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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八王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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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1页)

呼对方父祖名讳是相当无礼的,何况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用的还是“何物”这个词?陆机当场就怒了,他对卢志说:“如君于卢毓、卢廷。”拂袖而去。

陆云比较善良,他对陆机说:“卢志世居幽州范阳,离江南很远,也许他是真的不知道,何必要翻脸?”

陆机回答:“我父祖名播四海,宁有不知?鬼子敢尔!”(鬼者,伧鬼也)

事实也是如此,卢志很明显在消遣陆氏兄弟,满座北人都等着看笑话。

以上种种冒犯并非个例,而是针对全部吴人。比如据《晋书·华潭传》(《世说新语》中说是蔡洪)中说吴人华潭在洛阳表现出众,引起某些人的嫉妒,于是有博士王济(此王济非彼王济)公然嘲讽华潭:“朝廷正在招贤纳士,征召那些隐居于山林草莽间的贤才俊杰。你不过是个来自吴、楚之地的亡国之人,竟然也敢应征。你倒说说看,你有什么才能啊?”

华潭也是尖牙利齿之辈,他反击说:“有个道理你不懂,好东西都产自边陲,中原从不出产好货色,所以明珠文贝出产于长江边上,夜光璞玉出产于荆山之下,以古人为例,则有周文王出生于东夷,大禹出生于西羌。至于你们洛阳人,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这个历史典故?周武王消灭殷商之后,把那些顽劣不可教化的殷商遗民都迁居到了洛阳,你们这些人应该就是他们的后裔吧?”

但还是那句话,吴人的自尊只能在口舌上得到点挽回,大势如此只能认命。时间久了,吴人也以此自我解嘲。有人问吴人袁甫:“为什么寿阳以西总是干旱,而寿阳以东总是闹水灾呢?”

袁甫说:“很简单。寿阳以东都是吴人,吴国原是鼎足强邦,一朝覆灭,吴人愤叹不已,积忧成阴,这阴气太重就聚积成雨,雨下久了就闹水灾;寿阳以西都是中原人,新近平定强盛的吴国,擢取了江南的宝物,心得意满,《公羊传》里说‘鲁僖甚悦,故致旱京师’,因为同样的原因,寿阳以西总是干旱。”

袁甫此言当然是戏谑的玩笑话,但其心中的愤懑与无可奈何则一目了然。

在这样充满敌意的环境里,陆机陆云如履薄冰地过着不得志的羁宦生涯。

他俩不可谓不用心,比如有人说陆机的口音楚味太重,甚至写文章韵脚都带有楚音,陆机就用心的去学习洛阳官话;比如洛阳名士好清谈,不通玄学的陆云就偷偷地钻研《老子》,不过陆云又以迎合北人口味为耻,于是编出了一个夜遇王弼鬼魂、得其真传的鬼话来掩饰形迹。二陆还加入了贾谧的“二十四友”,成为石崇金谷园吟诗唱合的常客。

虽然煞费苦心,二陆的仕族却依然十分坎坷,他们先后投靠了吴王司马晏、贾谧、赵王司马伦,这几人要么平庸昏聩,要么贪鄙短视,全都不是良主,而二陆与之周旋为其爪牙,一个倒了马上又投靠下一个,显得饥不择食急不可耐,“好游权门”“以进趣获讥”,惹来世人与后人无穷非议。

而二陆如此急切投机,如此自贱钻营,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羞辱与打击。一转眼,十余年光阴蹉跎而过,二陆不仅一事无成,陆机反而因为投靠赵王而引来了杀生之祸,幸亏有吴王与成都王的搭救,才大难不死。

陆机刚刚逃脱牢狱之灾的时候,朋友顾荣与戴渊就劝他返回江南。梁园虽好,终非故乡。

但是陆机留了下来,史书上说是因为“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

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固然,二陆才高八斗,一向以国士自许,如此铩羽而归情何以堪?

可是试言之,即使二陆当时想激流勇退超然世外,他们能否如愿摆脱这个乱世的旋涡呢?只怕也不能够。以顾荣为例,此人劝陆机早还乡,自己却一直留在洛阳与当权者虚与委蛇。顾荣在洛阳忧谗畏讥,说自己“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如此辛苦却不敢引退,好友张翰十分理解他的处境,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

顾荣尚且如此,何况名气远在顾荣之上的陆机陆云呢?名满天下者,终究会被盛名所累,就算陆机陆云回到江南,还是会被当权者一纸征令召到洛阳来的,到时候应征,则重入虎口;不应征,吴郡陆氏全族数百口都可能会受到连累。

所以当时二陆的处境实际是进退维谷,论人生的失意时刻,二陆当时的挫折感只怕更甚至于二十年前故国灭亡的时候。

八、华亭鹤唳讵可闻

山穷水尽之时,突然柳暗花明,正如日中天的成都王对二陆着力笼络,试图引为心腹。

成都王的垂青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二陆当然积极回应。《晋书》上说:“时成都王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

“委身”是一个十分暧昧的词,当世人形容某个女子将自己托付于某个男子的时候,也会用这个词,委身。这个词十分准确生动地表明了陆机与成都王之间的依附关系,也道尽了所谓的“养士求贤”,与古代女子寻求男子庇护宠爱本质上无不同。古代女子无法自立,士人也一样,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的才华、他们的理想,都必须寄生于权势,才能够生根发芽,有实现的可能。

这是一种严重不对等的关系。“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种关系只约束了“士”与“女”一方,“知己者”与“悦己者”有着无尽的权力,却毫无义务可言。“士”与“女”的前途并非取决于自身的才华与美貌,而全在“知己者”与“悦己者”的爱憎一念之间。

平心而论,成都王对待二陆确实与其他权贵明显不同,此前赵王诸人视二陆为弄翰文人,倡优蓄之,而成都王是以“国士”对待二陆。

成都王首先给二陆升官,他将待罪之身的陆机擢升为平原内史,又擢升陆云为清河内史。晋朝的内史是替诸侯王管理王国内政的实权官职,俸禄二千石,三品官秩。这种官职在陆机的父辈祖辈眼里,当然是不值一哂,可是今非昔比了,三品官秩虽然差强人意,已经足够让二陆铭记在心。何况,这仅仅是成都王知遇之恩的开始。

不久,成都王任命二陆为参军,向他们咨询大政方针,言听计从。

再后来,成都王直接授以二陆戎马之职,在历次军事行动中委以重任:当初讨齐王,以陆云为前锋都督;讨张昌,以陆云使持节、大都督;这次讨长沙王,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

士为知己者死,成都王如此知己,二陆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场宾主关系竟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收场。

成都王离开洛阳之后,二陆随成都王一同去了邺城。邺城是北方名都,其规模与繁华可与洛阳相媲美,但是邺城依然是北方人的天下,充斥洛阳的那种排斥吴人的地域偏见,这里也有。

不过在邺城再也没人敢那么明目张胆的嘲笑陆机陆云,因为二陆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小卒,他们是成都王的新宠、邺城的新贵,一言决人生死,春风得意。

福兮祸之所倚,威福背后,二陆在邺城收获了更多的嫉妒、更深的敌意,还有更多蓄势待发的暗箭。

最嫉恨二陆的,无疑就是成都王以前的谋士,在洛阳曾与二陆结怨的卢志,他争宠失败,视二陆为眼中钉。

此外陆云还得罪了成都王嬖爱的宦官孟玖,孟玖总是恃宠而骄干预政事。《晋书·陆云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孟玖想让他的父亲做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人知道小人难防,都表示同意,唯独到陆云那关卡了壳,陆云说:“邯郸县令历来都由公府掾属充任,怎能任用一个阉人的父亲?”孟玖因此对陆云恨之入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