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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的日期是星期四早晨。

亲爱的格兰特先生：

或者我该叫探长？噢，是的，我知道，没花多长时间我就查出来了。我那优秀的穆罕默德，是一个比维多利亚地区那些善心的外行们更出色的侦探。不过我就不提你的级别了，因为这是一封社交信函。我写信给你，是作为一个卓尔不凡的人写给另一个值得他注意的人。实际上是因为，你是唯一一位曾让我涌起过片刻钦佩感的英国人，所以我把这些实情向你，而不是向报纸和盘托出。

当然，因为我确信你也对此感兴趣。

今天早晨，我收到一封来自我的追随者保罗·金赛休伊特的来信，通知我他在阿拉伯半岛的发现。信是应他的要求，从《晨报》寄出的，预计明天早晨发布这则消息。这份谦恭让我很感谢他。真是讽刺，应该是那位了解山谷存在的年轻人肯里克启发了他。当肯里克在伦敦时，我见了他很多次，在他身上我没有发现任何值得享有如此伟大命运的特质。他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年轻人，愚蠢地驾驶着一个呆板的新发明，穿越沙漠来打发日子，而这里只有兼具耐力和决心的人才能征服。他有一个完整的计划，通过我来提供运输，他带我去找那个他的发现。不过那当然很荒谬。我的生活和我在沙漠上享有的名望，不是靠一个来自朴次茅斯小街中的仪表板看守人带我发现的，不是提供交通，雇用骆驼，给其他人提供方便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因为气候灾难和地理意外，偶然撞见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发现，并将因此获益，而这些让别人不惜牺牲生命去探险。这让我无法想象。

就我的判断而言，这个年轻人唯一的美德就是有自制力（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兴趣浪费在一个如此无趣的人身上）。当然，别误解，这种自制力是指在说话方面。从我的观点看，让他这个具有自制力的人继续严把口风非常重要。

因为他准备四日在巴黎见另一个同事（可怜而又美丽的鲁特西亚，被野蛮人永远地破坏了），所以我只有不到两周的时间来谋划这事。事实上，我不需要两周。如果需要，两天我就能达到目的。

我曾乘坐夜车前往苏格兰旅行。夜里我醒着写了些信件，当火车抵达第一个停靠点克鲁郡时，我把它们寄了出去。我寄完信，站在站台上张望，我想离开火车却无人察觉是多么容易。乘务员下车迎接晚到的旅客，然后就去忙自己的事情。当行李被装上远处的行李车厢时，火车会在这个空无一人的站台上等待很长时间。如果有人想无人知晓地旅行到此，他就可以下火车，却没人知道他曾上过车。

这段记忆是我灵感的两个支柱之一。

第二就是我拥有查尔斯·马丁的证件。

查尔斯·马丁是我的机修师，是我曾雇用过的唯一一个欧洲人和唯一一个技师。在我最不成功的一次探险中，一次半机械化的探险中，我雇用了他，因为我的阿拉伯人没人熟悉机械（虽然学起来很快，唉！）。他是个令人讨厌的人，除了内燃机什么都不感兴趣，还逃避他的那份营地责任。当他在沙漠中死去时，我一点也不难过。那时我们已经发现，车辆是个累赘而不是帮手，决定丢弃它们，所以马丁已经失去了作用（不，他的死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在这件事上，是上帝自己在清理垃圾）。没人索要他的证件，因为是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的旅行，所以我们不会再回到雇用他的那座城市。他的证件就放在我的行李中，我和其他人都不感兴趣，随后和我一起返回了英格兰。

当我需要让肯里克这个年轻人缄默的时候，我想起了它们。肯里克看起来和查尔斯·马丁挺像。

肯里克计划返回东方工作，等我来找他会合，然后我们再一起出发去探险。他常常来布里特巷看我，讨论路线，对他未来的成功沾沾自喜。当我看见他坐在那儿，喋喋不休地说着废话，我感到很可笑，因为我已经准备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送他升天。

肯里克准备搭三号的夜间渡轮去巴黎。他好像很喜欢坐渡轮，会特意走很多英里的路去搭方头浅平底船过河，而实际上距离他所在的地方几码远就有一座桥可以通过。我想，多佛渡轮他坐了有两百次。当他告诉我已经订了一张火车渡轮的卧铺时，他一走我就打电话，以查尔斯·马丁的名字订了同一天晚上去斯库尼的卧铺。

当我下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建议，因为同一天晚上我要去苏格兰而他要离开去巴黎，他可以把行李（他只有两个行李箱）放在维多利亚站的寄存处，提前和我在布里特巷吃个饭，然后在尤斯顿站给我送行。

他总是很高兴地赞成我的任何提议，而这次，我知道他也会同意。我们一起吃晚饭，有饭、肉饼和杏子菜（需要很长时间烹煮，才能让杏子入味），这道菜是穆罕默德教卢卡斯太太做的。然后穆罕默德开车送我们去尤斯顿站。在尤斯顿站，我派肯里克去取我的卧铺票，而我继续往前走。等到肯里克来找我时，我已经找到了卧铺房间，并在站台上等他过来。如果他偶然问我为什么用查尔斯·马丁的名字旅行，我就托词说因为我的知名度，所以才要隐姓埋名。但是他对此毫无疑问。

当看到乘务员是老酸奶时，我感到上帝也站在我这边。你不了解老酸奶，在他整个生涯中，就没对任何乘客感兴趣过。他当班的主要目标就是尽早回到自己那间难闻的小房间睡觉。

还有不到五分钟列车就要出发了，我们站在那儿聊天，门半掩着，肯里克面对着走廊。不一会儿，他说他最好下车，不然就要被载到高地去了。我指着在他旁边卧铺上的小旅行包说：“如果你打开包，就能找到我给你准备的东西。请收好这个纪念品直到我们再次见面。”

他简直是怀着孩童般的渴望，弯下腰打开了两个锁。这个位置很完美。我从口袋里拿出最称心如意的武器，它是人们为了杀死偷袭的敌人而发明的。沙漠之国的原始人，没有刀没有枪，但是制作了沙球。一块碎布和一小把沙子，就能让颅骨像鸡蛋壳一样破裂，而且很干净，没有血或挣扎。他发出了一阵小声的嘟囔，向前倒在了旅行包上。我锁上门，看他的鼻子是否流血，没有。我把他拖下床，捆起来塞到床下。这是我唯一的失误。床下有一半的空间都被一些从未移动的东西占据，而他身材瘦长，膝盖怎么也推不进去。我脱掉外套，把它扔在床上，用以盖住他的腿。我这样安排，不但能遮住腿，而且看起来很随意。汽笛响了，我把去斯库尼的车票露出一半和我的卧铺票，一起放在了酸奶可以看见的镜子下的小架子上，然后我就去了走廊里的卫生间。在送别的时候，没人会对其他事情感兴趣。我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等待着。

大约二十分钟后，我听见连续的关门声，那意味着酸奶在巡视。当我听见他在旁边那个卧铺房间时，我就开始大声地洗手。不一会儿，他便敲门问我是不是B7的乘客。我说是的。他通知说已经找到了我的车票并取走了。我听见他走进旁边的车厢，还有关门的声音，我便返回B7锁上了门。

那之后，我有完全不被打扰的三个小时来把一切布置得无懈可击。

亲爱的格兰特先生，如果你曾想找个肯定不被打扰的地方，给自己买一张去苏格兰北部的卧铺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乘务员巡视后的卧铺房间那样安全不被打扰，甚至连沙漠也比不上。

我把肯里克从卧铺下拉出来，将他的头在洗手盆的边缘摩擦，然后把他放在床铺上。我检查了他的衣服，让我很满意都是来自世界各地。他的内衣好像是印度洗的，他的西装是在香港做的，他的鞋来自卡拉奇。他的表是便宜的金属表，没有姓名没有缩写。

我把他口袋里的东西拿走，放入查尔斯·马丁的书和东西。

他还活着，不过当我们驶过拉格比几码远后，他就停止了呼吸。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布置现场，就像戏剧里说的。我想我没有任何遗漏，是吗，格兰特先生？细节处理得很完美，甚至是洗手盆里的碎发和他弄脏的手掌。在我留下来的旅行包中，装了几件我自己的旧衣服，很破旧，洗了很多次，是他会穿的那种款式，那些法语物品是我自己的东西：一本小说和一本《新约全书》。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东西，酒瓶。

肯里克的脑袋非常硬实。当然，我是指喝酒，怎么喝都不醉，不是指沙袋袭击的结果。晚餐时，我就让他喝威士忌，还给他一杯辞别酒，量大到谁看了都会退缩。他看见半杯纯威士忌也有点疑虑，不过，就像我说的，他总是急于取悦我，所以没有推脱就喝了。他仍然很清醒，或者说至少表面看起来是清醒的。但是，当他死的时候，血液和胃里都充满了威士忌。

我布置完他的卧铺房间后，那里也充满了酒气。当克鲁郡的灯光出现时，我进行了最后一步。我把只剩一半酒的酒瓶放在地上，让它在地毯上来回滚动。火车慢下来时，我就打开门，随后关上门走了。我一直走到离B7有几个车厢远的地方，才停下来若无其事地看着站台上的来来往往。我随意地下了火车，走上站台，慢慢地溜达。我戴着帽子，穿着大衣，所以不像乘客，没人注意到我。

我搭午夜的火车返回了伦敦，凌晨三点半抵达尤斯顿站。我兴奋地一路走回了家，就像是行走在空中。我进了屋，踏踏实实地睡到了七点半穆罕默德进来叫我的时候。他提醒我，在九点半有个约会，要招待百代电影公司的代表。

直到你来拜访我，我才知道，在他的大衣口袋里有一份写着潦草字迹的报纸。我承认，自己有一瞬间感到很惊慌，因为我本该把所有东西都检查一遍，但是很快我就释怀了，那是可以被原谅的疏忽。无论如何，那都无法危及我无与伦比的成就。我让他留着那件破衣服，也是有意布置的。就算那证明是肯里克的笔迹，也不会引起当局的兴趣，因为那个年轻人已经被认定是查尔斯·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