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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生活背后的灵魂困境：冒犯书（精彩章节） 作者：陈希我
陈希我：写作就是与苦难调情
我大学同年级同学中，如今只剩我一个还在写作了。我要说明一下，我大学学的是中文，当年几乎个个都做过写作梦或者羡慕过会写作的。我还得说明的是，我这里指的是纯文学写作，不包括写畅销书。
为什么还在写？每每有人这么问我。实际上写作曾经让我遭受到极大的厄运，以至于最后不得不流落国外。但是我又回来了，回来也就回来了吧，很多人以为我会去做生意，或者去当寓公，但是我居然又操起笔来。世界如此丰富多彩，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做，为什么偏要去写作？如果说当初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文学还可以沽名钓誉，可以蒙骗女孩子，可以让自己分配个好工作，可以调动改变命运，现在几乎都捞不上了。写作早已经成了弱者的事业。如果你要一个人被解雇，你就鼓动他迷上写作；如果你要让一个妻子活得很惨，你就让他丈夫成为个作家。
那为什么还要写？唯一的解释就是你讨贱。你上瘾了。最初写作的时候还多少自欺欺人地自诩是有什么使命感，到现在逃脱不出来了，才发现，还真有个命中注定的东西，让你只能去写作。这就是性格吧。性格决定命运，你有坏脾气。其实作家就是那种有着坏脾气的人，所谓作家的理想主义就是坏脾气。文学的本质就是跟世俗价值观较劲，跟公共秩序顶撞，对平庸生活的冒犯。文学的美，是邪恶的美，冒犯的美，极致的美。从这点上说，我认同《小说极限展》中对我作品的定义。伟大的文学作品必定是反世俗的，伟大的作家必定跟痛苦有着难以摆脱的关系。人的本性是求快乐的，麻木，遮蔽，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在大遮蔽体。我们人体有一种叫做“阿片样物质”的麻痹物。要是没有它，我们会每时每刻都感觉到血管在奔流，神经在闪射，我们将一刻也得不到安宁。所谓吸毒的危害，就是使得这种体内阿片样物质失效，依赖上了毒品里的体外阿片样物质。可以想象，假如我们没有这种麻痹物质，我们的形骸将是如何的不堪，所谓人的尊严，只是建立在这基础上的骗局。写作者可恶地要揭露它。
这是一个愚蠢的举动。像飞蛾扑火，明知要毁灭，可是不能自已。像吸毒。所谓“作家是殉道者”，其实只是这样的情形。面对文字，是一种很可怕的审视。我们的生活是经不起审视的。人家说，你为什么要想这么多？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活？你为什么要去受苦？可是写作已经成了宿命，痛苦成了生存方式，就像牙疼，越是怕疼，就越是要拿舌头去顶伤口，在痛中得到了满足，在痛中得到慰籍。文学就是与苦难调情，从而使痛苦变得迷人。马尔克斯说：“文学是人类腐败躯体上的蛆。”
那一年在东京，我们看见日本人吃生牛肝，吃得满嘴血红。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吃法，可怕！但是生肝到底是什么味道？它好吃吗？它是不是有细菌？吃了是不是会生病，甚至死？那么我们吃不吃？最后，我吃了，简直是强迫，是冒险。我于是尝到了“极限”的刺激。虽然很多人还是不愿意吃生，但不是有人愿意蹦极吗？不是有人喜欢换新的活法吗？都说头脑简单的人是多么幸福，但是谁也不愿意头脑简单。从这点上说，我们都有自虐的情结，因此文学也总有它存在的理由了。
（选自《青年文学》2005年第8期）
陈希我：一个作家的诞生
（代《冒犯书》后记）
这本书里小说，写作时间跨度很长。最早一篇《晒月亮》写于1998年。当时无处发表，就发表在了网络文学杂志《橄榄树》上，用的是《19____年的阴谋》的标题。类似经历的还有《暗示》（原名为《去偷，去抢》）、《补肾》（原名为《我的补肾生活》）、《我疼》。感谢网络，让我发表作品，虽然在当时，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只是被称作“网络作家”，甚至是“网络写手”，但能让大家看我的作品，已经十分值得庆幸了。至于是不是“作家”，是有作品而“作家”，还是没作品却“作家”，读者自有评说吧。
从那上溯18年，我还连作品都发表不了。那时我17岁，一个大学中文系学生，一次写作课交作业，我交了一篇小说《坟墓》。当时的任课老师孙绍振看了，大为惊异：一个17岁的孩子，怎么竟写出如此黑暗来？当时他并不认识我，我印象深刻的是，某天一个同学来找我，说孙老师让我去找他。当时孙老师已经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而声名大振，在我们心目中简直是只能仰视的大人物。我记得我是忐忑不安地走向他所住的校园内一间简易的房间的。我看到了他在我小说后面密密麻麻写上的几乎一张的评语。他拿给我一叠500格的福建作家协会的稿纸，让我把小说抄正，他要拿去推荐发表。那时候他到哪里就力荐我，后来人们回忆说，我的名字当时几乎成了他的“关键词”。他甚至说我“天生就是一个作家”。我顿觉自己的前方打开了一扇通往作家的大门。
但是孙老师的推荐并没有取得成果。我的小说一篇也没有发表出去。其间有些编辑给了修改意见，比如加个“光明的尾巴”，或者索性把事件背景移到海外、“水深火热”的台湾什么的。我一口拒绝了，宁可不发表。甚至还斥责对方。当时所以那么狂，一方面是该死地学了些文学理论知识，一方面也因为，我年轻，更具体地说，我觉得我耗得起，即使耗它十年，我也不到许多大作家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年龄。在我看来，十年是够奢侈的了。不料一耗却是二十年。
我不知道这二十年里，即使是孙老师，也是否还坚信我会成为作家，我周围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信了，在他们眼里，我只是屡试不第的范进，不合时宜的孔乙己。这二十年，多少人都改做别的行当了，我却仍然写着，即使流落到了国外，也还在做着文学梦，最终不顾一切跑回来写作。现在有人说我有恒心，有毅力，其实哪里是？与其说是毅力，不如说是赖皮劲；与其说是恒心，不如说是无奈——我不能再干别的什么。无数次冲锋，溃败，喝点酒，嚎几声，睡一觉，又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再上。循环往复，如此而已。
其实那时不被接受，也属正常。即使是孙老师，也不是完全被接受的，即使认可他的，也觉得他具有危险性，他很快遭到了批判。我这么一个让具有“危险性”、必须被批判的孙老师都惊骇的人，更怎么可能被容纳？这种情况直到跨世纪，才有了改变。这当然有着偶然的因素，但是也应该承认，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的生态环境变了。
定下这个标题，是想到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把“诞生”一词放在我个人身上，也许大词小用，但是这与其说是我这单个作家的经历，不如说是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经历，乃至中国文学新时期以来的某方面历程。
两年前，在一次笔会上见到小说家马原，他惊讶说以为我是“七零后”的。我想是从我作品里产生的印象吧。早年读舒婷诗：“要使血不这样奔流，凭二十四岁的骄傲显然不够。”血显然是年轻人的红袖标。但是马原也没有错，这二十多年来，我的风格基本没有改变，现在我这么写，在我17岁时，就已经这么写了。不同的是，社会包容了。当然包容毕竟还是相对的，我的作品在发表出版时，还必须做处理，我的书稿还总是要在多个出版社或书商间辗转，包括这本书，本来是十篇，现在成了九篇，撤下了《遮蔽》（网络上发表时名为《我爱我妈》）。我被承认的，只是某些方面，我这个作家，也只对应于某些作品而言。
这篇后记写还是不写，心中一直彷徨。因为它是记录真相的文字，但如果写的是真，可能又不被采用；而写的是假，又失去了它的意义。今天早上，忽然就写起来了。还是写得遮遮掩掩。写完，打开网络，猛然看到德国汉学家顾彬责难中国文学的报道。他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我愣了半晌：我在不在他所说的“作家”的行列？
在与不在，在自己。
谢有顺：陈希我小说的叙事伦理（1）
一
在一个精神正在失去重量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来谈论文学？精神语境的变化，文学的多元化，新的写作伦理的产生，似乎都在分散文学的注意力，谈论文学的公共平台已经消失。当文学被迫置身于一个广大、混乱的消费现场，它是否还有自己需要坚守的精神边界？换一句话说，当文学越来越成为消费时代里人类精神失败的象征，它的基本使命是否还是为了探究心灵、解释存在？——至少，在我的内心，是一直对文学心存这样的梦想。张大春先生说，文学带给人的往往是“一片非常轻盈的迷惑”，它既不能帮助人解决人生问题，也不会减少这些问题，它的存在，或许只是“一个梦、一则幻想”而已。1确实，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类心灵里一种隐秘的奢侈念想，也是人类了解自身存在境遇的一条细小管道。假如文学不再集中描述存在的景象，也不再有效解释精神的处境，那么，文学也就不再处于它自己的世界之中了。
存在是文学的精神边界，存在也是文学的永恒母题。那些伟大的文学一直在为人类的基本在场作出描述、解释和辨析——这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荷尔德林说，文学是为存在作证，但在今天，文学仿佛一夜之间就演变成了消费主义和欲望故事的囚徒，谁还有兴趣对存在进行穷追不舍的探查呢？存在已被遗忘，如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所说：“人类处在一个真正的简化的旋涡之中，其中，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彻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终落入遗忘之中。”2然而，真正的文学永远是人的存在学，它必须表现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离开了存在作为它的基本维度，文学也就离开了它的本性。昆德拉称小说家为“存在的探究者”，这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提醒：“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存在的领域意味着：存在的可能性。至于这一可能性是否转化成现实，是次要的。”3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许多作家，都把这种可能性理解成了个人经验表达上的新奇和大胆，但我以为，存在的可能性，只会产生于对人类精神的复杂性的解析之中——离开了存在的视角，精神的暗处便无法被照亮；照样，没有对精神复杂性的充分认知，一个作家的写作也无法深入存在的领域。
强调写作的存在感和精神性，这对于丰富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维度，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中国文学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历了多次文学革命，它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今，再对文学进行任何局部性的改良都已意义不大，我们需要的乃是一种“文学整体观”，一种能真正健全中国文学维度、扩展中国文学空间的文学整体观。——当代文学并不匮乏在某一个方面（如写实，或者语言实验等）有突出才能的作家，但在文学的整体关怀方面，却有着难以弥补的缺陷。
什么是文学的整体观？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个作家的写作不仅要有丰富的维度，它还必须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传统有着相通的脉搏和表情。过去，中国文学的维度基本上是单一的，大多只是关涉国家、民族、社会和人伦，我把它称之为“现世文学”。这种单维度文学是很容易被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所利用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就不乏这样的惨痛记忆。它描绘的只是中间价值系统（关于国家、民族和社会人伦的话语，只能在现世展开，它在天、地、人的宇宙架构中，居于中间状态），匮乏的恰恰是对终极价值的不懈追求。而在那些优秀的西方文学中，正是因为有了终极价值系统的存在或缺席这一参照，才使它们真正走向了深刻、超越和博大。这点，是非常值得中国作家学习的。
因此，所谓的“文学整体观”，就是要从简单的现世文学的模式中超越出来，以一种整体的眼光来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实现文学整体观的关键，就是要把文学从单维度向###度推进，使之具有丰富的精神向度和意义空间。4
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建立起存在的维度——离开了这个维度，一个作家的文学观就是不健全的，残缺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加缪这样一些作家才会受到中国作家的推崇。不可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等人，为整个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划定了难以超越的灵魂边界和精神限度，也为二十世纪的文学如何转向存在奠定了基本的方向。甚至可以说，凡是二十世纪比较有精神质量的作家，无一不是与这几个名字的影响息息相关。卡夫卡等人那些直指内心的文字，开辟了文学面对灵魂的新的方式，也为人类精神的探索敞开了新的道路。他们之于中国文学的意义，也许，最重要的就是使中国文学具有了现代意识，并为中国文学引入了存在的维度。所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存在”作为一个嘹亮的字眼，就一直伴随着文学革命的暗流在作家的内心涌动，它像文学的语言和形式一样受到了新一代作家的重视。
这里所蕴含的革命意义是巨大的。因为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较为匮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长盛不衰的主要是世俗化的文学，致用的文学，教化的文学，精明得很的喻世文学——也就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学。其实，政治解释的不过是此在，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惟有能将此在与曾在、将在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才是完整的、深邃的、直面灵魂与存在的文学。但历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充满强制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之中，写作在大多数的时候必须空洞地屈从于一个世俗化的思想目标。古代的“诗言志”，“兴、观、群、怨”，当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作时代的留声机”，以及在苏联、中国流行多时的文学反映论，等等，这些文学主张几乎都是反存在的，它们所注重的是那个文学之外、作家主体之外的“志”和“政治”。文学被剥夺了直接面对存在的权利，在它与存在之间，总是横亘着“志”和“政治”。慢慢的，存在就被“志”和“政治”所遮蔽，文学也就成了一种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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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陈希我小说的叙事伦理（2）
也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加缪等人的名字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之后，中国文学的实用主义面貌才开始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文学才开始找回自身的属性，找回它与存在的原初关系。因此，我一直很关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等名字密切相关的作家，我觉得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为珍贵的部分。即便有模仿的嫌疑，我们也不能抹杀他们把存在的维度引入中国文学的功绩。比如史铁生、残雪、余华、莫言、格非、北村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意义是别人难以取代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存在之旅。它使我们看到，文学原来是可以向存在直接发问的。
遗憾的是，这种向存在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