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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谙熟各类内幕消息、马路情报，也是一种可以拿出来显摆的才能。哪家餐馆的风味独特，哪个酒吧新换了乐队，某某单位人事大变动，哪个楼盘销售出了问题……不管是声色犬马的消息还是有用的行业情报，经常能抖落出这样的信息总是受人羡慕的，说明你生活精彩、消息灵通，是会玩的主儿或者圈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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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不管是正人君子还是黑帮地痞，在台面上，道德总是占据着价值的制高点——尽管他们的道德标准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在道德上走在前列的人一般都会受到广泛尊崇，并获得显著的话语优势；另外，由于道德主体不分贫富贵贱，任何人都能够拥有，标榜道德成为人们内心普遍的欲望。###在获得“上海首富”的称号后，当有记者这样称呼他时，他面带谦虚地说：“我不是上海首富，上海的有钱人多的是，我现在想的不是怎么赚钱，而是怎么做人。”可见，在道德品行上受人尊重，是比首富头衔更大的满足。

有两类人是标榜道德的主要人群：大富大贵者和贫弱者。对前者来说，道德标签是最耀眼的光环，是名成利就之后的最大满足，如果不能得到社会对他道德上的肯定，注定将成为终身的遗憾；对后者来说，由于在其他方面一无所长，道德是最后一根能够让自己获得身份优势的稻草，“我虽然无钱无权，也没有大的本事，但我行得正坐得直，以德服人，照样可以昂首挺胸”。

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及鉴别的困难，口头上标榜道德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行为。不过，正如中国古老的格言所说，“衣食足而知廉耻，仓禀实而知礼节”，“无恒产者无恒心”，成功者的道德标榜更容易让人相信。事实上，不管是因为手中已握有大量的资源，还是出于赢得更多的机会和利益，成功者更愿意在道德上进行投入，为道德追求而牺牲其他利益。

道德有不同的领域，如政治道德、商业道德、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等，又有高中低不同的层次。当一个社会某种道德要素最匮乏、公众关注度最高时，炫耀这种道德要素最能引起人们的正面反馈，这样的做法也最普遍。在中国传统社会，淡泊名利、超凡脱俗具有极大的道德正当性，这培养了一大批著名与非著名的隐士。像赫赫有名的陶渊明先生，六出六隐，数番折腾，一会儿称贫出仕，一会儿因酒归隐。

在崇尚竞争的现代商业社会，归隐已显得不合时宜，道德标榜也不断转换它的主题。由于当下社会还有欺诈行为，还有商业行贿，诚信、公平、社会责任就成为成功人士和企业家们争相炫耀的焦点。

王石公开宣称自己“不行贿”，“不做暴利项目”的商人。在行业论坛和大学演讲等多种公开场合，他一再表示这是自己多年的底线，“我做万科２０年了，别的大话不敢说，‘不行贿’这句话我敢说，这条底线我是把持住了。”“万科的项目赢利不超过２５％，拿到的地都不好，逼迫经理人在产品、营销、服务上创新。”这种说法尽管遭到很多人的怀疑，但也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一点，敢于公开站出来说自己不行贿、不做暴利，毕竟也是需要勇气的。

王志纲说得更“直白”：“下海１０年了，我可以自豪地讲，我们工作室从来没有收过任何人的回扣，也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回扣。

“很多人都问，到底老板们向王志纲工作室买什么？老板们的回答是：买信心，买方向，还有买公信力。我们向老板推荐规划设计、园林景观、广告代理等下游公司，从来不要任何中间介绍费，如果哪个员工敢这样做，不管是谁，我一定要他走人。

“我们的做法恰恰相反，‘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比别人高尚，只表明我们彼此之间算账的方式不同。”

在各种财富排行榜纷纷出炉，贫富悬殊引起社会热议的时候，同情心、社会责任也成为老板们的口头禅。比如在《福布斯》２００６年度全球富豪榜出炉时，曾连续三度上榜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我不在乎富豪榜，但想进入慈善榜和纳税榜。创造财富是一种责任，使用财富也是一种责任。”

出身（背景）（1）

在出版了那本《我的非正常生活》之后，年逾４０的洪晃突然吸引了相当数量的都市白领和文化人的注意。许多人获悉她是著名文人章士钊的外孙女、著名外交官章含之的女儿（中国前外长乔冠华是其继父）、著名导演陈凯歌的前妻；另外还知道，早在１９７３年，１２岁的她就在美国受教育，获得学位后又在国外工作了近１５年。洪晃顿时成为名人。

对个人背景——包括家世、出生地、早期生活和求学经历、师承、工作资历——的看重，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对那些有显赫背景与资历的人，人们总是另眼相看，并给予更多的尊敬、信任，更好的条件与机会。以洪晃为例，虽然她经常大声疾呼“我不靠家庭背景吃饭”，但如果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与传奇性的留洋经历两大光环，她的受关注、受欢迎程度会弱化很多。

不能说这种社会心理完全没有道理。比如某人家底丰厚，他担任领导职务时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动力可能会少一些；某人祖辈、父辈是社会名人，他在担任公职时可能会产生某种“不辱家风”的使命感；某人曾在某个重要机构任职，可能说明他具有一定的素质、能力，也可能他从中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和人际关系。但很多时候，这种观点纯粹是出于“想当然”的推断、“爱屋及乌”式的情感转移，以及存在于人们心中天然的等级观念，似乎上等人（哪怕跟上等人有一点关系的人）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优待——“人家是名门之后啊！”比如，某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曾为某中央首长担任保卫，某人原来的单位领导是一位大人物，某人的爷爷是有身份的人，这样的人在职场上就享受到某些优先权利。与此相对的是，那些所谓“刚刚洗脚上岸的农民”、“前不久还在为一日三餐发愁的暴发户”、“没见过外面世界的土鳖”，则是很多人轻视、怀疑的对象。

有这样的社会心理做基础，也就怪不得那些有着光辉背景的人克制不住向别人显摆的欲望。尽管他们有时装出要刻意隐瞒的样子，但仍然时不时会透露一点儿，内心的优越感溢于言表。这些信息无不在提醒着他人：我“出身名门”，我是“有来头”、“有资历”的人，应该受到重视与优待。

家庭出身是主要的炫耀对象。新中国建立后，传统的出身与门第观念受到批判，不过，又由另一种血统论取而代之——只有“红五类”的出身才算“根红苗正”，才是值得放心的“接班人”。当然这种“反等级”只是昙花一现的表象，正统的血统观念、精英情结仍然根深蒂固。“文化大革命”时期，部队和机关大院的孩子格外趾高气扬；“文化大革命”后，城里人看不起乡下来的，大城市看不起小地方来的——即使这些人比他们有钱有名，已获得了和他们一样的身份证编码。很快，出身富贵之家、书香门第，再度成了一件让人羡慕、值得声张的事情。公关策划人王力（王恩波）在初入职场时，就搬出自己的外祖父傅作义；潘石屹虽然一再说小时家境贫寒，但还是清楚记得“爷爷当年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军官”；足球运动员谢晖“拥有八分之一英国血统”，这多亏他的曾祖父娶了一位英国护士……

歌坛怪才雪村刚出道时，其貌不扬，性格乖张，走的又是平民路线。很多人对他并不看好，以为是哪个山包里冒出来的愣小子。雪村适时地透露他是文艺界某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之子，又坚决不肯说出其父亲的名字。不过大家很快知道了他父亲是谁，雪村也很快被圈内人所接受。

在西方社会，有钱人是否真正能够进入“上流社会”，还要看他的钱是“旧钱”（ｏｌｄ　ｍｏｎｅｙ，指经几代经营得来的钱）还是“新钱（ｎｅｗ　ｍｏｎｅｙ，指靠自我奋斗一下子暴富得来的钱）。如果他手中的钱属于“新钱”，那么他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属于按家庭经济状况划分的“上层阶级”，暂时还算不上是“上流社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