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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新的生活。容忍是一个社会自强自信的主要标志，反观基督教世界，却越来越走向愚顽和激进主义。

不少人对宗教信仰的未来颇感担忧，其中就有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科隆（Christopher　Colón）的男人。虽然按他自己的推算，离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还有155年，但他为那些所谓的“虔诚者”对基督教的敷衍了事而感到愤怒，特别在看到欧洲对耶路撒冷的陷落似乎漠不关心后。带着一股热情和执着，他拟订了一系列计划，准备展开新一轮解救圣城的行动，同时也准备重新追逐亚洲廉价而多产的贵重金属、香料和宝石——他说，如果我们能够从事这些贸易，就可以轻松筹得解放耶路撒冷所需的资金。但问题是，他身在伊比利亚半岛，那是地中海最远的边缘地带，这使得他的宏伟理想几乎等同于白日做梦。

也许，可能还有一线希望。毕竟像佛罗伦萨的占星家和地图专家保罗？托斯堪尼（Paolo　Toscanelli）就曾提出过，从欧洲的边缘向西航行或许也可以抵达亚洲。在为这一鲁莽大胆的观点费了一大通口舌之后，科隆的计划最终得到了认可。他准备了一封写给大汗的致敬信，大汗的名字空着，等到知道确切的名字后再填上——拯救耶路撒冷的伟业即将起航。他雇佣了翻译，以便和蒙古首领交谈；他还聘请了懂希伯来语、迦勒底语（与耶稣及门徒所操的亚拉姆语关系密切）和阿拉伯语的专家，可能在和大汗以及臣僚的交往中派上用场。如某位学者所说，也许欧洲日益浓厚的反伊斯兰情绪，正预示着西欧与远东最佳沟通时机的到来。

1492年8月2日，也就是俄罗斯人预计的世界末日到来前的一个月，三艘大船从西班牙南部的巴罗斯？德拉弗龙特拉港（Palos　de　Frontera）起航。当他的船队朝着未知的地域进发时，这个叫科隆的人——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意识到他可能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将要把欧洲的重心从东方转向西方。

五年后，当另一支小型船队在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统帅下由里斯本起航进行长途探险（绕过非洲的最南端抵达印度洋）时，欧洲转型所需的所有零散要素终于各归其位。突然间，欧洲大陆不再是终点，不再是丝绸之路的末端，它将成为整个世界的中心。

第十一章

黄金之路

整个世界在15世纪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没有哥伦布等人所惧怕的世界末日，没有时间终结——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的。一系列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起航的、将来把南北美洲和非洲及欧洲连接起来并最终通向亚洲的远航均已起锚。在此过程当中又出现了若干条新的贸易通道，多数是现存通道的扩展和延伸，也有的是新通道取代了旧通道。新思想、新商品和新人物将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数量和速度向新世界转移。

新的黎明又将欧洲推向了舞台的中心，并为它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霞光，赐予它一个黄金时代。不过，欧洲的崛起给新发现的地域带来很多灾难。自16世纪开始出现的辉煌的教堂、精美的艺术和高档的生活标准，其背后都是有一定代价的：代价都来自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人。欧洲人不仅在探索世界，而且想统治世界。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应该感谢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军事技术和海洋技术的不断发展。帝国时代的建立和西方世界的崛起是基于某种大范围的暴力行动。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即通往民主、自由和人权的道路，并非古代雅典或欧洲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源于在遥远大陆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胜利。

这些胜利在1492年哥伦布驶往未知地域时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即便在21世纪阅读他的航海日志，仍能感受到他当时的兴奋和恐惧、乐观和焦虑。哥伦布相信他肯定能见到大汗，也能在解放耶路撒冷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也知道此行充满了危机、灾难和死亡。他的目的地是东方，他写道，但不是沿着“传统的航道，而是向西的航道，一条我们觉得以前可能没人走过的航道”。

然而，如此雄心勃勃的远航并非没有先例。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所处的是一个大航海时代，此前已经有许多成功的远航，将非洲和东大西洋的新世界展现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徒面前。而为这些航行提供动力的，则是非洲西部的黄金。关于那里矿产资源的传说由来已久，早期穆斯林作家一直将它称作“黄金之地”，有些人更附和说：“金子像红萝卜一样从地里生长，日出之时就可以收获。”还有些人认为这里的河水有神奇的功效，能让金条在夜里生长。黄金的出产量高得惊人，以至于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化学分析表明，穆斯林埃及著名的高档钱币是用西非出土、跨越撒哈拉大沙漠运送而来的黄金铸造的。

这里的大多数贸易活动都由古典时代晚期的万加腊（Wangara）商人控制。这些部落商人来自马里，扮演着和古代亚洲粟特商人同样的角色：穿越险阻地段，沿着危险的沙漠路线建立据点，以便从事长途贸易活动。一张将绿洲和贸易据点连在一起的商业网络由此形成。一些城市如杰内（Djenné）、加奥（Gao）和廷巴克图（Timbuktu）等开始蓬勃发展，这些城市后来都成了有砖砌城墙保护的皇家宫殿和辉煌寺院的所在地。

在14世纪初期，廷巴克图不仅是重要的商业中心，而且是学者、音乐家、艺术家和学生们的聚居地。知识分子们在尚科尔（Sankoré）的金格瑞巴清真寺（Djinguereber）和西迪叶海亚清真寺（Sīdī　Ya？yā）集会活动。这就是当时非洲智慧的灯塔和一些著名文献的诞生地。

因此毫不奇怪，这一地区将千里之外的人都吸引了过来。当曼萨？穆萨（Mansa　Musa）——或称马里的众王之王穆萨，“一个虔诚、公正的人”——路过开罗时，所有的人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14世纪他在去往麦加朝拜的路上于开罗暂留，带着众多随从和大量作为礼物的金银财宝。他在造访开罗市场期间花了太多太多的钱，以至于有可能触发地中海盆地和中东地区的小型经济动荡，因为大量新资金的流入使得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明显贬值。

来自远方国度的作家和旅行家详细记录了马里国王的世系，并记载了廷巴克图宫廷的仪式。比如说，北非的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就曾亲自穿越撒哈拉沙漠造访穆萨和他的都城。国王走出宫廷，头戴纯金无檐帽，身着红色短上衣，身后有弹奏金银乐器的乐师护卫。他坐在一座豪华的亭阁中听取帝国当天的消息汇报，亭阁上装饰着猎鹰大小的金鸟。虽然国王的财富无比充裕，但白图泰难以掩饰他对穆萨的失望：“他是个非常小气的国王，谁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贵重礼物。”

基督教欧洲对埃及的兴趣同样受到有关黄金传说的影响。北非海岸，如突尼斯、休达（Ceuta）和布日伊（Bougie）等城，都是黄金贸易的根据地。几个世纪以来，比萨、阿玛菲，特别是热那亚商人都将这里作为他们在地中海地区从事黄金贸易的重要基地。不过除了商业交往之外，欧洲人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不了解黄金是如何运抵这些海岸城市的，也不知道复杂的运输系统是如何将象牙、水晶石、兽皮和龟甲从斯瓦希里（Swahili）海岸的林波波（Limpopo）地区运到了非洲内陆、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在欧洲人的眼里，撒哈拉大沙漠是一张巨毯，将非洲大陆掩盖在神秘之中。人们无法知道在北非狭窄而富裕的海岸线深处究竟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发生。

从另一方面讲，人们当然也意识到，沙漠的另一侧就是财富的蕴藏地。这些在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Catalan　Atlas）——14世纪阿拉贡王佩德罗四世（Pedro　IV　of　Aragon）下令编纂的地图集——中都有精准的描绘：一个肤色较深的统治者，据说是穆萨，身着西式服装，手持金条，旁边的文字显示着他的财富，“该国的黄金取之不尽，他是这块土地上最富有、最高贵的国王”。

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对西非黄金宝物的探求基本上是无果而归。荒凉的海岸线（位于今摩洛哥南部和毛里塔尼亚）在当时根本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根本不值得人们远航几百英里去那不为人知的沙漠地带进行任何探索。然而到了15世纪，这一世界慢慢开始向人们敞开。

沿着东大西洋和非洲海岸的航海探险发现了一系列群岛，其中包括加那利群岛（CanaryIslands）、马德拉群岛（Madeira）和亚速尔群岛（Azores）。这些发现为新探索提供了支持，而且这些群岛本身也创造了丰厚的利润，因为这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特别适合甘蔗等作物的生长——此时的甘蔗不仅出口到布里斯托尔（Bristol）和佛兰德，而且远达黑海地区。到哥伦布出海之时，马德拉群岛已拥有每年300多万磅的甘蔗产量。这当然是以近代早期的所谓“生态灭绝”为代价，如一位学者所说。森林遭到砍伐，非原生物种（如野兔和老鼠）成倍繁殖，它们数量如此庞大，简直像是上天降下的惩罚。

尽管卡斯蒂利亚（Castile）的统治者（逐渐夺取了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的控制权）有意放眼新世界，但最终还是让葡萄牙抓住了先机。自13世纪起，葡萄牙一直在积极建立与北欧、南欧和非洲市场之间的联系。早在迪尼什国王（King　Dinis）统治时代（1279—1325），满载着来自穆斯林北非等地区大批物资的大吨位运输船，已频繁驶往佛兰德、英格兰、诺曼底、不列颠和拉罗歇尔（La　Rochelle），以及地中海地区的塞维利亚（Seville）等城市。

如今，葡萄牙的野心与日俱增，它的实力也不断增强。首先，热那亚已经被挤出了黄金贸易圈；接着，在1415年，北非海岸的穆斯林城市休达（Ceuta）也被征服，目的只是为了展现积极进取的姿态，因为这个城市没有太大的战略和经济价值。但事实上，征服行动适得其反，因为夺取该城的代价太高，不仅搅乱了建立已久的商业纽带，而且愚蠢的统治政策还引起了当地人的敌意，比如将该城的一座大清真寺改成了基督教堂。

此次交战只是当时伊比利亚向穆斯林展现敌对态度的行动之一。当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在1454年写信给教皇，请求得到大西洋独家探索权的时候，他说他的动因是想去接触那些“印度人，据说他们信仰基督，所以我们可以……规劝他们帮助基督徒一起对抗撒拉逊人”。

这并不是真实的意图，因为将葡萄牙扩张合法化的请求不仅意味着阻挠欧洲其他对手，更会被伊斯兰世界看成一种挑衅。事实上，葡萄牙的野心并不是插手穆斯林贸易、搅扰传统市场，而是在于开发新的贸易路线。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大西洋东部的各个群岛，正是它们为葡萄牙人提供了探险基地和停泊港口，提供了淡水以及支撑船只继续安全远航的基地。

自15世纪中期开始，葡萄牙就有计划地开始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以便延伸自己的触角并逐渐控制重要航道。阿尔金（Arguim，位于今毛利塔尼亚西岸）和圣乔治？达米纳（S？o　Jorge　da　Mina，位于今加纳大西洋海岸）都被建成了军事要塞和仓储城市。这些地方的建立主要是为了便于进口管理，15世纪中叶的葡萄牙人坚信，从事非洲贸易是皇家的专利。葡萄牙还在一开始就制定出一个行政框架，正式规定了如何管理将来探索到的每一块土地。新的发现（如15世纪50年代发现的佛得角群岛）正好为葡萄牙提供了试验的机会。

在此过程中，卡斯蒂利亚人并非毫无作为。他们试图削弱葡萄牙人沿着海岸不断向南扩张的势力，直接用武力攻击悬挂对手旗帜的船只。1479年的《阿尔卡苏瓦什条约》（Treaty　of　Alcá？ovas）使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一方面是给卡斯蒂利亚人控制加那利群岛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承认了葡萄牙在西非及其他群岛的特权。

然而，揭开非洲面纱、引发西欧转型的并非针对领土资源的高层政治、教皇特许或王室竞争。真正的突破出现于富有企业精神的船长意识到，除了买卖食油、皮革和黄金之外，还有更为简单轻松的赚钱机会。正像欧洲历史在过去多次证明的那样，收益最大的莫过于贩卖人口。

非洲奴隶贸易在15世纪进入爆发期，并从一开始就展现出这是一桩非常赚钱的买卖。葡萄牙的农场和种植园需要大批的人力。可以这么说，通过葡萄牙王子资助的首次非洲远航带回的奴隶数目，足以帮助亚历山大大帝打造一个全新的帝国。没过多久，富人的家里就“住满了男奴和女奴”，而奴隶主则把资金投向了别处从而变得更加富有。

很少有人对抓捕西非奴隶表示出道义上的不满，有的只是同情之声。一位葡萄牙编年史家记载过一次西非海岸捕捉非洲人的行动，描绘了1444年拉各斯港（Lagos）的呻吟、哀号和泪水。当俘虏们意识到必须“父子分离，夫妻诀别，兄弟永隔”的时候，他们的悲伤无以复加。“再怎么铁石心肠的人，都无法忍受这样撕心裂肺的场景！”一位旁观者这样写道。

然而这样的同情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买者和卖者都不太在意他们交易的是什么。王室也不在意，在他们看来，奴隶不仅是额外的劳力，而且还是另一种收入渠道：“昆托”（quinto），一种占非洲贸易收益五分之一的税。所以，带来的奴隶越多，卖掉越多，收益也就越高。连那位曾被自己的所见所闻深深打动的编年史家在两年后再次见到类似的场景时，都已经麻木了。他亲自参与了一场抓捕奴隶的行动，一个女人和她两岁的儿子在海边拾捡生贝，结果被抓了起来，同时被抓的还有一个14岁的姑娘。这姑娘奋力挣扎，结果三个男人一起用力才把她押到了船上。至少她在几内亚算得上是个美人，那位编年史家实事求是地说道。那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像动物一样，经常遭到围困。有人乞求王子签发特许令，配备多功能航船，并要求护航。王子不仅恩准，而且“马上挂帅出征……旗帜上印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悬挂在每一艘船上。于是，人口贩卖与王室行为联系在了一起，也与上帝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这些新的财富并没有给家乡欧洲的所有人都留下美好印象。15世纪末的一位波兰到访者对那里国民缺乏优雅礼貌的待客态度而深感失望。他写道，葡萄牙国王“粗俗、穷酸，没有风度，愚昧无知却非要将自己装成智者”。至于女人，“没有几个是长得漂亮的，她们看上去都像是男人，尽管整体上讲她们的黑眼睛都还比较可爱”。他还说，这些女人的屁股都很漂亮，“看上去如此丰满，事实上我得说，世上再看不到到如此美妙的后臀”。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女人同样淫荡、贪婪、薄情、虚伪。

奴隶贸易给葡萄牙国内经济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但在15世纪探索和发现非洲海岸线过程中，奴隶贸易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大。葡萄牙船队一直在向南航行寻找猎物，并建立自己的据点。那些好奇的乡间老者出门迎接这些来自欧洲的外人，结果大多被当场杀死。他们的长矛和盾牌通常被国王或王储作为纪念品收藏。

受到金钱的诱惑，探险者在15世纪的最后25年间沿非洲海岸线不断推进。除了运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