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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93年4月18日，这艘神秘的“中号快船”才在新任总督谭钟麟主持下铺设龙骨开工建造，是为船政建造的第三十四号轮船。比较特殊的是，因为谭钟麟对舰船技术的了解也并不比卞宝第高明多少，这艘前任定位成可以转运“军装、粮米”的巡洋舰，被他干脆理解成了“运粮船”。（5）幸亏其同样没有能力过问舰船设计本身，才使得新舰上未被真正地开辟出装运粮食的货舱。

因为新军舰被定位成是和“福靖”舰组合使用的姊妹，在其命名中沿用了福建船政的一项特色。当初福建海防善后局从英国购买两艘蚊子船时，曾将“福建”省名二字拆开，再共同缀以一个威武的字，组成舰名“福胜”、“建胜”。此次的新军舰经命名为“建靖”，与“福靖”相映成趣。

“通济”舰

可能是受经费制约，于此前船政类似军舰的施工进度相比，“建靖”的工期略显拖拉。船台上的工程持续了将近两年时间，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5年4月12日才告下水。此时兼管船政的闽浙总督又已易人，清流言官出身的边宝泉（字廉溪，汉军镶红旗人）从河南巡抚任上升迁东南，接替了调往四川任总督的谭钟麟。

从创议的卞宝第开始一直到边宝泉为止，历届闽浙总督在奏报公文中对“建靖”舰的技术状况或是干脆不作涉及，或是仅有只字片语，使得这艘军舰的舰型等具体设计情况始终是云遮雾绕，等到甲午战争的烟云散去后，谜团才渐渐解开。

当时正值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作为京畿门户的北洋海防上仅仅剩下一艘被拆去武备的练习舰“康济”在充数。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先从南洋水师借调“开济”、“南琛”、“南瑞”等军舰从速北上助防，福建船政的“福靖”巡洋舰更是直接被调拨给了筹建中的北洋水师。重新构建海防亟需解决的便是添置舰船的难题，从海外购买军舰不仅造价高而且短时间难以集事，此时福建船政已经下水的新舰“建靖”顺理成章地被北洋海防看中。

沿循船政特有的舰船调拨制度，新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向闽浙总督边宝泉提出调配“建靖”舰的请求。经过南北间一番磋商，以直隶省贴补船政17万两造舰成本为代价（“建靖”最初向清政府报告的估算成本为22万两）成交，由直隶领养“建靖”舰，附带该船日后的维护、人员等费用。不过王文韶提出，该舰必须按照北洋提出的一些新的要求进行必要的设计修改，变成一艘练习舰，“以北洋船只稀少，准直隶督臣王文韶咨调改作练船”，“建靖”舰的命运就此发生根本变化。王文韶根据当时北洋海防现存的练习舰“康济”的命名方法，更改了“建靖”地域色彩浓郁的舰名，重命名为“通济”。

由船政工程师魏瀚等设计的“通济”舰，是一艘三桅单烟囱，采用首尾楼船型的军舰，浑身散发出浓郁的旧式巡洋舰气质。外观上既与船政此前建造过的“开济”级巡洋舰十分相似，而其笔直的舰首轮廓又和“广乙”级巡洋舰相像，给人以结合了上述两型军舰的设计特点的第一印象。

“通济”舰目前所知的惟一遗物——人力舵轮。照片提供：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在拥有了钢甲军舰“平远”的建造经验后，福建船政在舰船建造中便开始大量引入钢材，排序在“平远”之后的“广乙”级军舰首度采用钢胁钢壳方式建造。“通济”和“广乙”级的结对舰“福靖”一样，也采用的是钢胁钢壳船体。“通济”舰的排水量为1900吨，全长76。98米，宽10。38米，舱深7。92米，舰首吃水4。39米，舰尾吃水5。18米，主尺度方面比当初卞宝第想与其组队使用的“福靖”舰略大。（6）“通济”的动力系统采用一台船政自制的1600马力双气缸复合卧式蒸汽机，配套使用长式、短式圆形单头火管锅炉各两座，单轴单桨推进（螺旋桨为四叶铜桨，直径较小，只有76厘米），设计常行航速13节。舰内除容量230吨的煤舱和210吨的淡水柜外，并无其他大容积的货舱设计。（7）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到，“通济”舰因为最初的设计要求不高，除了舰体材质外，各项配置均较低。在甲午战争后，二气缸蒸汽机、13节航速这样的参数已属非主流，可能正是注意到这点，北洋海防才仅仅想将其改作练习舰，而没有去动升级成巡洋舰的念头。

见习生在“通济”舰6寸口径主炮位上的留影。

财力窘迫的福建船政设计这艘军舰时，根本没有考虑相关的武备配置问题，北洋出钱领养之后，直隶总督王文韶表示所需武备将“由北洋运配”。根据清末海军时代的档案显示，北洋为“通济”选配的火炮包括阿姆斯特朗6英寸40倍口径速射炮两门、克虏伯120毫米35倍口径速射炮五门、哈乞开斯57毫米口径单管机关炮七门、哈乞开斯37毫米口径单管机关炮八门，此外另配有毛瑟步枪和中国造五连发步枪各四十支，总体火力较为凶猛。之所以直隶省能够在短短时间内凑拨出如此数量的速射舰炮，推测大部分属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期间应急向国外购买的武备。（8）

上述火炮从直隶省运至船政，根据火炮的安装需要再由船政对“通济”船体做必要的改造。从后来展现出的具体形式看，“通济”舰火炮的安装方式较为老套，和船政的“开济”、“广乙”级巡洋舰类似。虽然采用了首尾楼布局，但并不在首楼甲板上沿船体中线布置前主炮，而是把两门6英寸炮分装在首楼之后主甲板两舷的大型耳台内，以获取可以同时向舰首方向射击的效果。“通济”的副炮也大量使用耳台布置法，从安装主炮的大耳台向后到尾楼之间，主甲板两舷各加装两座小型耳台，分装四门120毫米克虏伯速射炮。剩余的一门120炮则装在尾楼顶部甲板上充当尾炮，这一方式和“开济”级军舰如出一辙。北洋运送来的大批哈乞开斯机关炮，被用于见缝插针，填补主副炮火力顾及不到的真空地带，诸如首楼顶部甲板、两舷耳台之间的舷墙上，都装有这类火炮。

“通济”舰上的指挥建筑也和“开济”、“广乙”级军舰的布置方法相似，在两座6英寸炮耳台之间的主甲板中部设有一座装甲司令塔，司令塔上方建一层飞桥甲板，上设木质驾驶室，驾驶室顶部另有一层甲板。军舰后桅附近设有一间海图室，上设露天指挥台，装备罗经等航海仪器，台下近旁布置备用人力舵，共同组成军舰的备用指挥、操舵系统。

民国时代某次操演中，水兵在操作“通济”舰的120毫米副炮。

“通济”的各项建造工作在1896年下半年完成，当年9月15日，“通济”舰整饰一新，新上任不久的船政大臣裕禄率领船政官员登上军舰，由船政军官王以彰指挥操作驶出马江进行航试。“通济”出海后，在马祖岛附近进行测试，测得轮机每分钟84转的速度下，军舰航速为11。5节，虽未达到设计目标，船政方面表示“再用上等白煤，每点钟当能行十三海里”，遂告航试成功。（9）

当天傍晚，“通济”驶返马江，王文韶派来的原北洋海军“平远”舰管带李和从船政接收了军舰，成为“通济”舰首任管带，舰上共配官兵250人。一切交接结束，“通济”便鼓轮北驶，开往天津，与此前调往北洋的船政军舰“福靖”，以及北洋海防刚刚接收不久的外购军舰“飞霆”、“飞鹰”，成为了复兴海军的奠基石。

希望之舟

甲午战争结束时，天津水师学堂、颐和园昆明湖水师学堂以及威海刘公岛水师学堂各有一班学生恰好毕业。因为海军编制被撤销，这批新进的海军人才顿时无用武之地。1896年“通济”舰北上来归，王文韶即命令所有上述学堂毕业生和往届未分配的温习生全部登“通济”舰实习，学习舰课。（10）该批学生中的吴纫礼（民国北京政府时代曾任海军部军械司司长）、杨敬修（清末海军时代曾任“飞鹰”、“海琛”管带，民国初年任练习舰队司令）、王崇文（民国时代任海军部吉黑江防筹备处处长）等，都是后来海军中的知名人物。

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开始统一全国海军建设，根据肃亲王善耆的奏报，当时全国堪当练习舰的军舰共有“通济”、“镜清”、“超武”、“保民”四艘，原在北洋的“康济”舰已经出列不见。鉴于后三艘都是舰况较老的军舰，难以堪当出海训练的重任，实际上是由“通济”一艘在扮演海军军官海上摇篮的角色。海军部设立后，“通济”被分列在海军主力舰队——巡洋舰队，是该舰队内唯一一艘训练舰，时任管带蓝建枢（原北洋海军“镇南”蚊子船管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萨镇冰率海军“海容”等主力军舰开赴武汉协同陆军镇压民军起义时，“通济”被紧急调派，负责在武汉与上海舰运输物资补给，后随着海军主力起义，也归附革命军，民国时代首任舰长为葛保炎海军上校。

袁世凯民国北京政府主政伊始，海军总长刘冠雄着手海军的各项制度正规化建设。其中为加强全军教育起见，于1912年将原设南京的前清江南水师学堂更改为海军军官学校，作为民国海军军官深造的高等院校。“通济”舰虽在编制上附列民国海军第一舰队，但被特别指定为海军军官学校专用练习舰，命令整个海军所有未经历练的舰上人员分批全部派赴“通济”舰进行轮训。（11）次年更正式谕令全军，“嗣后非在练习舰练习完全者”，将直接影响升迁。

民国时代的“通济”舰

见习生在“通济”舰上进行爬桅训练，带有风帆设施的“通济”是民国时代海军内重要的风帆训练舰。

1913年，前清海军为筹组远洋舰队预储人才起见而从英国购买的“应瑞”、“肇和”练习巡洋舰归国，当年6月经刘冠雄陈请，总统袁世凯批准以“应瑞”、“肇和”、“通济”三舰编组为练习舰队，单独设少将司令统辖，首任司令为后来支持程璧光发起护法舰队事件的林葆怿，上任未久就被替换为饶怀文。三艘训练舰中，装备了透平蒸汽机的“应瑞”、“肇和”因为装备较新，被选作高等练习舰，接替南京海军军官学校时代“通济”舰的使命，主要用于军官深造。带有风帆设施“通济”舰则作为海军学校毕业生的基础实习舰，接纳全国各基础海军学校毕业生的上舰实习。练习舰队成立后，南京海军军官学校因为轮训军官大都转入“应瑞”、“肇和”实习，该校结业两届学生后即告裁撤，于1914年末和交通部吴淞商船学校合并，成立吴淞海军学校。从此，民国海军便形成以福州海军学校、烟台海军学校为海军军官初级学校，吴淞海军学校为高等海军学校的教育体系。

改为基础实习舰的当年7月，盛夏酷暑中，“通济”舰突然发生了火药爆炸的重大事故，伤亡见习生36人，幸亏处置得当才未酿成军舰炸沉的惨剧。事发后，时任舰长称陈训泳（民国南京政府时代曾任练习舰队司令）被降调处分。

进入民国时代，从一些迹象显示，“通济”舰的外观出现了一处重要变化。

平定了孙中山发动的护法战争后，海军部为将来再遇类似事件时联络方便起见，对部分军舰实施无线电加装改造。除“海圻”等主力军舰外，“通济”因具有培训学生的需要，也获入选。于1915年安装瞬灭火花式无线电发报机、真空管式收报机各一台，由舰上电灯的供电系统提供电力，功率1500瓦特。安装无线电设备，需要在舰外高处布设天线，为此“通济”舰的三根桅杆被拆除一根，剩下的两根桅杆进行改造，桅顶安装天线支架，在两桅间连缀天线。（12）

此外，为尽量完善舰上设备、以利于培训教学起见，“通济”舰在这一时段还加装了480毫米直径的探照灯两座，照度均为8000枝烛光，其中军舰前部的一座直接安装在飞桥甲板上，另一座则安装在专门于尾楼顶部甲板上新建的灯台上。（13）

观察桅杆的数量，是区分“通济”舰处于清末或是民国时段的重要依据。

伤　逝

1915年末，不甘于讨袁世护法战争失败，逃亡日本的孙中山密谋以上海为中心，再度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武装起义。革命党人陈其美、蒋介石、杨虎等潜沪四处联络起事，于11月10日成功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受此鼓舞，又进一步在驻沪各军中运动，意图说服军队倒戈。

当时海军在上海驻泊有练习舰队“应瑞”、“肇和”、“通济”三舰，考虑到海军军人文化程度较高，容易接受革命思想，陈其美、蒋介石等遂以三舰作为运动、争取的目标，一时响应甚众。

12月3日，“肇和”舰接到6日调往广东的电令，舰上的革命党人、实习军官陈可钧以为是起义预谋败露，于是请求立刻发动起义。经过公推，在沪革命党人选举陈其美为淞沪司令，杨虎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任副司令，决定5日水陆并举发动起义。

5日傍晚，杨虎和孙祥夫各率敢死队数十人，分乘火轮舢板开往停泊在高昌庙江段的三舰。杨虎一部30余人乘坐“虎威”、“虎率”登上“肇和”，发动舰上官兵起义成功，但因找不到弹药舱钥匙，拖延到晚6时才鸣响号炮宣布上海起义开始。孙祥夫率领的一组乘坐新购的“平湖”火轮船负责发动“应瑞”、“通济”二舰，航行途中被江面海关巡逻船拦截。经查所乘的“平湖”轮未办牌照，被勒令返回出发码头，以致“应瑞”、“通济”因未有外部革命党上舰发动，而没有起义。

得悉“肇和”舰叛变，驻在上海坐镇的海军耆宿萨镇冰亲自赶往“通济”舰稳定局势。6日凌晨4时，萨镇冰指挥“通济”和“应瑞”用舷侧炮猛烈轰击“肇和”，杨虎等未料该二舰没有起义，惊慌失措中下令起锚冲出吴淞口。因舰上专业军官多数被拘押控制，革命党人缺乏系统驾舰经验，无法使用起锚机，导致在原地被“通济”等炮击近一小时。“肇和”锅炉舱中弹，行将不支，最后以杨虎等跳水潜逃，“肇和”重新被夺而告终。事件中，驻沪海军司令处军官陈绍宽在“肇和”叛变事发后联络汇报及时，开始脱颖而出，炮击“肇和”一事成了“通济”舰生涯中第一次真正经历的战斗。（14）

“通济”舰进入南京政府时代后舰上加装的苏罗通高射炮。

此后民国时代的纷杂内战中，“通济”舰始终隶属在北京政府海军名下，用于军校毕业生实习。1919年北京政府和广东军政府进行停止内战的南北议和时，时任北京政府海军练习舰队司令蒋拯还曾乘坐“通济”前往潮汕，与护法军政府代表进行会谈。

北伐战争中，“通济”随随闽系北京政府海军投入国民革命军，1927年的龙潭之战中，“通济”曾与“楚同”舰配合守卫南京，在对北岸孙传芳部炮击时，一度飞桥中弹，“仍奋勇接敌，力挫敌锋”。（15）南京政府成立后，“通济”仍被列在练习舰队，主要担负福州海军学校毕业生的实习。闽乡的子弟们登上这艘和他们籍贯一样的老舰大都倍感亲切，将其人格化地称为“老通济”、“通伯”。随着各国对华军事禁运的解除，南京政府开始了一轮军舰武备改造计划，舰龄虽老、最高航速衰减至9节的“通济”，因为肩负的使命之特殊，也入选改造序列。

南京政府集中进行的老舰改造，主要的重点在于加装防空火力。“通济”舰配发到一门20毫米口径“苏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