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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珊王朝在阿尔达希尔一世和他的儿子沙卜尔一世（Shāpūr　I）的统治下大规模扩张，将绿洲城镇、交通要道纳入直接管辖之下，或迫使它们依附自己。像锡斯坦（Sistan）、梅尔夫、巴尔克（Balkh）这样的重要城市，从公元220年起便卷入一系列争战；贵霜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附庸，由萨珊王朝的官员管理，官衔叫“贵霜沙”，即贵霜统治者。纳克歇？鲁斯塔姆的一座胜利碑上的铭文记载了这一成就，表明沙卜尔的领土已进入深入中亚东部，远至白沙瓦（Peshawar）并“直抵喀什和塔什干（Tashkent）的边界”。

萨珊王朝当政之时，琐罗亚斯德教徒们牢牢占据着权力中心，不顾其他少数宗教派别的利益，尽可能地将行政控制权集中在自己手中。现在这种形势将延伸至波斯帝国新征服的领域。教主科德（Kirdīr）在公元3世纪撰写的碑文中表彰了琐罗亚斯德教的扩张成就。该教及其教主远近闻名，颇受崇拜，“圣火和祭司团”在过去属于罗马人的土地上繁荣发展。传播宗教——如同碑文中所描绘的——需要许多艰苦的努力，但科德谦虚地说：“我为神和国王经历了痛苦和磨难，这也是为了我灵魂的慰藉。”

琐罗亚斯德教的发展打压了其他地方教派和对立教派，后两者均被作为邪恶的化身：犹太教、佛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均遭到迫害，庙宇遭受洗劫，“神像被毁，圣殿被拆，然后改建成琐罗亚斯德的神庙”。波斯帝国的扩张是伴随着一个强大的价值和信仰体系进行的，并以此作为政治成功和军事胜利的重要依托。那些提出不同看法或不同价值观的人都遭到追查，许多人被杀——如摩尼（Mani），公元3世纪神奇的先知，他的观念融合了东西方的各种思想，但却被认为具有颠覆性、麻醉性和危险性。

除了这些单独列出的遭到迫害的人之外，科德还特别提到nasraye和kristyone，即拿撒勒人（Nazarene）和基督信徒（Christian）。尽管学者们曾激烈争论这两个词究竟指哪两组人群，但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前者指萨珊帝国本土的基督徒，后者指在沙卜尔一世征服罗马行省叙利亚后，向东部大批放逐的那群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之所以能够深深印刻在3世纪波斯人的记忆当中，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希望借助该教来对抗基督教的冲击。正如佛教在东方的传播一样，基督教也沿着商道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商人以及来自叙利亚的流放犯人将基督教义和思想带到了波斯，这引起了琐罗亚斯德教的敌视，并激化了它的宗教极端主义。

基督教一直和地中海及西欧有着密切的联系。部分原因是由于教派中心——天主教、圣公会和东正教的高级人物——都位于欧洲的罗马、坎特伯雷和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然而在早期，基督教的方方面面都是亚洲属性的：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其中心是耶路撒冷，与耶稣出生、生活和受难相关的其他地点也都在亚洲；它使用的语言是阿拉美语（Aramaic）——近东闪米特语族的一种亚洲语言；它的神学和精神背景源于被埃及和巴比伦统治时期诞生在以色列的犹太教；它的故事则发生于欧洲人所不熟悉的沙漠、洪水、干旱和饥荒。

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的传播早已有史料记载，但传播的早期进程更加精彩，在东方的传播比在地中海盆地更为动人。最初，随着基督教飞速发展，罗马政权对其早期信徒的狂热表现得茫然失措。如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曾在公元2世纪给皇帝图拉真写信，请示应该怎样对待那些从小亚细亚带来的基督徒。他写道：“我从未接触过基督教，所以不知道什么才是恰当的惩罚办法，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们的宗教仪式。”他惩罚了一些人，“因为我相信无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顽固而倔强的态度都该受到惩罚。”皇帝的建议是容忍，他回信道，不用去琢磨基督教是什么，等有人告发他们了再具体处理，“因为我们不可能拿出一整套规矩去应对所有的意外情况”；但是，不要单凭流言和匿名指控就采取行动，否则的话，他严正地写道，将“有悖于我们的时代精神”。

然而没过多久，罗马的态度就开始变得强硬，这说明基督教已深度渗透到罗马的社会当中。帝国军方开始盘查这种新宗教，全面审核有关罪、性、生、死的颠覆性观念，认为它对传统价值观构成了威胁。从公元2世纪起，帝国发起过多轮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和屠杀，并作为公众娱乐活动向罗马公民开放，高达数千人遇难。大量文献记录了这些因信仰而丧失性命的勇士。早期的基督教面对极大偏见，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博取人们的同情。比如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他的一段文字曾被一位知名学者誉为堪比莎士比亚戏剧人物夏洛克的辩词：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你们身边，分享着你们的食物，和你们穿同样的衣服、有同样的习俗，和你拥有同样的生活必需品”，我们不参加罗马的宗教仪式，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是非正常人类，“难道我们长着不同的牙齿，或是有乱伦欲望的器官吗”？

基督教最初是通过自巴比伦流放后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东传的。与日后西方绝大多数的教徒不同，他们并不是通过希腊译文来了解耶稣的生死故事，而是通过阿拉美语——耶稣自己的语言，圣经的语言。正如日后在地中海地区一样，商客们的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基督教义在东方的传播，包括造就了像埃德萨（Edessa，今天土耳其西南部城市的乌尔法）这样坐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上的著名宗教圣地。

基督教的传播十分迅速，不久便抵达了高加索山脉——从格鲁吉亚的殡葬仪式和墓碑碑文可以推断，当时那里有大批的犹太人转信基督教。不久，基督教社群就开始遍布于波斯湾各地。巴林（Bahrain）附近的60座墓穴充分证明了3世纪初基督教的传播范围之广。据当时的一份名为《各国法律之书》的文献记载，基督教的踪迹遍布整个波斯，并远至贵霜统治的地区——也就是说，已到达今日的阿富汗。

沙卜尔一世王朝从波斯放逐的大批基督徒促进了基督教的扩散和传播。遭流放的人当中包括很多高层人物，比如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古叙利亚首都安条克（Antioch）的主教。他被转送到今伊朗西南部的贝特拉帕（Beth　Lapat，即今伊朗西南部的贡德沙普尔Gundes？？āpūr），他和他的基督徒追随者又在那里建立了自己新的主教辖区。波斯一些上层人物也信奉了基督教，比如一个叫作坎迪达（Candida）的罗马人：据一份提醒基督徒警惕残暴的波斯国王及其周边小人的文件记载，坎迪达本是宫中的宠妾，因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殉道。

一些鼓舞人心的故事被编成文学作品用来宣传，以此建立基督教信仰的优势，压倒一些地方固有的本土风俗。现存的资料有限，但依然可以一睹当时激烈的宗教宣传战。一位学者写道，与其他波斯居民不同，亚洲的“耶稣门徒从来不做异教徒们那些受人谴责的恶习”。另一位学者认为这一点应当受到称赞，这是基督徒改善波斯和东方其他地区生活风气的一种表现：“那些已成为上帝门徒的波斯人不会再和自己的母亲结婚”，那些草原上的人也不会再“给人吃生肉，因为基督箴言已经降临到他们中间”，这些进步都应该受到赞扬。

公元3世纪中叶，基督教在波斯的渗透已日益显著，迫使琐罗亚斯德教派不得不采取像罗马帝国一样的暴力手段予以回应。不过从科德的碑文来看，波斯的强硬态度不仅仅是针对基督教，而是其他所有宗教。一边推崇琐罗亚斯德教，一边排挤其他宗教，这成为波斯复兴时期的一大特点。由于被认为与波斯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并为萨珊帝国提供了精神支柱，琐罗亚斯德教正越发以国教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帝国的行动也带来了连锁效应，凭借在资源竞争和军事冲突中的胜利，波斯推动了自身复杂宗教体系的发展，同时又将宗教看作是帝国取得最终胜利、削弱邻国敌对势力的力量源泉。对于波斯来说，这意味着它对自身宗教的信心越来越坚定，宗教的作用正如那些碑文所记载的那样，已经深入帝国的政治领域。

然而波斯人很快便尝到了恶果，特别是当他们将上述宗教意识形态输出到边界地区或新近征服的领土时。建造科德所引以为傲的琐罗亚斯德教神庙不仅会得罪当地人，而且也被看作是在用暴力推行教义和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已成为波斯帝国的象征，人们很快就会把这种宗教当成一种侵略占领的工具，而并非一套精神解脱的哲学。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人开始对基督教进行认真研究，并将它作为对波斯暴行的一种反抗。

高加索统治者开始接受基督教的时间和具体过程都尚不清楚。公元4世纪初，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特三世（Tiridates　III）皈依了基督教，这段历史在后人的记载中能找到，但记录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讲述一个动听的故事，文中还充满了自己对基督教的偏好。根据传统说法，梯里达特先是变成了一头猪，赤裸地游荡在田野里，后因得到圣人格里高里（St　Gregory，他曾因拒绝崇拜亚美尼亚女神而被扔进一个蛇坑）的治疗才皈依了基督教。格里高里去掉了梯里达特的猪鼻、长牙和皮毛，并为这君王在幼发拉底河施行了洗礼。

梯里达特并非当时皈依基督教的唯一重要政治人物。在4世纪初期的君士坦丁，罗马帝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同样皈依了基督教。神圣的时刻出现在公元312年意大利中部的米尔维安桥（Milvian　Bridge）战役中，决战双方是君士坦丁和他的皇位竞争者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据说开战前不久，君士坦丁曾仰望天空，看到“十字形状的光”出现在太阳之上，还显有“尊此象，汝必胜”的希腊文字。那天晚上，他梦见基督告诉他说，这十字之光将助他打败所有敌人，他一下全明白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人们对于当时情景的描述。

君士坦丁大帝开始以无限的热情大力推行基督教，并不惜以牺牲其他所有宗教为代价。如同一位当时人所描述的，君士坦丁堡新城没有“被祭坛、希腊庙宇或异教徒的殉道所污染”，而是遍布“辉煌的祷告堂，上帝将在此保佑帝王的英勇奋战”。另一位作者说，一些著名的教派中心都被皇帝下令关闭，神谕、占卜、罗马神学都被禁止；原先官方活动前举行的日常祭祀仪式也被取消，异教的塑像被推倒，并被列为非法。这些作者的故事都毫不含糊，坚定地表明君士坦丁是新宗教一往无前的推动者。

事实上，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真正原因远非那些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所描述的那样简单，而且比他死后不久人们所说的情况也要复杂得多。首先，在军队中已经存在大量基督徒的情况下接受基督教，是一项精明的政治考量；其次，遍布帝国的纪念碑、碑刻和钱币上的文字都将君士坦丁描述为“无敌太阳”（Sol　Invictus）教派的坚定支持者，这说明他那对基督教顿悟般的皈依或许远不如人们所称颂的那样虔诚。另外，尽管有人会反对这一说法，但我认为皇帝并非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信仰，因为作为帝国的核心，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在皇帝皈依并热情支持新宗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在坚持奉行其传统的信仰。

无论怎样，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接受显然给罗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大约十年前的戴克里先时期，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曾达到顶峰，如今却宣告终止。观看角斗士决斗一直是罗马公民的主要娱乐项目，但也因基督教厌恶其有损生命的圣洁而遭到废止。“血腥场景令人不快，”325年通过的一项法令这样写道，“因此我们全面禁止角斗士的存在。”那些原来因犯罪或因拒绝放弃信仰而被送到角斗场接受惩罚的人，如今都被送到“矿山服役，接受犯罪惩处但不必流血送命”。

整个帝国为基督教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而耶路撒冷是唯一一个被指定建造大型建筑的地方，于是这里便成了大量捐助资金的聚集地。如果说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是帝国的行政中心，那么耶路撒冷就是帝国的精神心脏。城中的许多地段都被夷平，从“异教”神殿废墟下挖出的泥土因为已经“受到恶性崇拜的熏染”而被扔得尽可能的远。人们在挖掘工作中发现了一处又一处的圣地，包括耶稣休息过的洞穴——经过一番整修之后，教徒们感到由衷的欣喜：“如同我们的救世主从此再生。”

君士坦丁亲自负责这些建筑工程，告诉人们圣墓教堂应该用哪些材料来建造。皇帝授权指定的官员选择墙面的布料和装饰品，但在大理石纹路和圆柱的选择问题上必须有他本人参与。“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他写信给耶路撒冷主教马卡里乌斯（Macarius）说，“天顶是否应该铺成或装饰成别的样式？如果是面板式的，也许能用金子装饰。”所有诸如此类的细节都需要他亲自批准。

君士坦丁的皈依翻开了罗马帝国的历史新篇章。尽管基督教尚未成为国教，但随着限制的日渐宽松和惩罚的逐步取消，新宗教开始蒸蒸日上。这对西方教徒和教会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但却造成了东方基督教的灾难。尽管发行带有其他宗教神像的钱币以及在新城市竖立以自己形象为模板的太阳神雕像等行为，使他最初的皈依多少显得有些老奸巨猾，但没过多久他就对自己的信仰变得狂热起来。他把自己描述成基督徒的保护者，无论他们所处何地，即便是在罗马帝国之外。

在公元4世纪30年代，谣传说君士坦丁正准备攻打波斯，借口则是支援波斯国王一位失意的兄弟，他曾向罗马帝国寻求政治避难。在收到君士坦丁信件的时候，波斯帝国的神经一定在激烈震颤。君士坦丁说，很高兴得知“波斯最主要的行省中遍布着可以由我代表他们说话的臣民，我指的是那些基督徒”。他还专门对波斯国王沙卜尔二世说：“我推荐这些基督徒给您，来当你的保护神……请用您的仁慈、好意和礼节善待他们。在这种信仰的保佑下，贵我两国都将获益无穷。”这可能是比较温和的建议，但听上去仍然充满威胁。此前不久，罗马人已将东部边界推进到了波斯境内，并且马上就要着手修筑防御工事和道路，以确保既占的领土。

然而，当另外一个占据着贸易和战略要地的高加索地区王国——格鲁吉亚王国的国王通过顿悟（传奇性略逊于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他的期盼却变成了恐惧。趁君士坦丁不在多瑙河边疆，沙卜尔二世对高加索地区发动了偷袭，废黜了这位当地的统治者并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君士坦丁大帝立即采取强硬对策：他组织起一支大军，令主教们陪同征战，并仿制出一个可以运放约柜的移动壁龛，然后宣称要惩罚波斯并用约旦河的河水进行洗礼。

君士坦丁大帝的野心无限，他事先铸造了钱币，并给他的表侄子封了一个新的皇家头衔：波斯国王。激动人心的消息在东方基督徒中迅速传播，如摩苏尔（Mosul）修道院院主亚弗拉哈特（Aphrahat）在他的信中所说：“善意已降临到上帝子民的头上。”这正是他所期待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