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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宗教信仰。

该条例展现了英国人的野心。正如一个世纪前他们对西班牙人的评价越来越恶毒一样，如今对荷兰人的批判也是如此，特别是当荷兰因试图为自己的港口打通英吉利海峡和北海之间的商道而与英国爆发激烈交战的时候。这导致了英国的海事改革。海军在都铎王朝时代就已经获得了大量的投资，现在更是被加以系统性的彻底改造。17世纪下半叶，英国人为大规模的造船计划投入了大批资源。海军开支剧增，很快就占到了整个国家预算的将近五分之一。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见证了这一进程，他的个人日记不仅记录了正在发生的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的转变，还描绘了小到造船厂、大到整个国家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佩皮斯收集了荷兰专业人士最新的相关作品——包括造船理论大师尼古拉斯？维特森（Nicolaes　Witsen）的著作——并开始全面运用这些理论：从开办教授“航海艺术”的学校，到为志向远大、资金充沛的新一代设计师提供最前沿的技术参考。

海事改革围绕着三个基本观点。首先是特制的重型战舰的效率要比轻型巡洋舰高。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发射密集的火力，以及抗密集火力打击的能力。因此人们在舰船设计上做出了相应的改进，力求建造出如同漂浮在海上的堡垒一般巨型强大的军舰。

第二个观点是，实战是更好的课堂。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与荷兰的对抗均以惨败告终，舰船被击沉或俘虏，高级将领和舰长战死沙场。仅在1666年的一次交战中，英国就丧失了几乎十分之一的海军高级指挥官。痛定思痛，英国人对海军战术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新研究。由当时最杰出的海军统帅布莱克上将（Admiral　Blake）所写的《战斗指令》等训练指南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并被迅速运用。分享新知和以史为鉴是打造世界最强海军的关键。从1660年至1815年，英国舰长的阵亡人数令人吃惊地降低了98％。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观点：海军必须像一个正规机构那样运转。要想成为上尉，必须先在海上服役三年，然后通过由高层军官命题的考试。军队晋升严格地基于能力而非随意任命，这不仅意味着只有那些有才干的人才能升到高位，还意味着他们的晋升也必须得到同僚的认可。这种透明的任人唯贤的选拔机制后来又得到改进，以嘉奖那些在最重要的职位上服役最久的人。这与施行于伊斯兰早期、并在之后穆斯林的征服过程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组织规则大体一致。现在，英格兰也采取了这种根据预设规则分配利益的方式，军官和水手按级别和服役年限获得相应奖励。这使得晋升成为一种向人人开放的获利机会，促使人才向高层流动。这一制度还受到海军部门的监督，目的是杜绝偏袒和不公平，确保有功必赏。

改革很快就收到了成效。对海军的重金投资大大增强了英国的实力，并使得它有机会利用任何欧洲内部对抗、战争以及加勒比等地的局势来让自己得益。经过与改革一样的长期而缓慢的进程，英国人终于在亚洲确立了强大的贸易地位。除了苏拉特，东印度公司还在印度次大陆东南角的马德拉萨帕南（Madrasapatnam，即今印度金奈）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贸易枢纽站点。英国人曾经在17世纪上半叶与当地的统治者通过谈判获得了免税贸易的特权。正如当代企业众所周知的，税务减免是相当大的便利，使得长途运抵的货物能够廉价出售，并且很快会带动国内物价的下降。另外，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成功，东印度公司必将在未来的其他谈判中获得更有利条件。短短七年，马德拉萨帕南就发展成了一座繁荣的城市。英国在其他地区继续复制这一模式，效果最明显的要属孟加拉的明珠——孟买（Bombay）和加尔各答（Calcutta）。东印度公司的财富正稳步积累。

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一样，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之间界限也非常模糊。这两家公司都有权像一个准地方政府一样行事：它们有权铸币、缔结同盟，不仅可以拥有而且还可以使用武器。在这些高度商业化且享受着政府保护和巨额利益的公司工作，无疑是一条极富吸引力的职业道路。全英国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都蜂拥而至，其中还有保守主义的新英格兰人。那些在公司内一路高升的野心家和聪明人都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出生于1649年的马萨诸塞人，他在儿时随着家人搬回英格兰居住，之后进入东印度公司工作。一开始他只是个低级文员，但经过层层晋升，最终成为了马德拉萨帕南的总督。他给自己捞取了相当多的油水，实际上，五年后当他被免职时，人们都纷纷猜测他在任期内到底赚了多少钱。他回国时带回了5吨香料、大量的钻石和不计其数的珍宝，这说明对他的非议并不是空穴来风。他死后葬于北威尔士的雷克瑟姆（Wrexham），墓志铭是这样写的：“出生于美国，欧洲血统，在非洲游历，在亚洲结婚……他做了很多好事，也做过一些坏事。愿他的灵魂蒙主的恩赐进入天堂。”他对英国的回馈十分慷慨，但他也没有忘记他的出生地。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向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大学捐赠了一大笔钱，于是该大学以更名的方式纪念这位今后可能再次向他们捐钱的富商：伊莱胡？耶鲁（Elihu　Yale）。

耶鲁可谓遇上了好时机。17世纪80年代，中国清朝解除了对海外贸易的限制，这使得茶叶、瓷器和中国糖的出口量猛增。结果，像马德拉萨帕南和孟买这样的港口，不仅自身凭借地理位置发展为重要的贸易中心，而且还成了新兴活跃的全球贸易网络的补给站。17世纪末，欧洲与中国的接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些接触不仅限于商业。凭借一位17世纪末住在北京的耶稣会朋友带回的有关中国算术理论的资料，提出二进制的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思想。那些能够充分利用这种全新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的人，必会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利益。

东方，尤其是印度，在人们眼中逐渐成了暴富的摇钱树，但捐赠了大笔财富的耶鲁本人对此却十分谨慎。他在给他的孙子伊莱胡？尼克斯（Elihu　Nicks）的信中说：“你必须耐心，不要急于发财。我的财富耗费了我将近三十年的耐心。”作为第一批实现梦想的英国人，耶鲁完全有资格如此严厉地警告后代。然而事实上，在亚洲赢得巨额财富的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大。黄金时代正在降临英国。

一个北大西洋上的岛屿渐渐开始左右国际事务，成为一个控制着四分之一个地球并且影响更为深远的帝国中心，这可能会让过去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帝国缔造者们瞠目结舌。不列颠不是一个宜居的地方，一位古代历史学家就曾写道，那里的空气有毒，风向一变就能杀死人。定居在那里的是“不列敦人”（Britons）——据一位稍晚时期的学者猜测，他们的名字出自拉丁语的“brutus”，意思是缺心眼和愚蠢的。这个与欧洲大陆之间隔着英吉利海峡的岛屿，遥远、孤独、无关紧要。但现在，这些缺点却成了令人生畏的优势，并且成为这个历史上最伟大帝国兴起的基础。

不列颠最终的成功有很多原因。例如，有学者指出，英国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程度要低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底层人口摄入的卡路里要远远高于欧洲大陆国家的同等阶层。近来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提升了人们的收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反过来又大大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效率。英国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它是众多改革者的故乡。另外，与绝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更低的生育水平能让资源和资本得到更加集中的分配，这直接关系到人均收入的高低。

不过，地理位置才是英国的制胜法宝。英格兰——或在1707年与苏格兰合并之后的不列颠——拥有抵抗入侵的天然屏障：海洋。这不仅有助于应对军事威胁，而且还为政府大大节省了开支：由于没有需要守卫的陆上边境，不列颠的军事开支仅仅是其大陆对手的零头。有人做过估测，1550年时，英法两国的武装部队规模大致相当；而到了1700年，法国现役军人的数量几乎是英国的三倍。这些军队都需要装备和军饷，意味着法国的军事开支远远高于英国。这些法国的士兵和水手原本都是纳税人和潜在的消费税贡献者，当他们离开家乡、工厂和其他工作岗位，前去为国参军时，法国的财政收入自然也随之缩减。

当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大陆上的国家陷入彼此争执和交战时，英国能够幸运地置身事外。英国人学会了谨慎地进行干预，并利用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局面；但要是骰子不在自己一边，他们就会选择作壁上观。欧洲的局势将决定世界另外一边的命运。围绕着谁将继承奥地利王位的激烈争吵导致了欧洲各国在全球殖民地之间的战争和交易：玛丽娅？特蕾莎（Maria…Theresa）在17世纪40年代即位的正统性问题引发了从美洲到印度的持续了近十年的战火；当事情最终在1748年得到解决时，法国和英国互相交换了加拿大的布雷顿角岛（Cap　Breton）和印度的马德拉萨帕南。

这仅仅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17世纪90年代末，欧洲九年战争结束后，印度的一些城镇被从荷兰人手中转交给法国人；二十年后欧洲列强的一次更加激烈的交战，使得加勒比群岛在英法之间易手；西班牙王位争议尘埃落定后，英法两国又相互交换了北美洲的殖民地。

通过联姻同样能获得大片领土、战略要地或大型城市。当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布拉甘扎（Catherine　of　Braganza）在17世纪60年代嫁给英王查理二世时，她的嫁妆之一就是孟买。该市的葡萄牙市长准确地预见到，这一慷慨的行为意味着葡萄牙在印度统治的终结。欧洲各国寝宫里的动静、宫殿走廊里关于未来新娘的私下猜测，或者朝三暮四的统治者的故意冷落，都会对几千英里之外的地区产生影响。

在某种层面上，这些阴谋对东方人而言毫无意义，他们不关心是荷兰、英国、法国或其他国家占了上风。事实上，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似乎只会为他们带来越来越丰厚的利益。在整个17世纪，彼此竞争的欧洲各国都向莫卧儿帝国、中国和日本派出了使节，以博取这些东方统治者的欢心，巩固既得利益，争取新的贸易特权。这还提升了中介人的重要性，比如古吉拉特的一位港口官员莫卡拉布？汗（Muqarrab　Khan），他曾向17世纪初的印度国王贾汗吉尔（Jahāngīr）行贿。当然，这些中间人也从中捞取了不少钱财，以莫卡拉布？汗为例，他在1610年购买的货物包括阿拉伯马、非洲奴隶和其他奢侈品，仅仅办理海关手续就花了两个月。

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英国人在亚洲秉持的行事准则是“每件事、每个人都有其价格”。这导致了没有节制的馈赠，以及对那些贪婪受贿者的抗议。例如，莫卧儿国王贾汗吉尔有个奇特的收礼癖好：未成年的大象，还有渡渡鸟。人们这样评价他：“有着一颗贪得无厌的心，从来不知满足。就像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钱包，拥有得越多就越贪婪。”

17世纪60年代，在失去台湾后不久，荷兰人带着马车、盔甲、珠宝、纺织品和眼镜来到北京，试图博取中国皇帝的好感。另一份于1711年前往拉合尔的荷兰代表团的礼单，以及一组描绘使团向北行进途中在乌代普尔（Udaipur）接受招待的图画显示出，荷兰人为奉承当地人、争取合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带来的礼物包括日本的漆器、锡兰大象、波斯马、荷兰殖民地的香料，以及来自欧洲的货物：大炮、望远镜、六分仪和显微镜。不过这些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荷兰使团提出的续签贸易特权的要求仍旧被搁置了。

欧洲冲突的影响要花很长的时间才会波及东方。基本上，来此交易的商人越多、他们乘坐的船只越大，这意味着有越多的礼物、更多的酬金和更大贸易额。事实上，莫卧儿国王阿克巴、沙？贾汗和奥朗则布（Awrangzīb，1658—1707年在位）都热衷于在其生日时将自己与珠宝、贵重金属和其他财宝一起称重，直到天平两边平衡——难怪他们没有动力保持苗条的身材。

对中间人也同样需要送礼打点。他们索取钱财以“护送”旅者和商人到达目的地，而那些不愿遵守规矩、拒绝掏钱的人则会麻烦不断。1654年，在拉杰马哈尔（Rajmahal）被没收货物的英国商人除了贿赂长官和他的手下外别无他法——就像荷兰人一直被迫做的那样。莫卧儿国王知道外国人的抱怨，有时他也惩罚那些做得过分的人：据说，曾经有一个被指控有失公正的人被押到国王面前，然后被眼镜蛇咬了一口；在另外一个案例中，一个门卫遭受了鞭刑，因为一位音乐家控诉他在出宫时不得不将国王的部分赏赐交给此人。

16世纪初以来，伴随着资本的大量注入，印度的艺术、建筑和文化也开始走向繁荣。资金还不断向中亚渗透，一方面是因为奥朗则布等统治者为了维持和平关系而向北方贡献了大量的礼金，另一方面则是草原游牧民大规模出售马匹的结果。印度北方市场上每年交易的马匹数量多达十万，而且一些血统纯正的马还能够卖出天价。数量更多的牲畜被卖给来自波斯、中国和俄罗斯的商人，使得越来越多的财富流入中亚地区。像浩罕（Khokand，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城市迅速繁荣起来，据记载，当时那里能够买到质量上佳的大黄、茶叶、瓷器和丝绸，而且价格低廉、货源充足。

尽管欧洲的贸易大幅兴起，但遍布亚洲屋脊的贸易网络仍然十分活跃。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显示，每年都有数万头骆驼途经中亚的古老路线将织物从印度运到波斯。英国、法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文献资料同样提供了有关当时绵延不断的陆上贸易的信息，并对17世纪和18世纪的贸易规模做出了描述：中亚的旅人不断谈及市场上出售的大量货物、要卖到喀布尔等地的数量惊人的马匹，以及“繁华的贸易中心”；这里汇聚了来自亚洲各地的商队，交易着纺织品、芳香植物根茎、精制糖以及其他各种奢侈品。在这些陆上贸易中，少数民族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凭借着相同的习俗、家庭纽带以及建立远距离信用体系的能力，他们的存在让商业贸易变得更加顺利。在过去，扮演这一角色的是粟特人，现在则是犹太人以及更为重要的亚美尼亚人。

水面之下，暗流汹涌。欧洲对亚洲的态度正逐渐强硬，他们不再将亚洲视为充满奇异植物和财富的仙境，而是一个和新世界一样软弱可欺的地方。罗伯特？奥姆（Robert　Orme）的观点在18世纪是一个典型。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首位官方历史学家，奥姆写了一篇名为《论印度斯坦居民的柔弱》的文章，显示出当时的英国人有多么冷酷。他们对自身的权益充满了信心，对亚洲的态度也从获利的兴奋转向了野蛮的剥削。

“印度财主”（nabob），这个用来称呼那些大捞了一笔的东印度公司官员的词，完美地诠释了这一观点。他们的行为就像流氓，他们在当地放贷，利息极高；利用公司的资源为自己谋利，并且从交易中抽取惊人的回扣。这里是“狂野的东方”，也是一个世纪之后北美洲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