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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憋红了脸，脸红如残霞。

他看准了对方的背影，恶狠狠地吐出一个字：“呸！”

这是无可奈何的发泄，但他倒是真想辞官回家。于是写信给罗泽南道：“过段时间，我就脱掉官服，和你一起优游山林，可好？”

罗泽南知道曾国藩受到了刺激，正咬着笔杆准备回信，曾国藩的转机来了。

1852年7月下旬，中央政府命曾国藩到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曾国藩得到消息，一跳三丈高，吼起来：“我终于不用脱掉官服，就可以离开这个令人失望而厌恶的地方了！”

由此可知，他脱掉官服是假，胸膛里燃烧的功名之火仍然是炽热的。

接到圣旨的第二天，离江西乡试还早得很，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离开北京，走上了一条他做梦都无法梦到的路！

结束京官生涯

曾国藩离开北京后，有好事者摇唇鼓舌道，这个乡巴佬是被骂出北京的。

其实不然，曾国藩在道光末年，就始终想去南方当差，无奈运气不佳，每次都轮不到他。

他总想去南方当差，有两个原因：第一，京官的日子太苦，出去当差一次就能收地方官的红包、礼金千两银子，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第二，他做京官十余年，从未回过老家，去南方当差，恰好顺道回老家探亲。

所以这次去江西南昌主持乡试，他真是欢天喜地。

但1852年9月初走到安徽太湖县小池驿时，一封家信来到，是个噩耗：他母亲于一个月前离开人世。

曾国藩胸膛如挨了一拳，血气上涌，“哇”地吐一大口鲜血来。

呆坐了许久，他终于缓过气来。按传统和法度，他此时应立即回老家奔丧。不过，有点小困难。

他离京时只带了到南昌的单程路费，行抵小池驿时，盘缠已所剩无几，如果转头回老家，那就要不吃不喝的靠两条腿走回去。

这是不可能的事。

曾国藩在旅馆来回踱步，心里开始运用朱熹“格物致知”的超级方法论。

他要“格”的“物”就是路费，“格”了半个时辰，终于得出结果和道理（致知）。结果是：可以到江西找路费；道理是：我是江西乡试主考官，暂时属于江西官员，而我老母正在此时去世，所以江西官员给我奠仪（份子钱）实是天经地义。

决心一下，曾国藩立即行动。

他穿上孝服，雇了乘扁舟来到江西九江。九江官员们见新任乡试主考官披麻戴孝而来，目瞪口呆。曾国藩就把老母去世的消息告诉他们，并说两天后要启程回老家守孝三年。对于不能主持江西乡试，曾国藩深表遗憾。

老娘去世，做儿子的应该刻不容缓，恨不得多生四条腿往家中赶，曾国藩怎么说要两天后才启程？

伶俐的江西官员们看曾国藩一脸菜色，马上明白其中玄机。

有人道破玄机对曾国藩说：“您就是不在这里待两天，我们也非让您待不可。您母亲去世，我们江西官员们应该表示一下，但南昌离此有些路程，所以您得等等。”

曾国藩哭丧着脸，不说话。

江西官员们马上去凑钱。两天后，凑齐了一千余两银子。曾国藩当场就把银子精准地分成三份，众官员大惑不解。

曾国藩咧嘴一笑，指着其中第一份道：“这份要还给京城中一朋友的，他最近太缺钱。”又指着第二份道，“这份是还给湖南长沙我几个朋友的。”第三份已少得可怜，曾国藩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回家的路费。”

众官员对曾副部长欠了一屁股饥荒，叹息不已。想不到，从油水角度讲，京城的副部长还不如地方上的小县令。

曾国藩既然拿到钱，回去奔丧也就刻不容缓了。他收拾行装，带着钱坐船先到黄州，然后登陆直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接见了曾国藩。

常大淳和曾国藩是老乡，在当时太平军已闹将起来的动乱时期，异地老乡见老乡，分外亲切。常大淳听了曾国藩要回家守孝的事，慌忙制止：“你千万别走长沙，太平军此时正在围攻长沙，吉凶难料啊。”

曾国藩脸色大变：“乱匪竟然入湖南了？”

常大淳神色凝重，许久才说道：“岂止是湖南，倘若中央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剿匪计划，整个南中国都会遭殃。”

以曾国藩对太平军很少的了解，问题是有点严重，却绝没有常大淳说的那样严重。

不过，长沙是不能走了，曾国藩只好绕道回乡。1852年10月初，曾国藩历经千辛万苦和诸多小惊吓，终于抵达老家湘乡。跪在老娘棺材前嚎啕大哭几个时辰，他走到书桌前给咸丰写了封准备在家守孝三年的信后，开始认真守起孝来。

然而，这是一厢情愿。他才到家两天，老朋友罗泽南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