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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王敏清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抢救现场的医生，只有北京医院的、中南海保健处的和我这个中央保健局的，再没有别的单位的。我可以负责地说，‘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的说法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对此，除了我之外，当时在场的钱贻简大夫也可以作证。”

王敏清跟着胡耀邦乘的救护车，一起到了北京医院。他亲自把胡耀邦送进了病房，并和医院方面共同做了安顿医护的部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又在胡耀邦的病房逗留到临近晚上7点，才离开医院。

在此后的4月9日、10日，王敏清都到北京医院去看望胡耀邦，了解病情。他说通常的情况下，病人在医院安顿好了，是不需要中央保健局局长一而再地到病房去看的，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非同一般，况且胡耀邦的孩子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他一定要亲到病房看望。

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连续三天病情稳定，按说短期内就没什么危险了。三天后，王敏清因有公务，离开了北京前往广东、海南出差。然而就在4月16日晚，正在海南的王敏清，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于15日不幸逝世的噩耗。

听着广播，王敏清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在他的印象里，胡耀邦是那样的精力充沛、富有活力。在此次抢救之前，王敏清就从未听说他住院治疗过什么病症。特别是在王敏清离京时，他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立刻购买机票，赶回了北京。到京后，他随即去北京医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况，医生们告诉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没能绝对地卧床静养。这和胡耀邦的性情习惯有关，他不容易静下来。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动，大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医生们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但胡耀邦总想下床，特别是他对在床上由别人帮助解手极度不习惯，非要上卫生间大、小便，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4月21日，王敏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研究胡耀邦治丧活动问题的会议。在那些日子里，王敏清的心情十分沉重：对自己熟悉和敬重的父执胡耀邦，本应替代他不在北京的孩子们更多地在他身边守候，可自己偏偏因事外出了。王敏清后悔得无以复加。

当胡耀邦遗体化妆完毕，进行火化之前，王敏清专门来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久久伫立在胡耀邦遗体旁，阵阵哀思涌过心头。在他的家中，笔者看到那张他和化妆师，俯身在胡耀邦身边致哀的照片。

1990年春，61岁的王敏清从保健局局长位置上离休。回溯走过的历程，胸襟恬静而坦然。他一字一板地对笔者说：“我很明白，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并不是我有多么了不起。我仅仅是个内科大夫，能力有限。做保健工作数十年，主要靠组织上的支持与信任，靠专家、教授以及同事们的帮助与配合。而我自己则是始终堂堂正正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无论顺境、逆境之途，荣辱、压力加身，我从不做愧疚之事。所以我做事让人放心，自己也甚感欣慰。”

几十年过去了，经历了坎坷、经历了动荡、经历了荣誉，他的心境依旧平静如水，无怨无悔。“这是不是好人一生平安？”王敏清如是说。

一些熟悉王敏清的人对他说：“你从25岁开始，就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医疗保健工作，这一辈子尽为大官们服务了。现在下来了，也该为老百姓服务服务吧！”于是，人们经常可以在有益于社会保健事业的各项活动中，看见王敏清那依然充满活力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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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党内农业和农民问题专家

毛泽东曾评价说：王观澜在我们党内是懂得农民与土地问题的。

综观王观澜一生，自幼出身于贫苦农家，从青年时代起，便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到农村和农民当中搞调查研究，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多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农###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长期深入农村实际，调查研究，参与了党的许多重大土地和农村政策的制定，尤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土地和农村政策的制定做出过巨大贡献。

建国后，王观澜一直在党和国家的农业领导岗位上工作，后又任国家权威农业教学和研究机构——中国农业大学的领导职位。数十年间，他以发展中国农业为己任，深入调查研究，讲求事实求是，从不跟风看人，一心只为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寻找可持续发展、致富的理论和光明出路。他在农业领域有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建树，被公认为党内的农业和农民问题专家。

边办报边从事农民运动

1、一边主办《红旗报》，一边从事农###动

王观澜1906年出生在浙江临海县的一个贫苦家庭，很小就在外放牛，做农活，9岁才读私塾启蒙，16岁以优异成绩考取临海县第六师范学校，在校读书时不满社会的黑暗，接受进步思想，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观澜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开始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军政班学习军事，1929年初，王观澜由组织决定，转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大”）学习，担任特别二班班长，他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积极参与斗争，王明怀恨在心，污蔑他为“托派嫌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清党后“中大”停办，王观澜被分配到莫斯科的列宁学院学习，不久，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选派一部分学员学医，周恩来亲自决定了学医人员，王观澜是其中之一。王观澜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后，又到莫斯科的红军医院学习。4个月后，他又被派去学习印刷技术，成为有多种技能的人。

1930年12月，王观澜奉党组织召唤，秘密回国，到上海与党中央接上了关系后，前往中央苏区工作。1931年初王观澜来到闽西苏区永定的虎岗乡，被任命为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长，兼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机关党委书记，《红旗报》编委会主任，主编特委的机关报《红旗报》。

《红旗报》的驻地在永定的虎岗乡，是闽西苏区政治、军事中心。四周山峦环抱，数十里的平坝上，散落着几个自然村，虎岗是其中一个较大的村落，约有300多户农家。

王观澜除了负责主编《红旗报》外，还经常到虎岗的村庄里了解情况，当他发现一些乡村政权仍把持在地主豪绅手中，农民敢怒不敢言时，便向特委做了汇报，经研究决定，帮助农民，进一步发动土地革命。

王观澜和几位同志一起来到虎岗乡村，继续发动贫苦农民，让他们切实分得土地和财产，掌握政权，同时还帮助新得到土地的农民，开展犁牛合作和劳动互助。在他主编的《红旗报》上，曾对闽西农村的土地革命斗争情况，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报道。

正是由于王观澜能深入到农民中间，了解农民的疾苦和实际需求，因此他总能反映农民的心声，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爱戴。王观澜深知农民问题是事关革命成败的大事，解决好农民问题直接关系到革命政权的稳固。因此，他愈发对农民问题感兴趣，给予了不同于常人的关注，写下更多的报道。王观澜的这些报道，受到了同样关注农民问题的毛泽东的注意，他看后给予了赞扬。

在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中，敌人从三面包围了虎岗，根据地后方又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形势很危急，特委派王观澜带领一排武装，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很快控制了局面，为首的坏人闻风而逃，被蒙蔽的群众才被唤醒。在王观澜的领导下，紧急改组了县游击大队，后方根据地方转危为安。为此，他7天7夜没能安睡。

王观澜在闽西期间，恰是闽西特委在“左”倾思潮影响下，“肃反”达到了狂热化的地步，大批党内同志被打成了“社会民主党”分子，被抓或遭杀害。《红旗报》编辑部除王观澜外，其余人都被逮捕，他也被列为怀疑对象。

对“肃反”的扩大化，王观澜始终持有自己的看法，当他奉命押解30多名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到后方接受处理的过程中，他和其中多人进行了个别谈话，了解实情，细致甄别。最后他认为，这些人中间，大部分是我党的好同志，还有的是党的优秀骨干。因此当其中一些“犯人”逃跑时，王观澜下令不要追赶。那些没有逃跑的“犯人”，后随部队转移，经再次甄别后，陆续得到了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