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章完结8（第1页）

，就能疼得人事不省。w61p

最后，救护车急救员打了电话请教求助师傅，四个男人扯住床单，绷得像一张纸，把我平移到担架，周身裹慢防震充气垫抬上的救护车。

我这里像本山大叔的小品一样要动不动就在关键处略去几百个字，因为被抬出国泰路宿舍后的三天是我不能回忆不敢回忆的惨痛地狱体验，用生不如死绝不过分。

我先是被抬到六院。因为我家依然贼心不死以为我是骨伤。光头一个我从未见面的叫做小宋的朋友鼎力相助帮我们通关系找医生，他的丈母娘和老婆陪着推着急救床的我们跑了整整一天，然而，我们能找到的医生看了我的血检报告都非常为难，因为单单从血检报告上看我不是他们所在科室的病症，而我已经痛得不省人事，不能移动，更不消说去钼靶、ct、x光等一系列项目，所以不能盲目不计科室收进去住院。然而不住院，看趋势我基本上就要痛死。陪我看病的杨阿姨皱着眉头看着已经痛得人事不省的我，想来想去说，要不就去约个petct吧。虽然要折腾那么一下，但不管什么问题都能一竿子捅出来了，不必一个接一个检查的折腾。

眼见天黑了，如果叫救护车回家实在是玄而又玄的玩命折腾，我只好打电话给梁老师请他帮忙打通关节让我随便哪里能住院住一夜，因为我当时躺在急救床上只能缓行不能疾走，稍有个颠簸就痛晕，经不起救护车上下的折腾，梁老师是研究社会保障的政要红人，和医院应该比较相熟，虽然六院是交大附属系统，梁老师依然不负众望给我塞进去一重症病房。那里，我度过了今生最为痛苦的一夜。后来我才知道，我那时的情况，没有用任何止痛药，没有几个人能撑得下来这种痛。

petct要提前很久预约，据说每个几天几星期是排不到队的。同事小苏开始出手相救，电话打给他，沉思片刻只有一句干脆的“行!我想办法!”，第二天早上，我被像运送木乃伊一样运到了华山医院，做了贵族体检petct。光头在窗子里看到看片医生开始一边衔着盒饭一边帮我看片写报告，后来可能我的病情太过危重，他衔在嘴里的炸大排掉了又掉，最后索性放弃吃饭赶写报告，嘴上的油都没有来得及擦就奔出办公室，面色凝重把报告塞到光头手里，很郑重地说“赶紧抢时间找医生!”

光头看完那个厚得像一本书一样的报告脸色有点发青。我用仅能活动的右臂接过来看，那个眼晕，一副我的骷髅骨架图都是黑的，旁边说明乱七八糟各类骨头名字肩胛骨、脊椎、肋骨、耻骨都标明高发病灶，看了半天才看懂最后一行结论：怀疑骨髓瘤，但是不排除不明实体瘤转移。

我非常清楚骨瘤就是骨癌，令人奇怪的是我当时怎么就没有电视剧电影里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的天旋地转两眼发黑。

搞笑的是，这时，手里的电话响了。我最好的死党之一俞靖从挪威回国途经香港，问我需要不需要买东西给我，我暗自苦笑却也口气轻松地告诉她我可能得了骨髓瘤，电话那边不明就里的傻孩子嘻嘻哈哈说“啊，那我应该是第一个知道你得病慰问的人啦!”

她不知道我挂掉电话后，痛得晕死过去。这句话不是形容词，是真实状态，是拍着脸颊叫不醒的那种。

光头的手机联系人无甚电话可以打，理工科的朋友圈子交际范围就是雷打不变那么几号做一样实验的人。我的手机联系人里，学医的竟然除了在英国进修读博士的海东，就是一个怀孕待产还没有博士毕业的亚云。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我从来不当回事，有google呢。但如果遇到我这样的情况，人到用时找不到，那真是磕头都没有地方拜神，才真应了下半句“事非经过不知难”

光头一言不发，我没有力气讲话，我可怜的爹妈不知这petct的结果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搞不懂为啥看不到哪里生了肿瘤，怎么瘤看不到在哪里还会那么痛。光头沉默了半天，和我商量到底应该选什么医院就诊，他认为应该去瑞金，因为骨髓瘤应该属于血液科，而瑞金血液挺有名。

想无可想没人在医院里，光头开始打电话给彭老师。

如果说应对我得病的过程中我们有所失误，那么第一个失误就是光头给彭老师的这个电话，光头说：“彭老师，于娟可能得的是骨髓瘤，我们决定去瑞金医院，您有没有认识的医生啊？”

瑞金是交大附属医院，如此这样打电话给一个复旦搞人文的院长，现在想来，好比个穷小子给奥巴马打电话“我想去俄罗斯发财，您有没有可用的资源？”

事不宜迟，无论能不能联系到医生，我们都要抢时间冲过去救命了。光头叫救护车抬着我去瑞金医院。我抱着溺水抓稻草的心情给老邱打了个电话。

老邱是挪威留学时候高我两届的师兄，我们在奥斯陆并无时间交集但因着朋友圈子的重合回国后在一起吃过几次饭，隐约我记得他是做医药行业的。我记得在电话那边的老邱听到我得病的消息表示了莫大的惊讶，同时很谨慎地说我不认识直接的关系，我试一试想想办法。

就是这个“想想办法”，救了我一条人命。

我被抬到了瑞金急诊。那时我已经出现因周身神经被癌细胞侵蚀痛无可忍而产生的周期性痉挛，任何外界刺激，其实比方急救车的震动、抽血的针尖碰到皮肤都会产生强而有力的抽搐，没有外界刺激也会不明就里的抽搐，这反映不受主管控制，以至于护士没有办法帮我抽血，也不知道应怎么对症处理，只给我在杂乱拥挤的厅堂里腾挪了一个阴仄的位置，任我自生自灭。

记得社会学有个“六度分离理论”，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stanleyilgra提出来的，他认为任何一个人和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所间隔的人都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我就能认识世界上我想认识的任何人。我开始用这个理论讲课一样安慰皱眉沉默的父母。

就在爸妈还没听懂的时候，光头和我打出去的电话开始陆续有了回应。瑞金血液科第一把交椅是一个姓沈的教授，我在急诊讲六度分离理论安慰父母的时候他在乘飞机，据他说一下飞机他的手机差点被打爆，然而沈教授大汗淋漓直接从机场赶回医院看完我的病历长叹一声“她90以上不是骨髓瘤”。

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我留在急诊室过夜。