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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弟弟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

&esp;&esp;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esp;&esp;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esp;&esp;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esp;&esp;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胃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

&esp;&esp;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esp;&esp;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esp;&esp;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esp;&esp;姑　姑　语　录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她照例说她不懂得这些，也不感到兴趣——因为她不喜欢文人，所以处处需要撇清。可是有一次她也这样说了：“我简直一天到晚的发出冲淡之气来！”

&esp;&esp;有一天夜里非常的寒冷。急急地要往床里钻的时候，她说：“视睡如归。”写下来可以成为一首小诗：“冬之夜，视睡如归。”

&esp;&esp;洗头发，那一次不知怎么的头发很脏很脏了，水墨黑。她说：“好像头发掉色似的。”

&esp;&esp;她有过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现在不大来往了。她说：

&esp;&esp;“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esp;&esp;起初我当做她是说：因为厌烦的缘故，仿佛时间过得奇慢。后来发现她是另外一个意思：一个人老了，可以变得那么的龙钟糊涂，看了那样子，不由得觉得生命太长了。

&esp;&esp;她读了苏青和我对谈的记录，（一切书报杂志，都要我押着她看的。她一来就声称“看不进去。”我的小说，因为亲戚份上，她倒是很忠实地篇篇过目，虽然嫌它大不愉快。原稿她绝对拒绝看，清样还可以将就。）关于职业妇女，她也有许多意见。她觉得一般人都把职业妇女分开作为一种特别的类型，其实不必。职业上的成败，全看一个人的为人态度，与家庭生活里没有什么不同。普通的妇女职业，都不是什么专门技术的性质，不过是在写字间里做人罢了。在家里有本领的，如同王熙凤，出来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经理人才。将来她也许要写本书关于女人就职的秘诀，譬如说开始的时候应当怎样地“有冲头”，对于自己怎样地“隐恶扬善”然而后来她又说：“不用劝我写了，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专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的省字，拿起稿费来太不上算了！”

&esp;&esp;她找起事来，挑剔得非常厉害，因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活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嫌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esp;&esp;从前有一个时期她在无线电台上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工作半小时。她感慨地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

&esp;&esp;她批评一个胆小的人吃吃艾艾的演说：“人家睡珠咳玉，他是珠玉卡住了喉咙了。”

&esp;&esp;“爱德华七世路”（爱多亚路）我弄错了当做是“爱德华八世路”，她说：“爱德华八世还没来得及成马路呢。”

&esp;&esp;她对于我们张家的人没有多少好感——对我比较好些，但也是因为我自动地粘附上来，拿我无可奈何的缘故。就这样她也常常抱怨：“和你住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因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为对方太低能）。”

&esp;&esp;有一次她说到我弟弟很可怜地站在她眼前：“一双大眼睛吧达吧达望着我。”“吧达吧达”四个字用得真是好，表现一个无告的男孩子沉重而潮湿地目夹着眼。

&esp;&esp;她说她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够写信，武能够纳鞋底。”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顶喜欢收到她的信，淑女化的蓝色字细细写在极薄的粉红拷贝纸上，（是她办公室里省下来的，用过的部分裁了去，所以一页页大小不等，读起来淅沥煞辣作脆响。）信里有一种无聊的情趣，总像是春夏的晴天。语气很平淡，可是用上许多惊叹号，几乎全用惊叹号来做标点，十年前是有那么一派的时髦文章的罢？还有，她老是写着“狠好，”“狠高兴，”我同她辩驳过，她不承认她这里应当用“很”字。后来我问她：“那么，‘凶狠’的‘狠’字，姑姑怎么写呢？”她也写作“狠”。我说：“那么那一个‘很’字要它做什么呢？姑姑不能否认，是有这么一个字的。”她想想，也有理。我又说：“现在没有人写‘狠好’了。一这样写，马上把自己归入了周瘦鹃他们那一代。”她果然从此改了。

&esp;&esp;她今年过了年之后，运气一直不怎么好。越是诸事不顺心，反倒胖了起来，她写信给一个朋友说，“近来就是闷吃闷睡闷长。好容易决定做条裤子，前天裁了一只腿，昨天又裁了一只腿，今天早上缝了一条缝，现在想去缝杂志里也可以充充数。而且妙在短——才抬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esp;&esp;夜营的喇叭晚上十点钟，我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的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

&esp;&esp;我说：“又吹喇叭了。姑姑可听见？”我姑姑说：“没留心。”

&esp;&esp;我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

&esp;&esp;我说：“啊，又吹起来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声音极低，绝细的一丝，几次断了又连上。这一次我也不问我姑姑听得见听不见了。我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

&esp;&esp;可是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

&esp;&esp;公寓生活记趣读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两句词，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h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心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地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訇訇”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掷了两枚炸弹。在战时香港吓细了胆子的我，初回上海的时候，每每为之魂飞魄散。若是当初它认真工作的时候，艰辛地将热水运到六层楼上来，便是咕噜两声，也还情有可原。现在可是雷声大，雨点小，难得滴下两滴生锈的黄浆然而也说不得了，失业的人向来是肝火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