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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会优于原有的管理。”

后来的许多短篇“报道”中，有这样一些：“现在，人们从不快的经历发现，好的决定容易作出，实行起来就不同了。尽管参事会昨天宣布了庄严的命令，今天还是没有一个人去教堂。情况似乎是那位格雷特·珀森①的庞大身躯躺在床上时间太长，使得早饭还没吃完，穿着修饰就已经来不及了。至少这是一个借口。从我们伟大同胞的例子来看，指望用罚款来实行改革是徒劳无功的”。“我们听说，从女王陛下离开克雷文街到今日，没有人注意整理报纸，而这些报纸躺在每个房间的每处窗台上和每把椅子上，正好是那位格雷特·珀森看完后所放的地方。政府长期置于这样的人的管理之下，是不可能的”——

①格雷特·珀森，英文GreatPerson的译音，意为“大个子”。富兰克林戏指自己。

最后是一篇对波莉管家业绩的“恭维”：“婚姻消息：我们的上一次婚姻后尚无一桩；死亡消息：在后面的橱子里和其他地方有许多不幸的老鼠；储备：饼干——极少，荞麦面和印第安粉都已坏了。茶叶——茶叶罐里一天比一天少。葡萄酒——残存不多。星期三，9月26日。附言：秘密消息毫不迟疑地就传遍了，我们的第一女总管极为引人注目地在今日去了市场，买回了羊肉排骨和一便士四个的苹果，并修补了两处裂缝”。

克雷文街的这家人就是在这样融洽和谐的气氛中生活。到了第二年的五六月间，波莉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这位科学家成了孩子的教父。从那以后，每当妻子那满载小外孙轶事的信到了以后，富兰克林喜悦之余，也将这边他的教子的趣闻回信告诉妻子，如那孩子的长牙、开始走路和开始说话等等。

波莉时常告诉他关于孩子的事情。当他外出游历时，就写信。有一次，波莉写信告诉他说，她母亲有了一位新的追求者。富兰克林回答说他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已习惯于挑战，而且凡是我喜欢的朋友或女士，往往有其他人和我一样喜欢他们”。

对于波莉和其他敬爱富兰克林的伦敦年轻姑娘来说，富兰克林一身兼为哲学家、父亲和朋友。其中的一个，朱迪丝·奥斯古德，还曾引起人们的猜疑。朱迪丝住在金街，于1770年8月同富兰克林的同事约翰·福克斯克罗夫特，为俄亥俄公司土地之事同到伦敦来。因此很自然富兰克林见过她，而且富兰克林在给福克斯克罗夫特的信中提到她称她为“我的女儿”也并非不自然，而不像有些人怀疑的那样是富兰克林的另一个私生孩子。因为朱迪丝是英国人，1770年已达到结婚年龄，不可能是一个1726年到1757年都在美国的人的女儿。朱迪丝只不过是富兰克林称之为女儿而她又愿意被这样称呼的又一个年轻妇女。

1772年10月，波丽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斯蒂文森夫人们房子让给了休森夫妇，自己和富兰克林搬到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幢屋子里去。11月3日，富兰克林在信中告诉儿子，“我几乎已经在我的新住所里安顿下来了，但是搬动和清理我的文件和放置我的书和其他东西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工作。看到自从来到英格兰后，我的书增加得有多快，真是令我吃惊。来的时候我一本书都没带，而现在我有了一屋子的书，其中许多我是从德国、荷兰和法国收集来的，主要包括日后可能对以美洲有用的那些知识。”

1774年春，对富兰克林来说是一段黑暗的日子。休森的两个男孩都得了天花，而他们的父亲因在做手术时被感染，死去了。威廉·休森留给波莉了一个遗腹女儿。波莉在姨母死去后得到了一笔遗产。不久，美国爆发的革命将富兰克林召回了美洲，后来他又去了法国，但富兰克林和波莉一直保持着友谊，无论是时间还是战争都没有使他们之间变得疏远。

在伦敦，作为一名热爱家庭、喜爱孩子的男人，富兰克林很少遇到在这方面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告诉妻子，在伦敦，如果向一打男人打听他们的婚姻状况，准有11个是单身汉，他们不结婚的主要原因是一位英国妻子的日常的巨大花销使他们望而却步。可是他终究结识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喜欢人口众多的家庭生活的朋友，这就是圣阿萨夫教区的主教乔纳森·希普利。

希普利主教的乡村宅邸在温切斯特附近的特怀福德。1769年，希普利被授予主教职位时，他必定是受英王重用的。但他作为富兰克林的朋友，不久就转到反对派一方去了。在主教中，他几乎是唯一的支持北美洲殖民地的权利和英国不同政见者的权利的人。

1771年6月，富兰克林在特怀福德住了一个星期，走的时候答应不久再来。但繁忙的公务使他在伦敦不得脱身。直到7月底，他才又去了特怀福德。这一次，他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对富兰克林来说，那是一段愉快而难忘的日子。

希普利主教有一子五女。儿子已经担任了神职，女儿们的年龄最大的是23岁，最小的才11岁，名字是安娜·玛丽亚、艾米丽亚、伊丽莎白、乔治安娜、凯瑟琳。富兰克林迷住了这个家庭里的老老少少，他们都成了他终生的朋友。他给他们讲故事，讲关于他在遥远的波士顿和费城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故事，他们建议他将它们写出来，留给后世。正是在特怀福德，富兰克林开始写作他那无与伦比的自传。那是第一部关于一个人从和平时期的平凡事务——不是从战争或艺术发迹——中自我奋斗而成名的人的自传代表作。他拿起笔迅速快捷地写，挥洒自如，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便完成了这部自传的几乎一半。据说，他常常把写好的部分读给希普利家里的人听。那间他用来写作的房间后来被希普利家的人称为“富兰克林的房间”。

将要回到伦敦的学校去的吉蒂（凯瑟琳）是和富兰克林结伴搭邮车回伦敦的。一路上，富兰克林没费什么劲就使她自由自在地与他交谈了。富兰克林后来告诉她母亲，吉蒂大谈特谈她们姐妹们各自会嫁个什么样的男人。她认为乔治安娜将得到一位乡村绅士，贝蒂会嫁一位富有的城市商人，她最喜欢的艾米丽（艾米丽亚）配得上一位伯爵，安娜·玛丽亚该嫁一位有很多产业的大富翁，因为她爱好管理。富兰克林建议她嫁给一位公爵。吉蒂却不同意，想了一会儿后说，让艾米丽嫁一位公爵，安娜·玛丽亚得到一位伯爵。然后，吉蒂说自己或许会找一名士兵，富兰克林说可以是一位将军。

“我喜欢一位老年的男人，真的我喜欢，不管怎么说，所有的老年的男人都喜欢我，所有到我们家来的老头在我们几姐妹中都更加喜欢我。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好，他们特别喜欢这样。连女佣人都注意到这一点，只要看到有老头儿走过来，就说：‘吉蒂，那儿有你的一个朋友。’”“那么，既然你喜欢一位老将军，你为什么不最好是趁他还是一名年轻军官时把他选中，让他在你的手心里变老呢？因为那样一来，你就可以在他越来越老时越来越喜欢他。”“不，那不行。他必须是70岁或80岁的老人，在我30岁上下的时候娶我。那样，你知道，我可以成为一个富有的年轻寡妇。”后来，吉蒂当然没有嫁给她的老将军，但她从来都没有忘记她和富兰克林同行的这段旅程。

富兰克林通过他妻子从费城弄到了一只松鼠，作为礼品送给希普利的女儿们。那只松鼠成了那家人的宠物，被取名蒙戈或斯克格。但是小松鼠设法逃出了它的笼子。在附近到处游逛，结果被一只狗咬死了。女孩们把它埋在花园里，乔治安娜请求富兰克林为它写几句墓志铭。富兰克林答应了。

1772年9月26日，他写给姑娘们一封信，说：“我和你们一道，最诚挚地哀悼不幸的蒙戈之死。它是松鼠中的佼佼者，因为它有良好教养，旅行到遥远的地方，看过这个世界的诸多景物。由于它有幸因其美德而受到你们的眷爱，它不应如普通松鼠一样就那样逝去，而没有墓志铭。”他认真地为松鼠拟写了这样的铭文：

斯克格在此

躺着很舒适

如同小精灵

盖着厚毯子

然而，纵然有着亲人在身边，纵然享受着“伦敦的家”的温暖和朋友们的友谊，富兰克林仍不时感受到思家的剧烈痛苦，他承认“对此我无法仰制，只有对自己答应说下一个春天或下一个秋天就回去，等等等等。至于再回到这里来，一旦我回到家，我就再也不会想到它了。要是我再计划三次飘洋过海，我这一辈子就太过分了。”在富兰克林心中，费城的家始终是他感情深处一块最最珍爱的所在。

★无尽的科学探索

作为科学家的富兰克林，在伦敦的生活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

1766年冬天，在沃灵顿从事电学和化学研究的青年学者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来到了伦敦，找到富兰克林，想在编写一部电学史的著作方面得到他的帮助。富兰克林慷慨地为他提供了所需要的书，并将未曾向皇家学会报告的当年风筝实验的详情细节全盘告诉了他。在普利斯特里的书完成后，富兰克林读了他的手稿，并帮助他争取被选入皇家学会。这个年轻人成了富兰克林在欧洲的最亲密的朋友。

在印花税废止以后，富兰克林有过一段短暂的闲暇。那年6月，他和约翰·普林格尔——这时已是约翰爵士以及王后的御医——一同到汉诺威的皮尔蒙特，慕名去喝那里富含铁质的水。富兰克林6月13日告诉妻子说：“如你所知，我习惯于一年作一次旅行，我希望得到更多的空气和锻炼。我相信去年因为缺乏这些而有害于我，以至于我虽然不能说是生病，但去年冬天直到今年春天我经常疼痛。……我打算在皮尔蒙特离开他，去看看离它最近的大城市，然后在归期将至时再去与他会合。”

第二天，他们出发了。他们的确分开过一段时间，但他们一道在皮尔蒙特或汉诺威的什么地方会见了著名的弗雷厄尔·冯·蒙奇豪森，和鲁道夫·艾利奇·莱斯普。后者把前者对朋友讲述的自己的故事编纂成英文书，以《蒙奇豪森男爵的故事》为名，后来该书颇有影响。

德国皇家科学学会选举富兰克林和普林格尔为会员。7月19日，两人在格丁根出席了学会的一次会议。在汉诺威，他们还造访了皇家医院院长，观看了他的电学仪器设备。然后返回，于8月中抵达伦敦。

第二年8月，富兰克林和普林格尔到法国去游历。出发以前，他们从法国驻英国公使馆的杜兰德那里取得了许多介绍信。杜兰德曾十分详细地打听美洲的情况。对此，富兰克林的评价是，他“假意说对我非常敬仰，由于我在那次讯问中表现出的才智。他希望得到我所有的政治方面的作品，请我吃饭，问了许多问题，待我极为友善，前来拜访我，等等。我想象这个诡计多端的国家想找机会插手，挑拨英国和她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但我希望我们将不给他们以机会”。

但是在法国的旅行，改变了富兰克林对法国和法国人的印象。

9月14日，他在给波莉·斯蒂文森的信中写道：“我们在两岸的船夫、脚夫那里受够了折腾，说不清哪一边的更贪婪，到底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但是后者尽管狡诈，却是最为彬彬有礼的。”

他注意到大多数妇女的肤色较深，但在巴黎，一些妇女肤色较白净，而且不像是靠化妆所致。他知道波莉对巴黎的时尚感兴趣，并详细地告诉她巴黎妇女化妆的办法，“我还没有机会进入任何一位女士的化妆室去观看她们如何涂脂抹粉，但我想我能告诉你那是或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在一张纸上剪一个直径3英寸的圆孔，然后把这张纸放在你的脸颊上，让那孔的圆心正好在你眼睛下方，然后用一把刷子蘸了颜料连同那纸涂你的脸；因此当那张纸被拿开后，那儿就留下了和那圆孔同样大小的一块圆印。这就是化妆的方法，下自舞台女演员，上至各阶层女士一直到血统高贵的公主，但是就到那里为止。王后是不用它的。……”

他又说，“你看，我说到王后仿佛我见到了她似的。是的，我见到了。因为你得知道，我去了宫廷。上星期日，我们到凡尔赛去，有幸觐见了国王。他十分高雅而又兴致勃勃地和我们两人说话。国王很英俊，看上去很活泼，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那一晚，我们在宴会大厅，王室家族在那里公开用餐。……国王同约翰爵士谈了很多，问了许多关于我们的王室家族的问题，也注意到了我，给我以荣耀。对此就说到这里。因为我不想让你以为我喜欢这位国王和王后，……没有法国人想到他们的国王超过我想到我们自己的国王和王后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可亲的”。

富兰克林认为凡尔赛宫富丽堂皇，但是保养不善。他注意到，比起伦敦，巴黎有更多的人步行，街上没有被马车和轿子所拥塞。男人和妇女都带着伞，铺路石“一般是方的，当一面磨损后就被翻过面来成了新的”。

对于习惯于费城和波士顿的富兰克林来说，巴黎看上去不那么整齐，但他认为法国人的风度比英国人好。“看来这里有一种普遍流行、既定的看法，即外地人应受到尊敬；一个外地人在这里受到的待遇如同一位女士在英国受到的待遇。当海关的官员正要扣留我们携带的人们在布格涅给我们的两打上好的波尔多葡萄酒时，一旦知道我们是外地人，马上就因此而放行了。我们到巴黎圣母院去观看一场盛大的有图形的灯展，纪念逝去的皇太子妃，我们发现有大量的人群被卫兵挡在外面。但当那军官一听说我们是英国来的外国人，他立即就让我们入内，陪着我们，把所有的一切一一地指给我们看。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此文雅地对待法国人？为什么让他们在有的事情上超过我们？”

可以猜想伦敦公使馆的杜兰德为了富兰克林受到官方的礼遇而做了很多，但是，作为科学家，他不需要官方的推荐介绍。对富兰克林说来，那些“在巴黎同博学多才的人相处的日子如同一场令人愉悦的梦，直到我非常遗憾地发现自己身处伦敦时才醒过来。那位在法国最先实践了富兰克林的建议、从云端取得了雷电的达利巴德和他的妻子对富兰克林极为友好热忱。法国的科学家以被称为“富兰克林派”而自豪，他们中有人说，法国象英国一样，是富兰克林的国家。

富兰克林在巴黎结交的最重要的朋友不是电学家，而是经济学家。在那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在他即将启程回伦敦时，他见到了弗朗索瓦·奎斯内。此人是法王的御医，是被称为重农主义者的一个学派的领袖，并受到德·米拉波侯爵——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演说家米拉波之父——的善待。迄止当时，富兰克林对这个学派一无所知。奎斯内等经济学家却由于富兰克林是自然哲学家而对他倍加赞誉。他们读到富兰克林在听证会上的答辩后，称赞他是关于美洲情况的活档案。富兰克林则发现自己心目中杂乱无章的经济现象在奎斯内他们那里成了一个体系。这一学派的一些观点给了他一些启发。

几个月后，他在给费城的一封信中写道：“归根结底，这个国家①喜欢超过它们实际价值的制造业产品。因为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农业耕种，农业真正生产出新的财富。制造业只是转换形式，而且，不论它们给了它们所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