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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纳在旅行时没有做过对不起肖莎娜的事，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漂亮女人，也不是因为这种事有违“穆萨德”的规定，而是因为他很多时候都太忙，手头上事情太多。而且，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抗拒。也许与父亲有关。我不要重蹈父亲的覆辙，我要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然而，阿弗纳能抵抗住诱惑的主要原因，也许是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让女人感动的地方。她们需要被感动，是不是？如果他们知道阿弗纳是靠什么来谋生的话，她们会被感动的。但是他不可能告诉她们这些。有些男孩也许会用其他话题来感动女人，但阿弗纳从来不会。如果他碰到一个美女，只会像个傻子一样地站在那里。这确实让人失望——手里捏着王牌，却不能打出去。

为了替自己辩驳，阿弗纳对女人产生了某种酸葡萄心理，只要机组里其他小伙子迷上了某个令人倾倒的金发女郎，阿弗纳——虽然他的眼睛都要瞪出来了——却只耸耸肩。“哦，”他说。“在外面时，也可以将就将就。”

肖莎娜不同。她也美——那种恬静的美，也许不能让人倾倒。她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不需要被感动。阿弗纳什么都不用说，她理解他。虽然她从没向他提过问题，但毫无疑问她心里大致清楚他频繁旅行是为什么。只要有人问她，她总是很满足地回答：“噢，阿弗纳在为政府干活。”在以色列，这样就够好的了。

结婚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照片上，阿弗纳嘴巴咧得大大的，笑得很开心。他的脸庞呈深棕色，身穿耀眼的白色上衣。肖莎娜身着白色长裙，看起来严肃端庄、神秘莫测。当时前来参加婚礼的有邻居、朋友，甚至还有三四个阿弗纳从前的战友。长长的桌子上摆放着制作精巧的蛋糕和以色列蜜黄色甜酒。母亲当然来了，父亲也来了。周围有人时，父亲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他是和他后来的妻子威尔玛一起来的。每个人都很兴奋。母亲、父亲和威尔玛甚至一起照过一些照片——肖莎娜的父母亲也在上面——不过，母亲和威尔玛总是望着不同的方向。

第二部　改变犹太人的历史

第三章　戈尔达·梅尔

慕尼黑惨案发生时阿弗纳正在巴黎——跟当时的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他也守候在电视机前。他飞回以色列时，正值受害人下葬。虽然这是一次隆重的国葬，但总理戈尔达·梅尔却没有来。她的姐姐刚刚去逝。她为什么没来，官方公布的原因是由于悲痛过度。而有些以色列人却怀疑，她是怕人家在葬礼上向她吐唾沫或者扔石头。把这场悲剧归咎于她几乎没有什么道理，但国人的悲痛和愤怒史无前例。

阿弗纳几乎还没有在以色列待到二十四小时就被派到了纽约，执行一次不太重要的送信任务。通常，他对这样的旅行是心怀期待的，但是这一次他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在纽约感到很不安，周围全是漠不关心的美国人。星期五那天，也就是恐怖分子袭击奥林匹克运动员两周后，阿弗纳终于可以回家了，他感到很高兴。

跟往常一样，他带回来很多廉价的纪念品——给肖莎娜买的T恤衫、给母亲和肖莎娜的家人买的钥匙扣和盐瓶。就连那只牧羊犬查理，他也给它从纽约带回了一盒供它咀嚼的牛奶制成的骨头。肖莎娜和阿弗纳非常喜欢查理。查理是他们结婚时阿弗纳以前的一个战友送给他们的礼物。这个战友记得他曾经谈起过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宠物波比。波比也是一只德国牧羊犬。

飞机着陆时天色已晚。阿弗纳一直想着带肖莎娜出去吃晚饭。但在以色列，星期五太阳落山之后你是买不到什么热东西吃的。所以当他看见部门的头在机场迎接他时，他不太高兴。

“这趟还行吧？”部门的头问道。

“还行。”阿弗纳说。上司来机场接他并不常见，除非他们正好在那里有其他事要办。“有什么重要事情吗？我想在天黑之前赶回家。”

“当然可以。”这位上司说。“我来只是告诉你，明天别作其他安排。九点钟有人会去你家接你。”

“有什么事吗？”

“我不太清楚。”对方回答道。“九点钟准备好就是了。”

阿弗纳不高兴了。“噢，”他说。“我累得都快散架了。我飞了十二小时，想好好睡一觉。”

“那就去睡一觉。”他的上司说。“谁让你不睡觉了？”就说了这么几句。

第二天早晨，阿弗纳差不多把这场对话忘了，已经把游泳裤放在一个包里了——在特拉维夫，星期六大家都会去海滩——他突然想起来了。“算了吧。”他对肖莎娜说。“我不能去了。他妈的，现在快九点了。再过两分钟有人要来接我。”

跟往常一样，肖莎娜什么也没问，她甚至没有表现出失望的神情。她只是端着杯子站在一旁。阿弗纳既想喝咖啡，又想系鞋带。

九点过一分，楼下的门铃响了。阿弗纳一边扣衬衣扣子，一边咔哒咔哒地走了两段楼梯，从二楼上下来。在门口，他停了一下，认出了门廊里的那个人。他们有过点头之交。那个人跟他一样，是个负责安全的特工。只是，他的任务长期不变，他是“穆萨德”的头头、老板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司机。

阿弗纳首先想到的是，一定是搞错了。

“你按我的门铃了？”他边问边摸索着衬衣的最后一颗扣子。那个司机点点头，替阿弗纳一直把门开着。然后他跟着他走到大街上，打开停在围栏边的汽车的门。坐在后座上的是扎米尔。

阿弗纳迟疑不决。

“进来吧，进来吧。”将军一边说，一边向他不耐烦地挥手。

阿弗纳钻进车里，在“穆萨德”组织的头头旁边坐下来，思绪一片混乱。他以前见过扎米尔两次。一次是训练的时候别人把他和另外一些年轻特工介绍给他。另一次是在飞往罗马的飞机上。当时扎米尔是乘客，阿弗纳是空中警官。这次他们甚至还说了几句话。

现在扎米尔就坐在汽车里，他的旁边！就像上次一样。

以色列是个平等、不拘礼节的小国。尽管阿弗纳感到吃惊，但他还不至于像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低级特工发现自己坐在约翰·埃德加·胡佛局长旁边那样惊讶。在以色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和职业距离比其他多数国家都小。他们都是犹太人，一起划着同一条船，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

汽车沿着哈玛斯革街行驶着。驶过德瑞克基布兹后，掉头向东，向高速公路驶去。“我们去耶路撒冷。”扎米尔说。

阿弗纳点点头。此时问什么问题都没用了。他很快就会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这时一个念头掠过他的脑际，他也许犯了什么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一定很严重，因为扎米尔都亲自出面了。阿弗纳想不出自己什么时候犯过这么严重的错误，所以并不紧张。

那个星期六早晨，通往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空旷无人。9月末的阳光仍然灼热难当。他们从特拉维夫出发，半个小时后，汽车驶入耶路撒冷周围的丘陵时，天气明显变冷了。阿弗纳喜欢耶路撒冷丘陵中那条蜿蜒曲折的公路，稀疏的树林，被风雨侵蚀的岩石。柔和、干燥的空气使他想起欧洲那些活泼、轻快的夏日。高速公路上点缀着“三明治”残骸——它们是由国产盔甲保护起来的卡车。在独立战争期间，这些卡车保证着耶路撒冷与全国其他地方之间的供给线的畅通。当年卡车穿过阿拉伯人广阔的疆城时常常受到游击队员的袭击。今天以色列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遗物。大多数以色列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不会多看一眼，然而对阿弗纳的影响却很大。

扎米尔似乎很友好，但心不在焉。在车上，他除了问了问他父亲的情况之外没有说很多话。阿弗纳对此已经习惯了。父亲被捕审判后成了名人，几乎跟埃利·科亨一样出名。有人曾撰文论述他对以色列的功绩，甚至还出过一本书。当然，写这些东西的人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也没有提到他的个人感情问题。他众所周知的那个名字并不是他在雷霍沃特生活时用的那个名字。不管怎么说，阿弗纳在部队时也把名字改了。

“他还好。”他回答道。“身体还过得去。”

那位将军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