几次，我们也都用我们给自己伤员的那种照顾来对待被俘的日军。在一个后方医院里，我和两个被俘的伤员一起照过像。他们写信到日本，告诉家里人我们照顾他们的情况，信中还附着那张相片。

我们击败了敌人。敌人在战场上遗留下了五十具尸体。我们缴获了四十支步枪。我们损失了四十个人。一条性命换一支步枪！我们的枪就是这样得来的。

现在日军开始了他们的望眼欲穿的进攻。白求恩在过生日以后一星期，领着医疗队在吕汉的一场激战中投入了战斗。战斗继续了五天，这时候日军打到了师部所在地的河间城。以后的一个月中，战火燃遍了平原地带。白求恩走遍冀中，从一个危险地方跑到另一个危险地方，在火线附近动手术，组织临时救护站，给后方的医生又举行两次实习周，并为贺龙司令员和东北军吕正操司令员的部队就地建立了几个战地医疗队。

八路军的师部已经从河间转移到四公村，白求恩也在那儿建立了他自己的根据地。敌人突然在黎明时向那个村子发动了一次攻势。在日军从村子北口开入的前十分钟，白求恩才领着医疗队出了南村口。

对四公村的攻击只是日军攻势的一个尖头，攻势的主要目标是五英里外的齐会村。医疗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抵达了齐会。村外有一座小庙，庙前的空地上躺着二十来个伤员。他们是七一六团在一英里外和进犯的敌人接触时的第一批伤员。

负责伤员工作的是一个姓金的矮矮胖胖的年轻人，他是七一六团的卫生部部长。他看见白求恩来到，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要马上把话传到前线，说你在这儿，”他一见面就说，“战斗非常激烈，伤亡一定很重。”

小庙作为临时病房。庙里四周都绷上了白布，当中挂着一盏煤汽灯，嗡嗡地响着，投射出暗淡的光。一阵从被炸的村子那儿传来的烟火和火药味跟着血腥味一起飘溢了进来。脚夫的草鞋无声地穿过砖地，运来了准备在灯光下安装的手术器械。

担架员整天川流不息地把伤员从前线抬来。护士收下新来的人，把他们有秩序地放在空地上，给他们登记。护士登记完以后，接着林大夫给他们作初步治疗，并挑出应该先动手术的人。在庙里，除去吃饭或五分钟的休息以外，没有一个人离开手术台。

到了早晨，他们还在动手术，伤员也还在不断地来到，随后从贺师长那儿得到消息，说将有更多的战斗。同时贾护士走到了手术台，吞吞吐吐地说了些白求恩没听清的话。“你说什么？”他问。她那和蔼的圆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嘴唇颤动着，她犹豫地说：“没有绷带了……没有防腐剂了……”

白求恩赶紧就找金商议。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就近弄到绷带和防腐剂？金沮丧地摇摇头。

白求恩不用防腐剂又动起手术来，同时护士们收集起一块一块旧的绷带，用烈性肥皂洗了。

夜晚又来了，可是他们仍然无休无止地工作着。在手术台的一头，董向下直视着一个接一个的病人的脸，好像受了催眠似的。游跌跌撞撞地走出小庙，疲惫不堪地倚着墙，林接替了他的工作。现在，除了白求恩有时候开口要什么东西外，没有一个人讲话，他的下颚一动也不动，间或停下来擦擦模糊了的眼镜，揉揉充血的眼睛。

第二天的傍晚，日军又开始炮轰村子。一连五个小时，炮弹落在离小庙越来越近的地方。白求恩和他的助手们围着手术台工作的时候，脚下的土地不停地震动着，直到后来把他们弄得厌烦透了，气得咒骂起来，到了半夜，一个腹部手术快做完的时候，一颗炮弹落到了空地外面庙墙的附近。一股股的热风震破了纸糊的窗户，吹进庙内。煤汽灯吹灭了，榴霰弹爆炸开来，沉重地打入了外墙。

有人把煤汽灯又点上了。白求恩急忙看看失去知觉的病人，四下望望其他的人，问道：“大家都没什么吧？”他们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不动，一口气也不透，接着都苏醒了过来……可是没有董。“董哪儿去了？”白求恩问，“他怎么了？”然后他发现那位翻译弯着腰在看角落里的医疗箱。“董，你没有什么吧？”

董慢慢地站了起来，转过身子，两眼惊愕地瞅着手中的纱布和麻醉药听子。他走到手术台，抬头看着白求恩，哭丧着脸说：“空了……最后的一听……麻醉药都用完了……医疗箱里一听也没有了……”

他们望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炮弹在他们头顶上呼啸着。手术台上，可以听得见病人短促的呼吸声。白求恩问道：“你确定吗？”董让空听子从他手中落到砖地上。“没有了，”他说。

白求恩走回手术台，深思地望着病人皱着的脸。“在麻醉药的药性过去以前，我们可以让他离开手术台，”他说，“其他的人就没有他幸运了。”

白求恩迅速地把手术结束了。当伤员抬出去的时候，他才发现金一直在他紧后面站着。“你等什么？”他问。

“白求恩大夫，”金严肃地回答，“在这儿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要是你给一颗炮弹打中，而我在你旁边，那么我也会炸死。那样的话，人家可以正确地责备我不劝你离开，可是没有人能够说我自己呆在安全的地方，却把你扔在危险之中。”

白求恩疲倦地笑了笑，亲热地把肩膀靠着金。“和我在一起吧，同志。我从来还没有给炸中过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