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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慕尼黑惨案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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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1页)

难性的。阿弗纳及其队员对这两点尤其忌讳。在训练中,这两个错误高于一切,绝对不能犯。

使他们感到震惊的第二个原因,是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第一次深切地感到,要把一件事搞砸是多么容易。他们读着报纸上的报道,感觉就跟赛车新手第一次撞车一样。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在那些人身上——毫无疑问,那些人跟阿弗纳及其同伴们一样,也是训练有素和经过认真选拔的——那也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不是一个在挪威的监狱里待几年的问题——相比之下,这不算什么——而是,用卡尔的话来说,是在十分钟之内从英雄变成狗熊的问题。这太可怕了。

还有第三个原因。

就是,还有别的突击队。乍看起来,抱怨不该有别的突击队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们对这些恐怖头子没有独占权。也没有人向他们承诺,只有他们才有暗杀这些人的权利。伊弗里姆显然没有这样说。卡尔问他的时候,他只是说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战争,不是游猎,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客人都有权利把分配给自己的恶人放进自己的包里。如果阿弗纳还在部队的话,他一定会和其他部队并肩作战,不会反对毗邻的部队向同一个目标开火。不仅不反对,相反还会心存感激。

但这次行动不一样,有些特殊。一想到还有别的突击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就非常担心。谁知道为什么?这种担心无法用语言描述。不管怎么说,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听了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以后,阿弗纳就情不自禁地想,还有多少人被带进过戈尔达·梅尔的公寓?总理还搂着多少人,要他们记住这个时刻,告诉他们,他们现在已成为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还有多少“野客”心里装着她的声音以及跟她握手的那一幕,冒着生命危险满世界跑,以为自己在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呢?而实际上他们跟其他人一样,只不过是个卒子而已。跟戈兰高地上那些在坦克里挥汗如雨的笨蛋一样。

但他们是士兵。士兵操心这样的事情难道不丢人吗?沉默片刻之后,汉斯说话了。他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得了吧,伙计们。记住,我们不是电影明星。”

虽然不是电影明星,但……

为什么那些加西里亚人要把同样的目标给挪威的突击队?难道恐怖分子不够?还是一定要让他们去杀萨拉米?也许他们给每个突击队的名单都是一样的!在特拉维夫,他们可能甚至不知道哪个恐怖头子是哪个突击队干掉的——这个想法在阿弗纳脑海里一闪而过时,他感到一阵剧痛——有没有这种可能?伊弗里姆曾经说过:“我看报纸就会知道。”罗马、巴黎和尼科西亚的工作是不是都成了别人的功劳,有没有这种可能?

不,不可能。毕竟在贝鲁特袭击之前,他们在日内瓦见过伊弗里姆。当时他们把截止到那时所做的工作都告诉他了,所以他知道。但对他也许没有关系。问题就在这里。

为什么要跟伊弗里姆有关系呢?这不是阿弗纳自己搞出来的问题吗?

当他想做个好士兵时,难道这些忧虑不能在他感到害怕时成为他感到“理想破灭”的借口吗?事实不就这么简单吗?他头脑中那些关于徒劳无益的想法,关于没有什么意义的想法,关于没有得到足够认可的想法,关于一定要分享荣誉的想法,都是为了掩盖他胸口上的压力。他之所以找这些理由,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害怕了。事情的起因就在这里:懦夫总在为自己的怯懦找借口。难道不是吗?

正是这个想法让阿弗纳感到震惊。然而却是事实。不管怎么样,上战场是最好的选择。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事情就简单多了。跟其他人一样,做个士兵,现在国家最需要的就是普通士兵。在公开的战场上,用枪面对面地射击。第一个登上一座小山,第一个把手榴弹扔进敌人的碉堡里。战斗。只有参加战斗,才能表明他不害怕。只有参加战斗,才能治愈他胸口上的一切毛病。

在纽约,人们骚乱不安。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以色列的战争非常残酷,实际上,成千上万的人——以色列的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以及与犹太人无关的美国人——都准备乘飞机到特拉维夫助一臂之力。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这些人在战争中没有多大用处——他们的愿望是好的——还会占据那些真正能帮得上忙的人的位置。尽管机场的官员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应付混乱的秩序,但仍然很难。人们还得到消息,埃及军队跨过苏伊士运河,建立了桥头堡,在几个地方还成功地渗透进“莱克希肯”——在以色列被占领土上的一条沿着运河的南北主干道——形势非常危急。

阿弗纳决定不玩游戏了,这次他用的是以色列精锐部队后备役军官的护照。这样可以保证他在下一班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有一个座位,同时,如果以后有什么影响,也便于处理。实际上,他认为不会有什么影响。跟葛拉出生时回特拉维夫不一样,这次很显然是紧急情况,不会因为没有得到明确指示就回以色列而受到责备。自己的国家是那么小,用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胜利与失败之间的距离是那么小,所以,不言而喻,每个以色列人在战争时代都应该这样做。即使以后因为回去而受到谴责,阿弗纳也指望会因为这一点而得到原谅。

他甚至连机场都没有出,只给肖莎娜打了一个电话,让她来机场见他。她带着十个月大的葛拉来到机场。葛拉看起来不仅像个人,而且像个小女孩了。阿弗纳第一次对她有了一点感觉,而不再是冷漠的好奇。这是他的女儿啊!他吻了她,也吻了肖莎娜,并让她给特拉维夫的一个朋友打个电话——以色列的电话几乎打不通——让他开车去机场接他。他所在部队的总部就在海法的南边,离他要降落的洛德机场开车只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跟许多以色列人一样,阿弗纳打算开着私家车奔赴战场。

巧的是,正是开车上战场这个想法使他陷入了麻烦。飞机飞行顺利,在洛德机场降落时,他的朋友正带着车等他。阿弗纳和朋友相互拥抱之后,接过钥匙,把手提箱朝后座上一掼,几分钟以后就上了通向海法的高速公路。还没开到一英里,一个穿着警服、不苟言笑的漂亮女孩挥舞着旗子把他拦了下来。

“怎么了?”阿弗纳迷惑不解地问道。他没有超速啊。

“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那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问道。

阿弗纳一时搞不清她在说什么。他终于想起来了。当然!急着给阿弗纳送车,他和他的朋友都忘了一件事。由于以色列汽油紧张,结果就有了一套令人费解的做法。贴着某个标签的汽车只能隔一天才能上公共道路。那个星期天,阿弗纳那辆车不能上公共道路。

在战争时期的以色列,这是严重犯罪。申辩也没有用。那个女警察立即把他带到地方法庭。坐在桌子后面、满身散发着光辉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加里西亚人,白色的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阿弗纳极力为自己辩解。他说他一直在国外,是个预备役军官,正朝自己的部队赶,去参加战斗。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感到抱歉,因为一直在国外,没有想起来等等。请现在就放他走,行吗?

那位地方法官似乎同情他。“去吧,回你的部队去吧。”他说。“但有个条件,交了罚款才能走。”他确定了一个数目:两百以色列镑,不多。但阿弗纳身上根本就没有以色列币。

“能不能过一段时间再交?”他问道。

那个加里西亚人看着他。

“过一段时间?”他问道。“你一定是疯了。你去打仗,是不是?如果你在战场上被打死了,谁给你交罚款?”

阿弗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哦,他想,回家真好。

对阿拉伯世界的爱国者们来说,以色列的灾难日就是他们的欢庆日。以色列建国二十五年来,阿拉伯人几乎没有打赢过一场战斗,更别说战争了。1973年10月7日,埃及军队成功跨过苏伊士运河,他们欢庆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还是失去的荣耀,甚至大丈夫气概的回归。不仅仅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比喻,而且是一种深深的真实的情感。比如,在“赎罪日之战”结束一年以后发表的一首诗中,叙利亚游唱诗人尼扎尔·卡巴尼描写了得知阿拉伯勇士们跨越运河后做爱的情景:

你注意到了吗

我是怎样溢满了我所有的河岸

我是怎样像河水一样将你覆盖

你注意到了吗我是怎样纵情于你

仿佛我是第一次见到你一样。

你注意到了吗我们是怎样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