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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股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大部。三股势力为教义和权力争斗不休。在穆罕默德去世后谁是先知真正继承人的问题上，伊斯兰内部也迅速分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敌对阵营便是逊尼派（Sunnī）和什叶派（Shī？a）。后者力争只有阿里（先知的堂弟和女婿）的后代才有资格成为哈里发，而前者则极力寻求更广泛的选择。

因此，尽管穆斯林已经靠着宗教关系建立起一座将美索不达米亚与北非地区、兴都库什山脉与比利牛斯山脉连接在一起的桥梁，但各方仍找不到一个广泛的共识。同样，对宗教信仰的宽松政策也半途而废。尽管在此前某些时段曾有过容忍其他信仰的做法，但到后来也不乏残忍迫害和强迫改教的做法。穆罕默德去世后的一百年里，穆斯林并未全要求当地人皈依，但没过多久，官方便极力规劝那些生活在穆斯林封建君主统治下的人们转投伊斯兰教。其手段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宣传和福音传道。例如在8世纪的布哈拉，总督宣布，凡在星期五祷告中到场的人均可得到高达两德拉赫姆的奖金，旨在吸引穷人接受新的信仰，尽管他们根本读不懂阿拉伯文的《古兰经》，在祷告时还必须告诉他们该如何做。

罗马和波斯之间的激烈冲突，导致了一连串令人瞠目结舌的意外结果。就在这两大古代势力舒展筋骨准备最后一搏的当口，很少人能预计到，远方的阿拉伯半岛将自立门户、一跃而起，并将前面两者取而代之。那些受穆罕默德启示的人继承了整块领土，建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帝国，一个将两河流域的灌溉技术和农作物引进到伊比利亚半岛的帝国，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跨越数千英里的农耕革命。

穆斯林的征服行动创造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以及一个自信、开放、热衷发展的经济巨人。繁盛富足，没有政敌，没有宗教对手，这是一个真正的、靠着讲规矩就能取胜的地方，一片商人能够致富、智者得到尊重、异见可以陈述和争论的世界。麦加山洞中那个毫不起眼的开端，居然孕育出一个全球性、多样化的乌托邦。

生在伊斯兰帝国边疆甚至更远处的壮志男儿，像蜜蜂逐蜜一样聚集在丝绸之路上。无论是意大利的沼泽之地，还是中欧大陆或者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不足以吸引年轻人前去建功或赚钱。在19世纪，西方和美国是年轻人成名和致富的地方，但一千年以前，年轻人的目光聚焦在东方。比如，有一种来源充足、市场成熟的产品，就值得那些想要一夜暴富的年轻人为之奋斗拼搏。

第六章

皮毛之路

在其巅峰期，巴格达是一座炫丽辉煌的城市。公园、市场、清真寺、公共浴室，还有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使这座城市成为“豪华镀金装饰的、悬挂着华丽挂毯和丝绸锦缎”的殿堂之都。客厅和迎宾室布置得“轻盈雅趣。沙发精致华丽，桌台昂贵无比，室内点缀着成色绝佳的中国花瓶和无数的金银饰品”。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岸边满是宫殿、华亭和花园，都是贵族阶层享受的场所；“河面上有上千只小船，个个插着小旗，跃动在河面上如阳光飞舞，将巴格达城内寻乐的人们从一个景点带往另一个景点”。

热闹的集市、宫廷及民众的富裕程度及购买力，都让这座城市充满魅力。繁荣的景象并不局限于伊斯兰世界内部，穆斯林的征服行动开辟出延伸至四面八方的贸易通道，将货物、思想和人群都聚集到了一起。对某些人来说，如此大规模的扩张也带来了某种焦虑。公元9世纪40年代，哈里发瓦提克（al…Wāthiq）派出探险队，调查他假想中食人族突破一座城墙的情况，传说这堵城墙是万能的神为抵御野蛮人而建的。探险队在一个叫萨拉姆（Sallām）的顾问带领下，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考察，发回了关于城墙现状的报告。他汇报了城墙维护的所有细节：保护城墙可是件大事，一个值得信赖的家族专门负责日常检查，他们每周用锤子敲击城墙两次，每次敲三下并倾听声响，以确保安全。“如果你把耳朵贴在城门上听见蜂巢般的沉闷声音，”一个人汇报说，“那就说明平安无事。”检查的目的是让可能怀着恶意而来的野蛮人知道：城墙有人看管，谁也别想通过。

有关城墙检查的描述如此生动细节，就连某些历史学家都相信这次城墙调查活动是真实存在的，那堵城墙指的也许就是玉门关——从敦煌以西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事实上，关于世界毁灭者来自东方山脉之外的这种想象，源自《新约》《旧约》和《古兰经》的描述。无论萨拉姆是否真的做过探险旅行，边疆以外的威胁一直都是存在的。世界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秩序和文明均占据上风的雅利安世界；一半是混乱不堪、无法无天、危险异常的图兰（Turan）世界。去过草原地区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留下了大量记载，清楚地表明那些生活在伊斯兰世界之外的人行为古怪，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略显奇巧，但总体来说比较危险。

当时最著名的使者之一叫伊本？法德兰（Ibn　Fa？lān），他曾在10世纪初应伏尔加保加尔人（Volga　Bulghār）首领的请求，被派往草原地区解释伊斯兰教义。伊本？法德兰说，该草原部落——他们的领土跨越里海北部伏尔加河（Volga）与卡马河（Kama）交界处——的首领层都已经成为了穆斯林，但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了解尚处于入门阶段。伏尔加保加尔人的首领表示愿意建立一座清真寺并进一步学习穆罕默德的启示，但事实很快证明，他只不过是想寻求援助，以对付草原上的其他部落。

相较之下，反倒是北上旅途中的见闻让伊本？法德兰深感困惑、吃惊和恐惧。游牧民族的生活漂泊不定，与巴格达和其他地方的都市文明截然不同。古兹（G？？uzz）是伊本？法德兰遇到的第一个部落。“他们住在临时的毡帐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便会重新搭建。”他写道，“他们生活贫困，如同流浪狗。他们不敬神，做事也不求诸理性。”他还说，“他们在大便和小便后并不清洗……（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怎么用水，特别是在冬天。”女人不戴面纱。一天傍晚，法兰德一行和几个部落男人坐在一起，其中一人的妻子也来了。“我们说话的时候，她竟当着我们的面在私处抓痒。我们用手遮住脸，私下念着‘上帝保佑’”。她的丈夫只是对这些外来人的大惊小怪报以大笑。

草原部落的宗教信仰无奇不有：有的部落崇拜蛇，其他部落崇拜鱼；还有人崇拜鸟，因为他们相信鹤群的到来能让他们在战争中获胜；有一些人还在脖子上挂一个木制的阴茎，出远门前会亲吻几下，以求好运。巴什基尔部落（Bas？？gird）是臭名昭著的野蛮人，他们以敌人的头颅为战利品并携带着四处炫耀，他们的习俗令人难以接受，包括吃虱子、吃跳蚤。伊本？法德兰曾看见有一个人在衣服上找到一只跳蚤：“用指甲挤死后吞到口中，然后对我说：味道好极了！”

尽管草原上的生活令伊本？法德兰这样的外人难以理解，但游牧民族和坐落在他们南部的定居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伊斯兰教在部落之间的广泛传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他们对待信仰的态度显得有些反复无常。比如说在古兹部落，人们声称自己信奉穆斯林，也能在恰当场合念出虔诚的祈祷，“以便给同行的穆斯林留下良好的印象”，法德兰说。但他也注意到，这些信仰往往只是流于表面。“如果一个人遇到了不公，或是遭遇意外，他会仰头向天，念道bir　tengri”，也就是说，他祷告的对象不是真主安拉（Allah），而是腾格里（Tengri），即游牧民族的天神。

事实上，草原部落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从未统一，受到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各种其他宗教的影响。各种宗教交杂在一起，形成一种难以拆解的混合性世界观。这种飘忽不定、适应性强的信仰观，部分是由一些新派穆斯林圣者以传教士的身份带来的。这些神秘主义者以苏非派（sufi）著称，他们游荡于草原部落，有时不穿衣服，只戴一副动物的犄角；他们给动物治病，以怪异的行为和喋喋不休的虔诚说教吸引人们的注意。他们似乎在劝说人们改变宗教信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地将散布在中亚各地的萨满教祭司和泛灵论者都收揽到了伊斯兰教帐下。

发挥影响的还不只是苏非派。其他来访者在传播宗教方面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份有关伏尔加保加尔人改教的记录表明，一位过路的穆斯林商人治好了部落首领及其妻子久治不愈的怪症。他们承诺，如果痊愈，他们就信仰他的宗教。商人给他们开药，“然后病好了，他们和所有部落的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是个典型的皈依案例，即先由首领和他亲近的人接受一种新的宗教，再大规模推广到部落。

为宗教信仰开辟新的领土确实能让地方统治者赢得荣誉，不仅会得到哈里发的赏识，而且在当地也能获得一定的声望。比如说，布哈拉的萨曼王朝（Sāmānid）就曾热衷于推崇伊斯兰教。他们采取的方式之一是借鉴佛教寺院的做法，推广伊斯兰教学校，正规教授《古兰经》，同时专注于穆罕默德圣训的研究；为参与者慷慨支付学费，还能确保学员满堂。

不过，干草原绝不是北方荒漠，不是满布蛮人和奇风异俗的边缘地带，也不是穆斯林向非文明人群传播宗教的空旷之地。伊本？法德兰所描述的完全是一副野蛮人的景象，但其实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很有规律、很讲秩序。不断迁移并非无目的地漫游，而是为了满足畜牧的需要：对于豢养着大批牛羊的他们来说，找到水草丰盛的牧场不仅能让部落走向成功，更重要的是关系到部落的生死存亡。在外界看来混乱不堪的生活方式，在这些草原民族看来都缺一不可。

所有的这些，在10世纪君士坦丁堡编著的文献中都得到了突出的体现。该文献记录了黑海北部某部落的生存情况。那里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总共分为8个部落，下边又分成40个居住单位，每个居住单位还有明确划分的行动区域。可见，四处游牧并不意味着部落社会就一定显得混乱无章。

尽管当时有不少钟情于草原部落的作家、旅行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他们所见到的生活习俗深感兴趣，但他们的兴趣同样来自游牧民族在经济上的贡献，特别是他们在农产品方面的贡献。游牧民族为定居民族提供着珍贵的服务和产品。在伊本？法德兰的记述中，古兹部落拥有上万匹骏马和十倍以上的羊群。尽管我们不必去追求数字的准确，但游牧民族的运作规模显然不可小觑。

马匹是构成草原经济的关键。众多资料清晰地表明，一些大型部落均有大量的骑兵可以在原野上驰骋。据公元8世纪阿拉伯进攻时摧毁的大型牧场以及黑海北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骨骼判断，当时的马匹养殖已具有商业规模。农耕同样成为草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作物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种植生长，那里已有“许多中耕作物和林木果园”。这一时期克里米亚的考古发现证明，小麦、小米和黑麦的种植已达到相当的规模。榛果、猎鹰和长剑是此时期销往南部市场的主要货物。此外还有白蜡和蜂蜜，据说前者可以用来防寒。琥珀也被运送到这里的市场，它们不仅来自大草原，也来自西欧，其数量之大令某位历史学家以“琥珀之路”来描述这条给那些东方的热切买家带去凝固树脂的商业通道。

除以上各种商品外，还有动物的毛皮贸易。毛皮价格高昂，它不仅可以保暖，而且彰显着穿着者的身份。公元8世纪的一位哈里发甚至做过试验，将各种不同的毛皮进行冷冻，看看哪种毛皮的御寒性能最好。他将若干个容器灌满了水，放在户外的冰冻天气下过夜。“到了清晨，他让人把容器拿进来。所有的容器都已结冰，只有一个包裹着黑狐皮的容器例外。于是他知道了哪种皮毛是最干燥、最保暖的。”一位阿拉伯作家写道。

穆斯林商人能区分不同的动物毛皮，由此确定其各自的价格。10世纪的一位作家提到过从草原进口的紫貂、灰松鼠、白鼬、水貂、狐狸、貂鼠、海狸和斑兔等各种动物的毛皮，以及有眼光的商家如何通过加价赚取不菲的利润。事实上，在某些草原部落，毛皮甚至被当作货币使用，有着固定的交换价格：18张旧松鼠皮值一枚银币，而用单张皮可以换到“一条大面包，足够一个成年男子食用”。这对一位外国旅者来说简直难以置信：“在任何其他国度，一千套毛皮也未必能买到一根豆角。”然而这种货币体制的存在自有其内在逻辑：对一个交易频繁却缺乏能够大规模铸造钱币的中央财政机构的社会来说，拥有一种兑换手段非常重要，而毛皮、兽皮和皮革都很适用于货币尚未畅行的社会。

据一位历史学家说，每年从草原出口的兽皮至少有50万张。不断扩张的伊斯兰帝国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向北通往干草原及森林地带的“毛皮之路”，是7世纪和8世纪大规模征服行动之后几百年间财富增长的直接产物。

因此毫无疑问，接近贸易中心比什么都重要，这样便能够轻松地将动物、毛皮和其他货物运抵交易市场。最富裕的游牧部落必然是那些占据地域优势并能积极可靠地和定居民族长久交易的族群。同样，靠近草原部落的城镇也尽享贸易财富。梅尔夫受益最多，一位当时的作家称，它已发展成了“世界之母”。梅尔夫坐落在草原南端，既能与游牧部落频繁往来，又成为欧亚大陆东西方贸易的节点。用一位作家的话说，这是一座“快乐、精致、高雅、智慧、开放和舒适的城市”。坐落在西部的赖伊（Rayy）以“商业之门”著称，是“地球新郎”和“天造之城”。还有巴尔克，即便在伊斯兰世界也是无与伦比的，它可以吹嘘自己宽广的大道、辉煌的大厦和纯净的流水，外加廉价的消费品——这要多亏繁盛的贸易交流和城内的商业竞争。

像石头扔进水里会荡起波纹一样，最接近这些市场的人感受到的震荡也最大、能获得的受益也最大。草原上率先致富的人，最先感到来自其他部落群体的压力。原本对于最佳牧场和水源的竞争，因为最接近城市和贸易市场的地方的出现而变得更加激烈。这必然导致两种可能的结局：要么冲突升级，走向暴力和分裂；要么完成部落之间的整合。可选择的只有是战争或者合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均衡局面逐渐形成，并为整个草原西部带来了稳定和繁荣。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突厥部落对黑海和里海北部地区的统治。他们被称作可萨人（Khazar），占领着黑海北部的大草原。在穆罕默德死后的几十年内，他们靠着大规模的征服行动逐渐增强了军事实力并不断崛起。他们对穆斯林敌人的有效抵抗赢得了其他众多部落的支持，这些人都愿意团结在他们麾下。这同样引起了君士坦丁堡罗马皇帝的注意，他知道与草原上最强大的势力合作共同打击对手，一定会让双方获利。可萨这个同盟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在8世纪初，可萨汗国和拜占庭帝国（对这一时期罗马剩余领土的通称）达成了政治联姻。

在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看来，皇族与外国人通婚非常罕见，尤其对方还是草原游牧族，更是前所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