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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日本外务省22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对这次内乱采取不干涉方针”。

这引起日本国内舆论的强烈抨击。9月28日，日本宪政、政友、革新三派议员发表联合宣言称：“中国战祸波及东三省、蒙古，帝国断不能容忍，望政府采取适当之处置。”10月4日，日本贵族院、众议院议员和浪人千余人，组织了“对支国民大会”，会议宣言：“日本为保全中国统一，维护东亚和平，特对世界宣言，不惜付出巨大的牺牲，而且鉴于日本帝国对中国的特殊地位和使命，应速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0月8日，政友会召开“对支问题有志大会”，也主张“帝国应采取坚决的措施”。

日军方实际上继续采取大力支援张作霖的政策，向山海关派出军事顾问团，不断为奉军提供情报，甚至还派日军直接加入奉军作战。10月上旬，直系渐露败象。9日，吴佩孚会晤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答应在进入满洲之后完全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既得利益，在条约规定的权利方面，张作霖尚未答应的部分，他也将同意。

但是，吴佩孚的卖国交易已经为时过晚，并且，其所谓的优越条件，其实与日本方面图谋相去甚远。卖国交易使得北京方面的失败来得更快。当月中旬，直系败退。

正当吴佩孚准备大举增援的时候，又突发了新的灾难：由于南方革命党和日本预备役陆军大佐寺西秀武等的策反，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倒戈，率军急速返京，占领要地，囚禁曹锟，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派兵迎战直军主力。直军两面受敌，一片混乱，迅速溃败。11月3日，吴佩孚被迫乘军舰南逃。于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大胜而告结束。

11月17日，由张作霖出面邀冯玉祥等在没于天津日租界的下野皖系首领段祺瑞家中会谈，决定拥段到北京主持政务，史称“天津会议”。

于是，通过第二次直奉战争，亲日的段祺瑞政府东山再起，成立了临时政府。张作霖加强了在满洲的权力，还进一步控制了津浦线上的天津、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长江以北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冯玉祥的国民军则控制了北京、河南、察哈尔、热河等西北部地区。

日本陆军统帅部派驻北京的公使武官林弥三吉少将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总结：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为了防止外国势力进入我国防上的重要根据地——满洲，为了保护我国在满蒙的既得利益，由于我国文武两方面驻中国机构的合作，很好地达到了目的。

陆相宇垣则在日记中更加得意地写道：

夫有以为于双方均势未十分破裂之先，为日益巩固日本之地位而与张作霖明暗相通并给予相当之支持者，此种想法促使政治家、实业家及政党于决战甫将到来之际，暗中给张以相当之支持，其结果铸成日后之局面。如今世上竟有许多愚顽之辈，视此新局面之开展为一种天佑之福，且世人亦对之首肯。妙哉！

于是，在与英美间的新一轮侵华较量中，日方重新夺取了代理人战争的战略性胜利。通过这场战争，日本扶植张作霖势力重新把持###，掌控华北，并进驻上海，向长江沿岸扩张。【黄：不让卖国势力窃取国家权柄和奋勇铲除窃取到国家权柄的卖国政客，为中国避免浩劫的一大关键！为中国仁人志士的永恒使命！】

直奉战争后，日本加紧对东北侵略，并大肆攫取对投资中国内战的报酬

在直奉战争期间，日方抓住一切机会向其扶植的新一届北洋政府和张作霖方面索取特权。1923年11月，大战前夕，满铁社长川村竹治向日本政府提出“积极敷设满蒙五铁路”的建议。该建议修筑的铁路总长达1163公里。建议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1924年9月，大战正酣，满铁迫使张作霖政府签订了《兆昂铁路承造合同》，延长了四兆铁路，把势力伸向黑龙江中东铁路方向。1925年，满铁又和张作霖达成包工修筑吉敦路的协议。当年，日本还制定了为期20年的“满蒙开发铁道网计划”，准备修筑35条铁路，总长8800多公里。

此外，日本还进一步攫取了大量土地、森林、矿产资源和工商业、金融业权利。

与此同时，美国也联合英国一起拉拢张作霖，与日本争夺对满蒙的控制权。在美国的诱导下，本身也想打破日本对东北的铁路和港口控制的张作霖，于1924年5月设立“东北交通委员会”，决定筹建自己的铁路网。1926年10月，张作霖还打算和孙传芳一起向英国有利银行和美国烟草公司借款5000万元，其中包括用于修筑铁路的款项。

相关举动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张作霖当局被指责为破坏了“禁筑满铁平行线”的规定，借款被迫取消。

此外，张作霖还打算向美英借款2000万建筑葫芦岛港，以打破日本在大连港的垄断局面，也引起日方的不满。【清朝末年，也有日本企图侵占东北和美英插手东北铁路之举。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近现代中国的悲剧，在不断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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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5）

与此同时，奉系势力涉足江浙，与孙传芳构成矛盾。并且，共同控制北京政府的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也一山不容二虎，矛盾逐渐激化。1925年10月，孙传芳联合冯玉祥等，通电讨奉。吴佩孚也趁机东山再起，自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宣布“讨逆”。一时间，奉军陷入人人喊打的被动局面，奉系内部的矛盾也开始显露。1925年11月，冯玉祥暗中与郭松龄、李景林结成反张作霖的同盟。

郭松龄早年曾加入同盟会，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警卫军营长，受三民主义影响较深，对日本的蚕食侵略和张作霖的卖国协定深为不满。郭松林曾为张学良老师，对张学良的影响很深。

奉军分新旧两派，旧派首领为张作相，新派为杨宇霆。新派中又分士官派和大学派，士官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首，大学派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首，几派之间互相倾轧，由来已久。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新派逐渐得势。张学良特别倚重的郭松龄，为同僚所忌。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等都得到了一省督办职权，郭松龄想谋求热河都统，被杨宇霆所阻。于是，郭、杨矛盾加深。

奉军在浙奉战争中惨败后，张作霖准备公开承认日本以前提出的“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的大力支持。正在日本观看“秋操”的郭松龄闻讯后，立即回国。

11月22日，冯、郭、李签订了“反奉密约”：反奉成功后，由李景林治理直隶、热河；郭松龄改造东三省；冯玉祥开发西北。当天，郭松龄发通电，要张作霖立即让位，由张学良接管大权；要求杨宇霆立刻下野，宣布国奉两军停止交战等。

23日，郭松龄在滦州以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召开军事会议，乘机监禁了奉军将领裴春生、高维岳等，宣布独立，强调反奉宗旨为：张作霖听信杨宇霆谗言，穷兵黩武，以致激成大乱，四面受敌，这样非但直鲁不保，恐东三省也将被夺，主张和平统一，反对内战。要求张作霖下台，拥举张学良为司令。并将所部7万人编为四个军，宣布班师回奉通电。25日，冯玉祥、李景林宣布“中立”，通电敦促张作霖下野。

郭军于26日突破榆关，27日过山海关，29日夺取绥中。张作霖赶紧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堵击郭军。30日，郭松龄将所部改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

张作霖见形势危急，遂向日本求援。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派参谋长斋藤义夫少将向张作霖提出了日本在必要时出面阻止郭松龄的五项条件：

1。　日本臣民在中国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的权利；

2。　间岛地区行政权移让日本；

3。　吉敦铁路延长并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