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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如果我现在还能记得我们当时看过的电影，那么我就可以准确地断定那是哪一个时期了。但是关于这些电影，我现在只能回忆起一些模糊的画面；一个在雪上滑行的雪橇，一个穿着小礼服的男人走进大型客轮的船舱，在一扇落地窗后面掠过的跳舞的人影……

我们又走上罗马街。昨天晚上，我顺着这条街一直走到97号，看到了栅栏和铁路，看到了在铁道另一边上盖住一幢房子整堵墙面的迪博内①广告牌（它从那以后，肯定变得灰暗了），我感到我的心里又升起了当年那种苦恼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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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种开胃酒的牌子。

座落在这条衔99号的“芝加哥”宾馆，现在已经不那么叫了。而且，即使是问讯处的人也无法告诉我旅馆是什么时候改的名。但这没有什么关系。

97号是一幢很大的长形建筑物。如果斯库菲是住在六层，而德尼兹的套间应该是在它的下一层，这也就是说，是在五层。这两个套间是在房子的右边还是在左边呢？这幢楼房每层至少有十几扇窗子，因此可能有两三个套间。我久久地望着这幢楼房的正面，希望能认出或者一个阳台，或者一扇窗户的样式和百叶窗。不记得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楼梯也认不出来了。我记得从前的扶手是用铜做的，它闪闪发光，而现在的扶手已不是那样的了。套间的门也不是深色本料做的。特别是定时楼梯灯的灯光，它已不再象当年在斯库菲獒狗般神秘面孔显现时那么朦朦胧胧的了。去问门房也是白费劲。门房会起疑心的，何况跟别的东西均己变了样一样，看门人也已换过了。

斯库菲校暗杀时，德尼兹是不是还住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当时是住在楼下，这样的惨事还是会记得一些的吧。然而在我的记亿里，什么也没有留下。德尼兹在罗马街97号没有住多久，也许只有几个月。我当时是同他一起住的吗？抑或当时我在巴黎还有别的住处？

我记得一天夜里我们回来得特别晚。斯库菲坐在楼梯的梯级上，两手交叉放在拐仗项端的球形装饰物上，下巴支撑在手上。他的脸色非常沮丧，獒狗般的目光里充满了绝望的神情。我们在他的前面停下。他没有看见我们。我们真想同他说说话，扶他到楼上，他自己的套间里去，但他象一尊蜡像人体模型一样，一动也不动。定时楼梯灯熄灭了，他的西服在黑暗中闪着磷光，除此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所有这一切，想必是发生在德尼兹和我刚刚相识的时候。

二十五

我关上了于特办公室里的电灯，但并没有立即离开，在黑暗中又呆了几秒钟。按着，我又打开电灯。然后，再关上。我第三次开亮电灯，又第三次关上。这样做，唤起了我的某种回忆，我眼前又出现了在一个说不准的晚上，在一间同这间差不多大小的房子里，我关上电灯时的情景。那时，每天晚上在同一个时间里，我都要做几下这样重复的动作。

尼埃尔林萌大道上的路灯照亮了于特的木制写字台和扶手椅。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关了灯，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好象害怕走出屋于去似的。在房间的深处，靠墙放着一个玻璃书橱，灰色大理石壁炉的上方有一面镜子，一张有许多抽屉的写字台，靠窗还有一张长沙发，我经常躺在它上面看书。窗子朝着一条种满树木的、宁静的街道开着。

这是一幢小公馆，是南美某个国家公使馆的所在地。记不得我当时是以什么身份使用这个公使馆的一个办公室的。我仿佛看到一男一女坐在同我邻近的办公室里，听到他们正在打字的声音。

我接待的人不多，他们那是来要求给他们签发签证的。我在翻看瓦尔布勒兹花匠给我的那个饼干盒、检查那本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护照和那些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些来了。我在干被我从办公室里取代的那个人的工作。他是一个领事？抑或一个代办？我记得我还给他打过电话请求指示哩。他是谁呢？

首先，这个公使馆在哪里，我花了几天功夫把第十六区跑了一遍，因为记忆中的那条长满树木的、宁静的街道，同这个街区的街道完全是一个样子。象地下水源的勘探者仔细观察着测摆的每一个微小摆动那样，我站在每条大街的尽头，希冀那些树木、那些房屋使我能回忆起一点什么来。在走到莫利托尔路和米拉博路的十字路口时，我感觉回亿起来了，我一下子断定，以前每天晚上下斑时，我就是从设在附近的一个公使馆里走出来的。

夜色昏沉。沿着与楼梯相接的走廊走去，我听见打字的声音，便从虚掩着的门探头往里望去。那个男的已经走了，剩下那个女人还坐在打字机前。我向她道了晚安。她停下工作回过头来。她是一个美丽的褐发女郎，我可想起她那张热带人的面庞来了。她同我用西班牙语①谈了几句，对我笑笑，便又工作起来。我在前厅里停留了一会，然后就下决心离开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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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美洲绝大多数国家均讲西班牙语。

我肯定我是在沿着米拉博路往下走，这条马路笔直，它是这样的阴暗和荒凉，我不由得加快脚步走着，我害怕被人发现，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行人。在更低一点的地方，在凡尔赛林荫大道十字路口的广场上，有一家咖啡馆还亮着灯。

我有时也会踏上一条方向相反的路，穿过奥特伊尔的宁静的街道。到了那里，我才有了安全感。最后，我走上米埃特路。我还记得埃米尔——奥吉埃大道上的那些多层建筑和我从右边走上去的那条马路。在它的底层，在一扇象牙科诊所那种磨砂玻璃窗的后而，总是亮着灯。德尼兹在从那里还要过去一段路的一家俄国餐馆里等着我。

我不时说出一些酒吧间和餐馆的名字。但是，若不是路牌或者霓虹灯制成的招牌常常出现在面前，我怎么可能辨明方向呢？

餐馆延伸到一个有围墙的花园里。通过一个窗洞，可以看到里面张挂着红色丝绒帘子的内厅。当我们在花园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时，天还亮着。有一个人在弹齐特拉琴。这种乐器洪亮的音色，映照着花园的落日的余辉，以及也许是从旁边的布洛涅树林里吹来的草木的芳香，所有这一切都为此情此景增添了一种神秘和凄凉的气氛。我努力想重新找到俄国餐馆，但一切都是徒劳的。米拉博路倒没有变样。我在公使馆里呆得很晚的那些夜晚，我继续走凡尔赛林荫大道。我可以乘地铁，但我宁愿在露天之下走一走，帕西码头。比尔一哈基姆桥。然后，就是那条我一天晚上同瓦尔多·布朗特一起走过的纽约林荫大道。此刻我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感到心里一阵难受。那时我不知不觉地循着自己过去的足迹在走去。有多少次我曾沿着纽约林荫大道朝前走啊……德拉尔马广场．——那是第一块绿洲。然后，就看到了长满树木、空气清新的库尔拉雷纳。穿过协和广场以后，我就快要走到目的地了。亲王大道。我向右拐入圣奥诺雷街。左边，就是康邦街了。

只有不知从哪扇玻璃窗上反射出来的略带紫色的光线。除此之外，康邦街上就别无灯火了。人行道上响着我的脚步声。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又一次感到害怕起来，就是每次走上米拉博路时感到的那种害怕，害怕有人发现我，害怕有人截住我，害怕有人检查我的证件。此时此刻又产生这种心情，这可真叫遗憾，因为还差十几米就要走到头了。特别要紧的是，可别跑。不要乱了步伐，一直走到头吧。

卡斯蒂耶旅馆。我跨进门去。问讯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我走进小客厅，很快地喘了口气，抹掉额头上的汗水。这天晚上，我又避过危险了。她在楼上等我。唯有她在等着我，如果我在这个城市里失踪了，也唯有她才会感到焦急和不安。

一间浅绿色墙壁的房间，红色的窗帘已经拉上了。床左边的床头订花老。我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气，浓郁刺鼻，但除了地皮肤上的雀斑和右臀上方那颗漂亮的痣点以外，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二十六

晚上七点钟左右，他和他的儿子一起从海滩回来，这是一天中他最喜爱的时分。他或者拉着孩子，或者让孩子在自己的前面跑着。

林荫大道根清静，还有一点阳光照到人行道上。他们在街上的连拱廊下走着，在“阿丝特丽丹女王”甜食店前面，孩子每次总要停下来。他自己呢，老是看着书店的橱窗。

那天黄昏，橱窗里的一本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本书皮上的石榴红标题中有一个字是“卡斯蒂耶”。他用手拉着他的儿子，在连拱廓下走，高兴地在铺满一条条太阳光带的人行道上跳来跳去。就在那个时候，“卡斯蒂耶”这个字使他想起了在巴黎，在靠近郊区圣奥诺雷那个地方，有一家旅馆也叫这个名字。

有一天，一个男子约他在卡斯蒂耶旅馆里见面。在那以前，他在奥什林荫大道的办公室里、在那些低声谈着生意的怪模怪样的人们中间，就见到过他了。那个男人当时因为不久就要离开法国了，所以想向他兜售一枚首饰别针和两个钻石手镯。兜售者把放在一只小皮盒中的首饰交给了他，他们商妥次日再去卡斯蒂耶旅馆见面，那男人就住在那里。

他又回忆起问讯处，它的旁边有一个小酒吧间和一个围着绿色棚栏的花园。看门人用电话作了通报，然后把房间号码告诉他。

那个男人躺在床上，嘴唇上叼着一支香烟。他不是在吸烟，而是在神经质地向外喷，弄得满屋烟雾腾腾。头天晚上，在奥什林荫大道上，这个身材高大的棕发男子自称是“南美洲一个国家公使馆的前任商务专员”。他没有说他姓什么，只说他的名字叫“彼得罗”。

这个名叫“彼得罗”的人坐在床边，对他腼腆地笑了笑。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虽然并不认识这个“彼得罗”，但却很同情他。他感觉到“彼得罗”因为正被迫捕才住到旅馆的这个房间里来的。他随即把装着钱的信封递给了“彼得罗”。他头天晚上已经很顺利地把首饰卖出去了，赚了一大笔钱，“拿着，”他对“被得罗”说，“我把多赚得的钱也分给您一半。”“彼得罗”说了声“谢谢”，就把信封放在床头拒的抽屉里去了。

这时，他发现床对面衣柜的一扇门是半开着的。有几件连衣裙和一件皮大衣挂在柜子里面的衣架上。这样看来，这个“彼得罗”是和一个女人住在这里的了。于是，他又一次想到这个女人和这个“彼得罗”的处境一定是很不安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