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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俊?br>

我没有听到杨康的回答，也不知道那天下午他发表了怎样的演讲，因为在那之后我就再没有回去过那个会场。

然而，我却很快便又跟他重逢了。

那天，当我看到那份“东南亚投资风险评估调研书”上的公司名称时便不假思索地对那位刘主任说：“不好意思，主任，您还是跟别人去吧，我没时间。”

那位在峰会上曾经被我无视过的刘主任脸上顿时一副像是吞了苍蝇一般的表情：“小顾，我发现你的工作态度真的很成问题啊，你们这些新人最近可真够有个性啊。”说完他便把调研书狠狠地摔在了办公桌上，以表示自己确实十分愤怒。上次从峰会回来，他也是像这样劈头盖脸地把我骂了一顿。

“主任，我不是不服从工作安排。”我缓和了一下语气说，“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是商务咨询部的人，没有理由要跟您一起去见客户吧。”

“问题是这次人家客户已经指名要见你了啊。”刘主任用手指重重地敲了几下桌子说，“人家杨总已经说了，如果你不就那天的事向他道歉，就终止跟我们的商业合作。你自己捅出这么大篓子，难道还要领导帮你收场吗？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把自己的那些小性子也带到职场上来，你已经不是在大学校园里了…”

我忘了那天他又教育了我多久，也忘了他还说了些什么，那之后我只是盯着他那张唾沫横飞的嘴巴在发呆而已，他那像蝉一样聒噪的声音让我觉得有些厌烦，不过他脸上义愤填膺的表情倒是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这一点怀疑让我在向杨康低头道歉的时候几乎是真诚的了——至少在其他人看来是这样。而那个仗势欺人的混蛋也不失时机地做出了一个大度包容的姿态。他微笑着对我说：“年轻人有点个性也没什么，我挺喜欢的，不如这个项目就让她一直参与下去吧，刘主任，您看怎么样？”

刘主任的脸上立刻又露出了那天弯腰捡名卡时的表情。

我向来对北京的夏天感到苦恼，尤其是遇上这种粘滞潮湿的桑拿天的时候。如果不是被那个混蛋逼着来给送文件，我是决计不会在这种天气出门的。

八月，我莫名其妙地成了杨康那个商务咨询项目的编外人员，不过，为了不影响我在媒体部的本职工作，他倒是很体恤地只让我负责接打电话和送文件的工作——他对刘主任说，所有需要签字盖章的文件都让顾小曼亲自送来。一开始，刘主任还怀疑他对我有什么想法，不过，当我第三次在这种桑拿天跑去送文件时，他试探着问了一句：“小顾，你以前是不是跟那个杨总有什么过节啊？”

是啊，我也怀疑我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他非要这样作弄我。当他再一次假装自己的公章丢失的时候，我终于忍无可忍地向他大声地问出了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即便是像这样跟他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我也一直把他当作透明人，每次他签完字时我也是径直离开，因我觉得哪怕跟他多说一句话都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

“看到我被你耍的团团转很好玩吗？那半年我被你耍的还不够吗？杨康你他妈到底还想怎样？！”我把那一叠文件连同自己积压已久的愤怒一股脑地向他扔了过去。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我，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收敛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走到沙发那边坐下来说：“我只是想见你而已。”

那声音像是隔着一个世界那样飘渺。

“除了这样做，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见到你。”

我忽然感到有些恍惚。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心中似有什么暧昧不清的东西在波动，然下一秒却又觉得他那句话实在荒谬。于是，我只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就朝门口的电梯走去。

那天之后，杨康再没有让我登门送过文件，签字盖章的工作也交由他父亲手下的一个干练的女高管负责，我跟她通过几次话，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是那种硬邦邦的质地，处处透着一种高高在上的距离感。不过，她再怎么居高临下也无所谓了，反正等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我就不用再见到那座28层的大厦里的任何人了——不管是她，还是杨康。

可惜，还没等到项目结束，我就再次用一个愚蠢透顶的工作失误将自己逼到了一种无路可退的境地。那天早上，我刚到研究院，就被副院长劈头骂了一顿。她说，顾小曼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改自己这种心不在焉的工作作风？你知不知道，如果不是客户发现及时的话，你的这种懈怠粗心很可能会让客户蒙受几百万的经济损失？这几百万，你是准备自己负责还是让院里替你负责？

我又听了一会儿才终于明白她在讲什么。原来，前天晚上我不小心把院里帮杨康草拟的购地合同当作正式合同发给了那位女高管，这期间的确有过几百万的资金变动。

“王院长，出现这样失误我真的很抱歉，那天晚上我一直在赶专访的文字稿，因为实在太累了，就迷迷糊糊地把之前的合同发过去了。”我小心地回说。

然而，我这诚挚的歉意在她看来却成了推脱的借口，她把手上的文件往桌上一扔就火冒三丈地让我“干脆以后不要再来了。”

我没有离开。因我转身要走的那一刹那忽的想起了那五个月的阴郁时光，于是我觉得自己应该恳求她再给我一次机会。那位王院长也没再说什么，不知道是在等我问出那句话还是在等我离开。办公室里的空气好像凝滞了一般。就在那时，一个我未能料想到的电话打了进来。

王院长接起电话的一瞬间脸上的表情便顿时晴朗了起来，她附和一般地跟电话那边的人说了几句意义不明的“好的好的”和“我知道了”就挂断了电话。

我正疑惑着，她就微笑着走过来说：“你已经把合同给杨总送过去了啊？那怎么不早说啊，平白无故地让我被那个女人骂了一个早上。”

这次我什么都没说。

那天中午，我把那份合同送去了杨康的公司。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低头翻着一大摞材料，见我进来了，便略停了一下说：“你来了啊。”

我有些不大自在地走过去把合同交给他说：“欠你一个人情。”

“能帮到顾小姐是我的荣幸。”他的唇角泛出了一丝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