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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与“无我”的区别很简单：“有我”是为自己谋利益，“无我”是为众生谋福利，为众生谋福利后再为自己谋福利，其实“无我”才是真正的“有我”。

曾国藩接到圣旨后的当天，就挥毫泼墨写了封信。信不是写给咸丰的，而是写给左宗棠。他很清楚一点，此次被起用，左宗棠起的作用非同一般。即使不为感恩，单就日后来看，左宗棠也是他需要仰仗的人之一，所以必须要妥善维护和此人的关系。他在信中告诉左宗棠自己的启程时间、路线，然后说，我这次出山要带什么人、带哪支军队，还请您多多指教。具体细节，我想等到长沙后，咱们再谈，到时请您一定当我的指南针，知无不言。

左宗棠收到信后，积极回应：收到你这封信我真是太高兴了。一年没接到你的信，我以为你彻底和我绝交了，我是又思念，又伤心，但你也知道我性格，我只是负气等待，不愿先认错。但是反思这些年，事务太繁、困难太多，所以接人待物，常常出错。意一发动，就不假思索形之于文字，刚发出去就后悔，但后悔之后仍会犯同类错误。我总以为，真朋友就该知道我的性格，不会怪罪我。这就叫做责人严而责己宽，用你的话说，是我自我修养不够的表现啊。

左宗棠这封信，自我批评诚意十足，曾国藩接到信后至为感动。

写完给左宗棠的信，曾国藩又连写两封，一封给浙江巡抚晏端书，一封给浙江士绅们。他在这两封信中都谦卑地申明，“国藩之来，虽受皇命，实有叨扰之处，请诸位多行方便给国藩，请做国藩的指南针。”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打着哈欠吃早餐，吃到半路，突然一拍脑门，大叫着跑进书房，又写了几封信。第一封信写给湖广总督官文，可谓极尽曲心：九江克复，全楚肃清，杨载福、李续宾仰赖您悉心保护栽培，才得此大功。国藩从军数载，毫无成效。此次复出，专辖陆军，精力亏若，深恐不能胜任。请您示我指南针，感激涕零。

第二封信写给江西新任巡抚耆龄，也要求这个能力低下的官员赏赐他指南针。第三封、第四封……无数封信都是写给当时在浙江、江西、湖南等地高级官员的，信中都有一句话：请不吝赐教，做我的指南针！

半个月后，众官员先后接到曾国藩的信，不禁奔走狂呼：从未见曾国藩如此谦虚过，他这葫芦里卖什么药？但满腹狐疑过后，这些官员就都笑起来说：“看来曾国藩懂事了。”

曾国藩的确懂事了，这是他在家中反思得出的深入灵魂的高级结论：自己全无是处，要多向别人请教，纵然得不到真材实料，绝不会吃亏。要让自己以温和的面貌走入官场，融入官场，以后才能吃得开。

在找了无数个指南针后，他满怀激情和自信地上奏中央，除了报告立即启程和沿途军事部署外，又虔敬地向咸丰表示：“我才智浅陋，这几年运气也不好，败多胜少。蒙您怜悯，给我机会。我必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咸丰高度赞赏曾国藩的诚意，批示道：“你此次奉命即行，足见你关心大局，忠勇可嘉。好好干吧。”

时值1858年的盛夏，烈日炎炎，路上少人行。而曾国藩却身穿官服、大摇大摆地走在从湖南去往江西的路上，稀少的路人都投来惊羡的目光。

曾国藩就这样意气风发地走了一天。太阳西垂时，他突然怪叫一声，直挺挺向后就倒。随从们慌忙跑过来扶起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个伶俐的看到曾国藩脸色潮红有汗，嘴唇发紫，一切都明白了。

他让人脱下曾国藩的官服，拿来凉水，一顿乱泼。曾国藩这才悠悠醒转。一醒来，看到自己上半身赤裸，不禁恼羞成怒，训斥随从们：“谁大胆剥了我，读书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随从们只好说：“大人，您中暑了，如果不立刻施救，会有生命危险。”

曾国藩大人有大量，原谅了随从，突然眼睛上翻，哇呀一声：“苦也！”

是够苦的，随从们心里说，这么热的天，您还穿着去年秋天的官服，能不苦吗？

但曾国藩说的苦不是这个，他说：“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

随从们见他一脸严肃，惊问何事。

“日记！”曾国藩扯开嗓子喊道：“今年四、五月份的日记，我没有写啊！”

曾国藩写日记，天下人皆知。他的随从们也知道，所以这件在别人那里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曾国藩这里的确就是比天还大的事。

当晚在一客栈住下，随从们急忙把文房四宝准备好，曾国藩开始补写日记。大人物写日记是很讲究的，曾国藩不可能补写他和弟弟、弟媳们吵架的事，所以1858年四、五月份的日记就成了鸡汤似的心灵感悟。比如“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再比如“矫激近名，扬人之善；有始无终，怠慢简脱”，还比如“威仪有定，字态有定，文气有定”。

写完这些感悟，曾国藩觉得不妥，于是补充道：三月二十二日，作札记立誓；四月二十三日，戒棋立誓；二十六日，窒欲立誓……

1858年六月末，曾国藩来到长沙，遇到难以置信的欢迎，连左宗棠都亲自跑到城外，向曾国藩一个劲地点头微笑。曾国藩心里叹息说，人情这玩意就是镜子，你对它笑，它就还你微笑，你若愁眉不展，那它绝对还你苦瓜脸。

不但和长沙的最高长官们打成一片，他甚至跑到长沙县衙和县太爷们欢快畅谈。整个长沙，甚至整个湖南都知道了，从前的曾国藩已死，现在的曾国藩是个圆通和气的好官僚。也就是说，曾国藩会做官了。

会做官，并不一定就有好运气。曾国藩还有很长很难的路要走。

到处一场空

曾国藩出山的任务是追击石达开，但石达开不是那么好追到的。一年前，石达开离开南京，目标是浙江。遗憾的是，他在浙江门户衢州遭到清军很有能力的守将，于是放弃浙江，转向福建，并沿着福建江西交界线一路向西南行进。

曾国藩在长沙制定的计划是，由江西东部进入浙江。可当他从南昌乘船东下，抵达江西东部河口时，石达开带领主力已从浙江东部打进福建，清政府命曾国藩尾随追击进入福建，石达开主力又盘旋于福建、江西边境。石达开跑得不亦乐乎，曾国藩追得气喘吁吁。

他向咸丰发出哀叹：“我不能再追下去了，否则我这辈子就会追来追去一场空。”咸丰倒很理解曾国藩，下旨说：“你可在建昌府（府治江西南城县）暂时驻扎，等待最佳时机，给石达开致命一击。”

这是大话，也是官话，石达开没那么容易被一击致命。因为此时石达开的斗志明显下降，兵团只是在不停地做战略转移，根本不想打仗，所以曾国藩也就无仗可打。在建昌府的半年时间里，曾国藩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和湘军的将领们紧密联系，谈天下大势，谈从前谈现在谈未来。每当谈到湘军历史的艰难时，曾国藩都会流下真诚的眼泪。这眼泪毫无悬念地滴到信纸上，被那些湘军将领看到，心中百感交集，暗暗发誓要跟随曾国藩，哪怕走到山穷水尽。

曾国藩在建昌府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眼睁睁看着李续宾的灭亡，此事需大致铺垫介绍。当曾国藩意气风发地被迫和石达开玩捉迷藏时，洪秀全在南京开始了新的大布局。老同志全部不在，再也无人替他分忧解难，他只好从女人堆里爬出来，打着哈欠亲自管理他的天国。

不得不承认，洪秀全是个有能力的人。1858年，他力排众议提拔了年仅21岁的陈玉成和35岁的李秀成为天国的支柱。他把太平军主力毫无保留地交给这二人，绝不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